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聖八年，年僅19歲的王拱辰以過人的詩賦策論才華力壓歐陽修、陳希亮等一眾才俊奪得狀元。有趣的是，榮獲狀元的王拱辰自己都還未知曉金榜題名的消息，就被薛家邀請進府一敘。要知道，王拱辰只是一個家境寒苦的下層鄉民，而薛家是參知政事的當朝宰相薛奎，但為何地位顯赫的薛奎會如此地重視王拱辰呢？
其實，這還要從宋朝所特有的一種婚姻文化：“榜下捉婿”說起。“榜下捉婿”意指在發榜之日各地富紳們全家出動都聚集在中舉士子們去期集（特指唐宋時進士及第後按慣例聚集遊宴）的這段路上，只要在此看到中意的中舉士子，他們就會爭相“捉婿”，而全然不考慮對方的家世背景、生辰八字，甚至是否已娶妻這些問題。
這也就是我們看到的《清平樂》中出現的一幕：榜單還未發放，薛奎就著急忙慌的相邀王拱辰進府“薛府請新科狀元王拱辰過府一敘”，並且還詢問“歐陽修是否娶妻”，但歐陽修已求取胥學士家女兒。
翰林學士胥偃初會到歐陽修，便“一見奇之”，認為“子當有名與天下”，待歐陽修“登第，及以女妻之”。
所以，“榜下捉婿”的風潮讓宋朝的中舉士子們炙手可熱，而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股“崇尚官爵”的社會風氣，為此坊間還把宋代成為“官人世界”。那麼為何宋朝會成為文人士子的黃金時代呢？
其實，這與宋朝的科舉制度有關。據史料記載，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科舉制度最完善的朝代，並且宋朝是第一個全面推行科舉取士來為朝廷選拔官吏的朝代，所以朝廷也在各個方面都優待考生，如給赴京趕考的士子們提供住行補貼費用和來回路途費用；通過“特奏名”為屢次不中的士子廣開入仕之道；還開創了給予狀元“騎馬遊街”的榮譽，為此也就有了民間的流傳：“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此外，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只要是進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遷的速度和級別之高也是其他途徑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所以，宋朝政府的高級官員中，科舉出身者佔了壓倒優勢。如北宋時期的首相和其他宰相中科舉出身的人就佔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正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加之宋真宗皇帝曾寫了一首勸學詩鼓勵文人墨士去讀書考取功名：“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所以在皇帝的號召和誘人的科舉制度下，眾多的寒門士子看到了出人頭地的希望，他們苦讀數載把趕考走仕途作為人生奮鬥的終極目標，而一旦科舉勝出，他們不僅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還能與富豪聯姻，娶妻得財。
據《寶釣四年登科錄》記載，錄取進士共六百零一個，其中貴族出身一百八十個，平民出身四百一十七個）。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門第觀念一直是婚姻的最大阻礙，但到了宋朝，文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他們不僅被上層階級認可，並且中了進士後平步青雲的前途為他們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一日成名天下知”。所以宋朝的婚嫁標準也隨之轉變為“不問閥閱”。
於是一些富裕階層希望通過與新科進士聯姻跨入上層社會，一些大臣企圖通過新科進士來穩固在朝中的地位，所以就出現了大臣和富豪們爭相搶婿，大家閨秀們擠破腦袋爭當“官夫人”的局面。更有趣的是“娶妻論財”也成為了一種婚姻風尚，如淳熙年間，太學生黃左之登第後，做了汝陽王生的女婿，便“得奩五百萬”，頓時“花窮薄為富豪”。
但是大宋官位畢竟有限，於是在這種“僧多粥少”的形勢下，“榜下捉婿”還鬧出了不少笑話。據說有一個權貴看中了一個新科進士，二話不說就派了十幾個家丁把他簇擁至家裡。這位權貴對新科進士說：“我家有一小女，長得也不醜，願意嫁與公子為妻，不知可否？”那新科進士深深一鞠躬謝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說，如何？”
於是，人們藉著這些笑談又把宋朝時期的“捉婿”戲稱為“臠婿”（“臠”乃肉塊，可見比喻非常形象）。雖然“榜下捉婿”的做法有些滑稽、諷刺，但透露出宋朝對文人的重視以及寒門士子命運的改變。
不過，任何事都有兩面性，“榜下捉婿”或多或少還是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一些士子一心考取功名，不立業就不成家，於是出現了眾多壯年也不娶妻的士子，據陳師道《後山詩話》記載：有個杭州舉子中弟時年逾古稀，以致友人風趣地祝賀道：“應是窮通之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著荷衣便著誹”。
以上就是宋朝獨特的婚姻文化，可見，除了唐朝外，宋朝也是一個魅力四射的朝代。據傳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說過：“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這也就更加證實了宋朝文化的強大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