自从上篇戚继光搅了马宁远的“踏苗毁田”，这件事情性质就变了。戚继光的出现，已经代表从裕王府派出的谭论开始直接阻止严党的“改稻为桑”。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往往都是从一些边缘的小人发起试探性攻击开始的。真到双方的大佬亲自上阵，比如第一集的财政内阁会议当中的政斗，那就意味着最后决斗开始，基本上就是你死我活了。
最后双方因为嘉靖的亲自调和，暂时得到平息，但双方都知道，政斗一旦展开，就必须有一方彻底出局才能终结。这道理甭管是严党还是裕王党都懂，嘉靖更懂。只是嘉靖需要让这场政斗的波及范围比较小而已，别闹得国家不安，打扰了自己的仙修。
这次浙江的“改稻为桑”，就是一次典型的，由上层人物设定，但由最底层人物开始一级一级往上蔓延的政斗。
身为正五品的杭州知府马宁远，虽然在稻农面前，已经是朝廷高官了，但实际上在这场政斗中，也就是个马前卒。与他对阵的戚继光，同样也只能算是裕王党最外围的一颗棋子。
马宁远失败之后，立刻气急败坏的去找总督胡宗宪告状，指望扳回这一局。浙江的官场重量级人物，第一次乱斗开始。
马宁远是具体做事的，自然是第一个站出来，一上来就没啥好话：
“我们在前面卖命，别人在后面拆台!干脆说，朝廷改稻田为桑田的国策还要不要人干!要这样干，我们可干不了!”这话看似非常强硬，实际上非常无奈。作为最基层的干部，其实对国家政策压根没有插嘴的权利，只能是被动的执行国家政策。政策一旦执行的出了差错，如果是政策本身设定就有问题，高层顶多开个会，讨论一下失败的经验，修正一下过去的指导方针。再严重些，也不过是政策的主导者，丢掉权力强制退休之类的。但下面具体执行政策的人，往往就需要付出生命代价了。
那躲过去行不行？
根本不可能。朝廷当中一定会有派系问题，因为最高权力只有一个，但争夺者却有很多。如果只是个芝麻绿豆的官员，那是不关他的事，但轮到知府这一级，对应到现在官场，就是地委书记这一级，想不想都得被卷入进去。
《大明王朝1566》书里面特别提到了，郑泌昌曾多年担任知府，死活升不上去，最后还是投靠了严世藩，才飞黄腾达成了二品高官当上了布政使。
无独有偶，前两年热播的《人民的名义》，吕州市的好干部易学习，也是多年来就在地委一级打转，最后轮到沙瑞金才时来运转。
一旦进入派系，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代表自己了，而是代表派系的利益。但派系的高层，只会给出指导性意见，不可能给出具体意见。那底下人干事，就只能风险利益自担了。比如马宁远，他何尝希望治下的百姓受苦受难，他也知道稻田必须灌溉，可那有怎样，上面催的紧，自己就只能卖命干了。
马宁远这话就能非常表现出这种执行政策时候的痛苦，面对民众的反对，就已经很难办了。谭论还在背后使坏，将来办不成自己的肯定是要背锅的。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指向就非常明确，到底能不能执行。
郑泌昌就不一样了，作为一省的封疆大吏，他的着眼点就跟马宁远不一样。郑泌昌太清楚，谭论的阻挠根本不是关键，关键还是目前的一把手胡宗宪。只有胡宗宪拍板说继续干，那才能干下去。那怎么才能说服胡宗宪？自然抬出更高层面的人来施加压力，逼迫胡宗宪就范，所以郑泌昌说的话就是：
四个月过去了，朝廷叫我们改种的桑田还不到两成。内阁几天一个廷寄责问我们，这才叫马知府他们赶着去干。今天织造局谈生意我们都在场，五十万匹丝绸年底前要交齐，我们浙江却产不出这么多丝，到时候恐怕就不会只是内阁责问了。杨公公他们在吕公公那里交不了差，吕公公在皇上那里也交不了差，账一路算下来，我们这些人只怕不是撤差就能了事的。核心含义就两个，第一这是内阁逼的。第二，现在司礼监也已经卷进来了。如果将来出了问题，两大中枢都得找咱们算账，咱们得一起背锅。
当然，这是明面上的意思。
背地里还有别的意思。
马宁远作为知府，可能对上面的事情，只是得到点风声，具体是怎么回事，其实并不知道。但作为朝廷二品严世藩的心腹，郑泌昌可对上面的事情知道的很透彻。在郑泌昌眼里，胡宗宪明明是严党的人，“改稻为桑”又是严嵩定的事情，胡宗宪为什么就会各种阻挠，死活不干呢？那自然是因为谭论所代表的裕王势力。看来胡宗宪是准备投靠裕王派了。
