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賢禮
四十年前的一九七八,給我們這一輩人留下了太多的記憶。祖國科學的春天的到來，禁錮思想的樊籬的衝破，撥亂反正，百廢待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昭示著一九七八，是一個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輝煌年代，祖國這艘巨輪從這裡揚帆起航，改革開放，大潮湧起。這是一個國家的記憶，民族的記憶！
一九七八，給了我個人太深的記憶，七月十七，十八日的中專考試，使我的人生髮生了根本的改變。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七，天氣似乎比往年的七月更加酷熱，我們正在遂川中學考場上參加中專考試。整個考室就是一個熱氣騰騰的蒸籠。手中的毛巾汗溼漉漉，第二堂數學考試，最後兩道數學難題做不出來，讓我緊張得汗流夾背。監考老師熱乎乎地搖著蒲扇，走過來，晃過去。我心煩意亂，思索了很久，題意都還沒弄清椘，結束鈴就響了，只好交白題啦！
最後那堂理化合卷的考試，我考得最糟糕，初中高中沒學好，理化知識很薄弱，複習之前，連氯化鈉的分子式都寫不準確了，考試了，試卷上幾個分值很高的題目卻無從下筆，估計及格都成問題。第一堂的政治考得較好，時事政治的內容居多，複習時著重圍繞“抓綱治國”、“新時期的總任務”、“四個現代化”等主題深入複習過。第三堂的語文考試較輕鬆，基礎題也不難，作文題《在學習新時期總任務的熱潮中》，複習時也擬過這方面命題的作文提綱，寫起來如行雲流水，自然通暢，寫的是廖坊小學在學習總任務的熱潮中的先進事蹟，還用了三個小標題：學習總任務，宣傳總任務，貫徹總任務。這文章自我感覺寫得很不錯。兩天的考試，在炎熱和緊張的氣氛中結束了。接下來是耐心的等待，希望渺茫的等待是難捱的，一日如三秋嗬！
圖片來自網絡
我是一九七五年夏天讀完高中的，畢業後懷著“滾一身泥巴，灑一身汗水，磨一手老繭，煉一顆紅心”的豪邁之情，當了回鄉知青，在山窮水瘦的故鄉“修理地球”。七五年九月，通過公社的統一考試，我被招為民辦教師，在本大隊廖坊小學當“孩子王”。每月國家撥給十四元工資，其餘由大隊向各小隊統籌，年終發給一個正勞力的平均工分值。雖然待遇很低，比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要好得多。本大隊的幾位高中同學對我既羨慕又有點妒嫉。我對上級組織的關懷也心存感激，決心努力工作，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盡心盡責培養好革命事業接班人。由於工作努力，表現好，七五年十二月，經大隊黨支部的推薦，公社團委批准我擔任本大隊的團支部書記。工作多了，擔子重了，自已認為這是鍛鍊的機會，青年人應該不怕苦，不怕累，為黨為人民多做工作，自已也總是滿腔熱情去工作。七六年五四青年節，大隊團支部被評為西溪公社先進團支部。
遂川縣大汾中學高二（1）班全體同學畢業留影 1975/6/27
七六年八月，大中專招生的推薦工作開始了，本大隊的廖命生與我是小學的同學，小學畢業後去讀“共大”，半年後一輟學在家，後來當生產隊長，一年後當大隊會計，這年被推薦錄取在井岡山師範遂川分校讀書，兩年後，他將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公辦教師，成了“國家的人”。他的“運氣”給了我信心和力量。當時的政策，知青在農村要幹滿兩年後，才有被推薦的資格。我要好好地再幹一年，又是大隊幹部和民辦教師，起碼是高中畢業，很有資格被推薦到大中專學校去讀書。當時，這是跳出“農門”的唯一途徵。