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死刑案件有效辯護之黃堅明辦案實錄：毒品命案辯護與法律常識
黃堅明：廣州市律師協會普通犯罪專業委員會委員、毒品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暨毒品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
因經常辦理涉毒命案，我們深知毒品命案辯護之艱難，但實務中也常常遇到命案判決書裡“藏匿”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另類故事。為何用“藏匿”兩字，根源是辯方稍不留神，關鍵辯點就有可能被疏忽了。而辦案人員將其不利點或硬傷處“層層包裝”起來，那也是常態。一般情形下，沒有誰願意將自己的“死穴”公之於眾。當然，有些“梗”並非辦案人員不懂，僅因其有罪推定思維根深蒂固，致使其判斷或論述犯了常識性錯誤。我們僅僅分享其中幾例，供大家思考。
一、審判長如何知曉涉案毒品客觀存在
真實案例庭審摘錄。審判長問：“陳某某，辦案人員發現涉案箱子裡夾藏有大量毒品，對此你如何解釋？”被告人陳某某答：“我無法解釋。”
粗看一下，審判長的提問沒有問題，但實情並非如此。核心理由是涉案箱子早已被郵寄到國外，法官及其他辦案人員如何“知曉”涉案箱子裡面就藏匿有毒品呢？審判長審案時，其如何掐指一算就敢斷定遠在國外，甚至早已滅失的箱子裡面一定“藏匿”有毒品呢？這樣的庭審畫面真實發生了，辯方應如何反駁，如何應對此種情形呢？我們查閱庭審筆錄，結果是辯方對此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問題是：被追訴人及其辯護律師能否當庭反駁法官嗎？能當庭反問審判長嗎？辯護律師能否反問道：“審判長，您如何知曉涉案箱子裡面有毒品呢？”
針對此種情形，如何應對才是更恰當呢？因此案已處於二審階段，我們在內心也在反問，假定當時我們在庭上，我們會怎樣處理此事呢？對此，我們只能說，不同律師有不同的處置方式，但沉默不回應的做法，肯定是不恰當；退一步來說，辯方在法官發問環節不回應，辯方在辯論階段也可以對此作出回應，並明確提出訴求，期待合議庭站在客觀、中立立場處理此案。
二、同案人未“指證”被追訴人便無罪釋放背後的邏輯推理
我們正在辦理某起涉毒命案，案情細節不談。我們覺得一份《情況說明》及判決書對應說理內容背後涉及的邏輯推理異常“怪異”。具體說明如下：
其一，“官方”的無罪邏輯是因兩名同案人或同案犯張三、李四（均系化名）未指證涉案疑犯王五（化名）涉毒，為此辦案機關認定王五涉案行為不構成犯罪，並且是王五週一被抓，週二晚上便獲釋放。假定辦案人員都如此“通情達理”，我們的法治早已“大步向前”了，但司法現狀絕非如此。
其二，因張三、李四均不認罪，均強調涉案毒品犯罪行為與其無關；反之，他們均強調《起訴書》《一審判決書》認定的涉毒行為系王五所為，事實上《起訴書》和《判決書》也認定王五參與其中。對此，張三還當庭控告王五蓄意誣告陷害張三，將王五獨立實施的涉毒行為推卸到張三“頭上”。事實上，起訴書》和《判決書》均認定張三、李四均實施了涉案毒品犯罪行為，但其同時認定張三參與其中，但涉案行為不構成犯罪，核心理由是張三、李四未“指證”王五。
其三，張三、李四自我辯護的實質是強調自己無罪，自己是“無辜”的，涉毒“真兇”是王五，且張三對王五還當庭提出刑事控告。顯然，張三、李四一方面強調自己是無罪的，一方面強調涉案行為是王五“幹”的，如何清晰明瞭的邏輯，結果到了辦案人員手中，就“演變”為：張三、李四不認罪，且沒有“指證”王五，所以王五就是無罪的。如何推理，如此說理，成立嗎？如此論述就出現在毒品命案判決書中，說明什麼問題呢？
顯然，所謂的同案犯或同案人未“指證”，明顯就是託辭！即便張三、李四認罪了，當庭指證涉案王五了，辦案機會真會將此案發回重審嗎？真的會將涉案王五抓捕起來進行判決嗎？未必，這是毒辯律師、刑事律師的直觀判斷，根源是我們的司法仍在法治路上，諸多不規範現象仍不可避免。
三、匯款行為有異常能否認定被追訴人意圖購毒
在某起涉案命案中，被追訴人確實有多次大額轉出款項的事實，收款方也確實涉毒，這是客觀事實。但案件爭議焦點是被追訴人所匯款項究竟是借款，還是購毒款，控辯雙方對此存在根本性分歧。檢方認定涉案款項是購毒款的核心理由是收款人的指證，以及雙方沒有簽訂書面借款協議的異常情形。但問題是，被追訴人涉案行為有異常，就可以推導出其意圖購毒的唯一性結論嗎？有收款人的指證就一定成立嗎？
對此，我們僅強調兩個基本事實：一是涉案收款人，即涉案毒品賣家當庭翻供了，其當庭明確其有向借款人借款，導致其認罪供述真實性存疑；二是異常情形應包括“明顯異常情形”和“一般行為異常”。不管是哪種異常情形，異常與否，都是辦案人員的一種推定，不具有當然合理性；對此，我們都應聽取被追訴人的合理辯解，更要核實其辯解是否具有合理性。機械性斷案，後果必然是荒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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