郑泌昌猜是这么猜，但又不能直接问。另外，虽然郑泌昌是严党，但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也断然不敢跟马宁远似的公然跟裕王派翻脸。所以，严世藩他得罪不起，“改稻为桑”就必须推行，但裕王派他也得罪不起，所以说话的时候，就只拿国策说事儿，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已而为之。将来就算裕王登基秋后算账，他把责任往严世藩头上一推，照样可以确保自己无忧。
相比之下，何茂才头脑就简单多了，上来就说：
我看是有些人在和朝廷对着干! “省里调兵给马知府去改桑田，就是为了防着刁民闹事，现在好了，刁民闹到总督衙门了!到底是谁下调令叫戚继光把兵带走的?当着部堂大人，还有杨公公在，自己说清楚!”这是摆明了跟谭论叫板。
何茂才的想法就没有那么复杂，他不想关心这件事情背后到底牵扯多少关系，他的目的非常清楚，只要搞定谭论，“改稻为桑”就能继续干下去。
但这也不意味着何茂才就是傻子，其实此人粗中有细。何茂才之所以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叫板，背后的底气也来自于国策。虽说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改稻为桑”的国策就是严党推行的，裕王派并不同意。但这个策略是嘉靖拍板定下来的，而且从明面上看，内阁发下来的时候，代表的就是整个内阁的意思。何茂才作为底下干事的，执行内阁命令，是没有过错的。相反，现在的谭论，反而是动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挠国策执行，这反而是错误的。最关键的，就算将来事情翻盘，作为浙江省的第三号人物，就算论罪也轮不到他头上，他自然有恃无恐。
但平心而论，何茂才确实鲁莽了一些，看上去挺豪气万丈，但实际上远不如郑泌昌绵里藏针，来的风险更小也更有效些。
按理说，何茂才已经把话说明了，谭论就必须站出来表态了。当然，谭论也可以缩头不表态，郑泌昌何茂才自然不敢也不能把谭论怎么样，但郑何二人就可以把帐算到戚继光头上了。
很明显，谭论好汉做事好汉当，准备站出来抗雷时，令所有人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胡宗宪居然站了出来，说是自己下令给戚继光撤兵的。
这明显就是谎言。
因为马宁远之所以能调动戚继光的兵去踏田，所以依靠的手续，就是部院出局的调兵令。这调兵令明显就是胡宗宪出具的。这就说明就是马宁远干的这事儿，他是同意，或者至少是默认的。要是没有胡宗宪的态度，作为胡宗宪的人，马宁远也不可能那么卖命的去干，还跟谭论顶起来也理直气壮的。
但此刻胡宗宪就说是自己干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不太可能，但又没一个人敢质问胡宗宪，于是大家都震惊了，但都沉默不语。因为这是不是意味着胡宗宪从此刻起，就要脱离严党，加入裕王派系了，大家谁心理也没数。大家都等待着胡宗宪后面的话。
可胡宗宪又一次出乎大家的预料，根本没打算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撤回调兵令，反而直接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
以官府的名义向米市上的米行借贷一百万石粮，现在借贷了多少？这个问题一下子问的主管钱粮的郑泌昌有点懵了，迟钝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说：
“很少，都说缺粮。”胡宗宪紧接着又问：
“外省调的粮呢?”郑泌昌又开始诉苦：
“和往年一样，一粒也不愿意多给。”紧接着胡宗宪就爆发了：
我是浙直总督，又兼着浙江巡抚，朝廷要降罪，都是我的罪；百姓要骂娘，该骂我的娘。改稻田为桑田是国策，必须办。可桑苗现在插下去到秋后也没有几片嫩叶养中秋晚秋的蚕。官府不借贷粮食，只叫稻农把稻田改了，秋后便没有饭吃，就要出反民!每年要多产三十万匹丝绸，一匹不能少。可如果为了多产三十万匹丝绸，在我浙江出了三十万个反民，我胡宗宪一颗人头只怕交代不下来!”这段话的核心含义就是，你们这么干，我胡宗宪不同意，要背锅，大家就一起背！
但这是胡宗宪的真实的想法么？
自然不是。
从后续的剧情也能看出来，胡宗宪这段话虽然把利弊说的很清楚了，但是郑何二人根本没当回事，反而把事情办得更糟糕了，后面的“改稻为桑”直接就成了“毁堤淹田”。