當年，能推薦上大學是思想好的表現，是知識青年應有的理想和追求，當然，靠拉關係，走後門，投機取巧卻另當別論了。那年代,想跳出“農門”,追求上進,是沒有錯，是無可非議的,人心從高水從低嗎,那時，青年人連作夢都想找工作。那年代，人們對“勞動”和“工作”有相當樸素而又簡單現實的認識：“搞勞動”就是種田幹活當農民，是最沒出息的，“搞工作”就是當工人當幹部，拿國家工資，是最讓人羨慕的。村裡有個三十多歲的單身漢，被大隊抽調去吉安造井岡山大橋，到天遠的地方去當苦力，誰也不願去。大橋竣工後，這些勞工都分配了工作,我大隊那位單身漢被分配在安福某煤礦當採煤工人，竟成了“國家的人”，他的“運氣”讓那些當年不願去造橋的後生們後悔極了！後來單身漢還娶回了漂亮的老婆，每次休假回家，穿著皮鞋，戴著手錶，真讓人羨慕極了。
到了七七年九月，大中專招生的推薦工作還沒點動靜，招生要通過嚴格的文化考試的消息傳得沸沸揚揚，直到十月十二日，恢復高考的官方消息才正式公佈，一聲春雷響遍神州大地，塵封了十一年之久的中國高考大門重新開啟，千百萬知識青年歡欣鼓舞，改變命運的機會來了！特別是“老三屆”們得到了特別的關注：報考條件十分寬鬆，婚否不限，年齡可放寬到三十歲，甚至三十開外。共和國沒有忘記我們，更沒有忘記“老三屆”他們，只不過是遲到的春天罷了。
學生證上的照片
我們在初中高中都沒有較系統較完整地學過數理化知識，初中學的是什麼《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高中雖有數理化課本，但上課很不正常，讀報刊，學政治，走出校外去學工學農，請老農進校講鄉村農事，加上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反擊右傾翻案風，批林批孔，評《水滸》，反潮流，批判師道尊嚴，“不學ABC，照樣幹革命”。在“教育要革命”的形勢下，根本沒好好學科學文化知識。如今要恢復高考了，我們都慌了神，緊張了，只有兩個月的複習時間了，最要命的是沒有複習資料和課本，再是在鄉下自已不懂的，當地就沒人可問了。我去過本村廖惠棟老師家裡找過資料，他是讀大學期間參加抗美援朝的，回囯後分配在山東平度縣一所中學當教導主任，五七年錯劃為右派，遣回家鄉勞動改造，書本資料早被“運動”完了。問他數學難題，也解決不了。也是的，二十年的勞動改造，那些知識早被化為汗水灑在了家鄉的山崗田野裡了。在公社當電影放映員的高中同學廖名愛告訴我，縣城某中學有老師在翻印數理化複習資料，我讓他給我買了一套，二十元，拿回來的是一捆雜亂的油印散頁，還要自已動手分科按頁碼整理後裝訂成冊，但質量差，趕工趕時以賺錢為目的的油印資料，模糊不清，錯處連連，內容也偏深，對複習起不了什麼作用。後來，在西溪中學聽過兩天覆習課，講課的是縣文教局組織的一批老師，他們分組分片下去，一個公社兩三天，複習雖是提綱挈領，由於時間關糸，缺乏細節和例證，但還是有點作用。後來，一個在中學當老師的遠房親戚，幫我找到幾本書。那時，我和廖名愛經常在一起，他白天覆習，晚上放電影;我白天教書，晚上覆習，難隔三兩天，我們總會抽空在一起，探討難題，互相交流，互換資料。緊張的一個多月的複習就結束了，高考來臨了！
畢業留影 1975年6月
七七年的十二月三日，我們走進了考場，雖然是嚴冬，但都說那是“暖冬”，那恢復高考的一片陽光溫暖著我們。我報考的是文科，政治考得還可以，題目全做完了。數學難度大，幾個大題做不出，只好套句電影裡的臺詞來自我解嘲：“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對手太狡猾了”！史地合卷這兩門也不太容易做，語文倒容易些，總共兩題，一是直譯古文《自相矛盾》2O分，一是作文《難忘的時刻》8O分，略一思索：去年毛主席逝世那一刻是最難忘的，不就是廖坊小學組織全體師生在操場上集體收聽廣播的那天的事嗎？九月十八日，也是我母親的生日，我記得清楚，於是敘事抒情，洋洋灑灑六七百字，頌揚功德，寄託哀思，寫得如泣如訴，寫完後，自已覺得很滿意。走出考場，聽見議論後，我嚇懵了：“……九月九日逝世”，……“九月十八日追悼會”，完了！日期記反了，說是“最難忘”，怎就記錯呢？忘了呢？這樣混淆日子，忘記了“最難忘”的事，文章能給分嗎？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殘酷的現實讓我傷心了，我恨我自已。