那胡宗宪说的不对么，为什郑何都不听？
胡宗宪说的是对的，但郑何二人更清楚，如果国策因此就不执行了，自己虽然避免了砍头的潜在危险，但严世藩岂会绕过他们。胡宗宪是严嵩的嫡系，严世藩自然动弹不得，郑何二人可是严世藩的心腹，如果不听大哥的命令，那后果撤职查办都是轻的。所以胡宗宪说的虽然对，但对的没全说。郑何二人计算的才更准确。
那胡宗宪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胡宗宪一方面看见“改稻为桑”潜在的巨大危险，另一方面也十分清楚，这就是严世藩捣鼓出来的，严嵩是被裹挟进去的。第三，胡宗宪在本剧里面，算是个好官，虽然做不到海瑞那般爱民如子，但好歹也得让治下的百姓过得下去。
那胡宗宪为什么不明说？
这道理很简单，官场上能说真话么。
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思考时候的出发点，和利弊的判断方式，必然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胡宗宪有胡宗宪的想法，郑何则有郑何的想法。既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那到底该执行谁的想法？
很多人就会天真的认为，谁的想法对，就执行谁的？
这就是典型的理论派错误。因为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想法对，认为别人的想发错。可决定只能有一个，而且决定一旦做出，那是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
当年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在古巴搞革命的时候，很多年轻人觉得革命是个很浪漫很英雄的事情。于是很多年轻人就头脑一热参加去了。等他们发现所谓的革命成天就是钻山沟吃不饱穿不暖时，就要打退堂鼓，脱离革命队伍。但这时候就引发了剧烈争论。
这些年轻人，到底能不能脱离队伍？
作为年轻人自然觉得能，因为革命队伍本来成天说的也是追求自由平等之类的，那自己肯定拥有脱离的自由。
可另外一些老兵就提出，这些年轻人已经知道了他们深山里的革命根据地，万一他们下山之后，被政府军抓住，让他们做路探怎么办。
这就是理想中的问题，与现实中的区别。
很多时候，人们谈论起各种权利，都是靠法律条文去推导，从世界伦理去推导，其实并不对。权利只能从实际当中去推导。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能被兑现的权利，才是真权利。
胡宗宪固然拥有自己行为的权利，但他的决定却会让所有相关人员都受到牵连，那就必须说出一套能让所有人信服的道理。
可惜胡宗宪的道理还是没能说服其中一个人，那就是杨金水，于是杨金水反驳道：
“部堂大人，你们浙江的事我过问不了，可织造局的差使是我顶着，今天这笔生意我可是替朝廷做的。眼下从江宁织造坊、苏州织造坊加上江南织造局的库存一共也就十几万匹。照两省现有的桑田赶着织，就算一年内分期付货，到时候还要短二十多万匹。那时候内阁不问你们，宫里可要问我。”杨金水的意思很明白，虽说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但你不配合我，那将来我自然也不会配合你。
胡杨二人的核心分歧，其实还是因俩人位置不同造成的。作为浙江官员，无论是胡宗宪，还是郑何，甚至包括马宁远戚继光谭论，都守土有责，万一将来出了反民，那大家从上到下，集体背黑锅，一个都跑不了。可杨金水是织造局的，他只对司礼监负责，只对皇上负责，民生之事一概不管。那胡宗宪这套话自然吓不住他。
可胡宗宪也没权力去管杨金水，所以胡的办法就剩一条了，请示上级领导：
“所有的事我今天就给朝廷上奏疏，请朝廷督促邻省给我们调粮。布政使衙门和按察使衙门现在立刻去向各米行催贷粮食，所有的借据我胡宗宪加盖总督衙门的印章。运河上每天都是运粮的船，有借有还，为什么就借贷不到?不愿借粮的以囤积居奇问罪!逼他们，总比逼百姓造反好!”事情又向上传到了一级，这次该严党高层争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