恢復高考第一年，西溪公社百十號考生參加考試，無一人中榜，大專一個“光頭”，中專“光頭”一個。獎連知青隊高夏生，考取在江西醫學院，他屬於縣城下放的知青，非屬本土。
轟轟烈烈的七七高考，在西溪就這樣悄無聲息地落下了帷幕。
偶然聽到大汾的高中同學黎抒材和草林的同學黃少峰、黃少荷兄妹七七年報考中專，三人都錄取在井岡山師範遂川分校，他們給了我促動和啟發，有些後悔當初自已報考大專那自不量力的選擇。
轉眼到了七八年暮春，我和廖名愛在一起商討七八年的報考打算。他說要背水一戰，再考大專，他將辭去放映員的工作，到他伯父的工作單位--大汾供銷社住下來複習，“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攻數理化”。大汾有高中班，有難題可直接請教高中老師。我很佩服他的膽識和精明。我也跟他說出了我心裡的糾結：要考大專，必須“脫產”複習，才有較大的把握。但是，“民師”的微薄收入對我那個貧病交加的大家庭來說，還真是特別需要，如放棄“民師”工作去複習，又沒考上的話，那將是“飯甑脫底兩頭空”，不敢冒這個險，再過一年就超齡了，因此，七八年必須從實際出發，穩抓穩打，以“考取”為目的，以跳出“農門”為目標，決意報考中專，題目較容易，把握較大，要知道“過了這村就沒那個店”啦！他說我相當現實。
目標已定，雖沒有破釜沉舟，那複習也必須分秒珍惜。在那古廟改成的小學裡，白天粉筆課本教書匠，晚上青燈黃卷苦行僧。煤油燈下熬紅了眼睛，燻黒了鼻孔，經常複習到凌晨一二點，有時還通宵達旦。複習任務未完成，眯糊著眼晴想睡覺時，耳邊又會響起“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問窗前吟”的詩句，偶爾還會以“......黃金屋，......顏如玉”來激勵自已。
七八年七月十七、十八日為全省中專考試時間，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為全國高考時間。全公社報考中專的有四十多人，由公社文教幹事張光仕帶隊，西溪中學會計黃謙慈為聯絡員。七月十六日，考生在公社集中，公社的兩輛拖拉機，先把考生交來的兩三百斤大米，近兩千斤柴片和考生的被單席子，炊事用具等運到縣城，再返回裝我們考生，別看是拖拉機，安全係數還是較高，那時極少出車禍。一路上拖拖拉拉，搖搖晃晃，晃得大家頭昏腦脹，幾個小時才到縣城。借住的是泉江大橋南端右側的一棟土磚樓房，門前有個大禾坪，大廳樓上安排睡男生，席子挨著席子。蒸大甑飯，煮大鍋菜，睡大通舗。七月火燒天，天氣熱，人氣熱，瓦棟上的熱氣往下壓，禾坪的熱氣往屋裡灌，到處熱浪滾滾。好在屋後是河岸，幾顆大樹是巨大的遮陽傘，水邊有個小碼頭，看書複習還有個去處，只有到下半夜熱氣才逐漸減退，勉強可以睡覺。在這酷熱的暑氣中熬過了這場難忘的中專考試。
圖片來源網絡，當年高考的場景
九月初，我和衝下的羅治中，暖水的駱傳桂，黃源知青隊的廖曉明四人接到了中專體檢通知書，廖名愛接到大專體檢通知書。
十月中旬，我接到錄取通知書，錄取在井岡山師範遂川分校，還附有考試成績單：政治83，語文79，數學68，理化56，總分286分。後來才知道離中專最低錄取分數線（247）高出39分。廖曉明錄取在省交通學校，廖名愛錄取在江西中醫學院。
在那貧窮落後的鄉村裡，被“文革”耽誤的一代，在大中專錄取率非常低下的情況下，也考出了大專.中專生，實現了零的突破。這件幸事發生在四十前，也曾轟動一時。放在今天，不值一提，即使考個重點，一本，在鄉村也不稀罕了。
十月二十四日，學校開始報到，我挑著棉被草蓆，衣物木箱等行李，步行十里小路，去西溪街上趕乘大汾至縣城唯一一趟班車，誰知班車已滿座，車子從身邊一溜就過去了。後來，好不容易攔下一輛大汾來的拖拉機，跟司機好說歹說，才乘著拖拉機下縣城。別說我好象就跟拖拉機很有緣似的，其實，那時附近幾個公社連四輪汽車都沒有。到縣城後，在遂川飯店吃了一碗九分錢的光面，稍作休息後，挑起行李，沿泉江河岸順江而下，從老鐵橋頭橋孔下穿過，一直從卜村走到螺潭，十里有餘，一路不斷打聽，最後走進了既無校門，也看不見校牌的井岡山師範遂川分校，從此要實現由民辦教師到師範學生的角色換位，這裡成了我求知的新起點。
報考時，我填的志願都是省城和地市的中專學校，沒成想錄入這所師範學校。在學生中一打聽，我的成績佔中上，很多人比我高，有六七個是三百多分的。後來傳聞說是地市某領導很重視教育，很有發展眼光，對井岡山師範在各縣的分校的招生工作，作了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當過民辦教師和代課老師的高分考生，又服從志願調節的，都招進本縣分校;雖沒填師範學校，但服從志願調節的高分考生，也要招進本縣分校。這樣就保證了師範的優質生源，過幾年，各縣都能打造出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後來教育發展的事實證明了這一規定富有遠見。
井岡山師範遂川分校新辦才兩三年，地點設在瑤廈公社螺溪大隊的隊部旁邊的河灘上，又稱螺潭沙壩裡，它曾經是林業局辦的一個苗木基地，兩棟破舊的平房是基地留下的，做了老師的辦公室和宿舎，學生宿舎是借住在螺溪大隊隊部的舊土磚樓房裡，只有四個教室是新做的火磚平房，這裡環境條件都很差。本想跳出“農門”，遠走高飛，可連縣城都沒走出去。但終究是擠過了“獨木橋”的幸運兒，不管學校環境條件再差，都是一所國辦的中專學校，學生一進校門就成了“國家的人”，吃商品糧，學費書費全免，生活費國家財政撥付。畢業後，統一分配工作，按月發工資，捧上“鐵飯碗”，旱澇保收。一旦成了“國家的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國家全包了。當年所追求的就是要怎樣才能跳出“農門”，成為“國家的人”，大中專考試是農村知青的唯一途徵。恢復高考後那些年，不少青年懷著改變命運的強烈慾望，一年又一年地補習，一次又一次地走進考場。“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其實，內心只有一個夢想：就是屢敗屢戰，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於是高考考場上曾有過四年的“本科生”，有過六年的“留學生”，甚至還有八年抗戰的“老兵”呢！
中師畢業後，我一直在中學當老師，拿了大專文憑，評了高級職稱，當過校領導，幹過行政，但從沒離開過教學，直到前年退休。不談貢獻，不談成績，教齡四十年，在這平凡的崗位上，我無怨無悔，安貧樂教，不管別人怎麼看，自已感到很知足，雖然極平凡，極普通，極渺小。
今天的學子們，考大中專早已不是擠獨木橋了，錄取率已相當高了，展現在高中畢業生面前的人生之路，四通八達，考上的繼續深造，畢業後早已不包分配，就業自主選擇;落榜的務工，創業，個體戶、“老闆”、“老總”滿地是。時代在發展，社會大進步。
歲月荏苒，往事如煙。一九七八中專考試過去四十年了，那一年的難忘歷程，卻永遠留在我記憶的深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