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擁一線製作班底與實力演員，選擇的又是近年少有的宋代題材，《清平樂》一開播就引起不小轟動。
在第一集中，趙禎看朱惡霸如此欺負韓琦，喊著讓韓琦去報官，可韓琦卻直接將朱惡霸打發走就算了。趙禎以為韓琦不敢報官，是理虧。可沒想到韓琦卻罵起大宋皇帝，聲稱官比惡霸還狠。趙禎一下子來了興趣，於是進鋪子喝茶吃蜜餞，請韓琦幫他解說一下。韓琦告訴趙禎，大宋的律法不準百姓在坊間開鋪子，梁家人若告到官府裡去，只怕官家比惡霸更狠，到時梁家鋪子也開不成了，還要受罰，梁家五口老小就沒了生活依靠。
那麼，大宋的律法真的不準百姓在坊間開鋪子嗎？
先來了解一下宋代城市“鋪戶”經濟。
俗話說“行商坐賈”，這也是有說法的。“坐賈”，即店主，零售店的業主。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規模的擴大，從事城市商業活動的人也越來越多，而“坐賈”這種經濟活動形式也日趨頻繁。
中國出現的“市”，最早見於周朝時期。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在城市中劃分出一個專門從事商業活動的區域，這就是“市”。
不過，“市”的區域面積很小，且進入“市”從事交易活動也是有時間和空間限制的。
到了唐代，以“市”為主的商業活動發展到頂峰。當時的京城長安，面積達８４平方公里，被劃分為“市”和“坊”兩個主要部分，“坊”是居民住宅區，據記載當時的長安共有１０８坊之多。“坊”和“市”隔開，“市”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且有固定的交易時間。
長安共計四個“市”，位於長安城東面的為東市，周圍共有五十四個坊；而其餘南、北、西三市，在規模上、形式上也基本和東市一樣。
隨著商業的多樣化和行業化，四個市所經營的商品不盡相同。當時的消費者購買商品非常不方便的，而且商家也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利潤提不上去，限制了自身的發展。因此，唐代的這種商業經營模式，逐漸衰落下去。
宋朝建國之初，城市管理能力和經濟基礎都十分薄弱，只有人口快速增長。這樣一來，宋朝政府在短期內根本沒來得系統性規劃城市，因此當時作為都城的汴梁，並非以“坊”和“市”為格局。正因如此，“坊間”的商業活動，出現一個較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由於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市規模難，以企及盛唐的長安，而人口卻遠超盛唐的長安。
因此，大量人口只能活動於政府一向管理薄弱的城鄉結合區域，即城郊，造就了這裡頻繁是商業活動。每天大量的各種食品及商品，都在這裡完成交易，而且交易時間也沒有限制，從早到晚都有交易活動。
據史書載：“每群數萬，止於十數驅逐，無有亂行者。”可見其交易規模之大以及繁忙。終宋一代，坊間經濟最為繁盛時期，可謂“百里之地，並無閒地”。
唐代以來的“坊市”二元城市結構被打破了，形成“坊中有市，市中有坊”的格局。原來的坐賈成了鋪戶，並在“市”中定居下來；在坊間，出現新的，進行各種商業活動“鋪戶”。隨著“鋪戶”的增加，土地使用需求也激增。因此“地稅”也是宋代財政收入的來源。
而對於宋朝政府來說，可以從繁榮的商業活動中收取鉅額的稅款。要知道，大宋立國之初，府庫空虛，急需擴充。
不過，當這種經濟模式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就會出現新的問題：“坐賈”的經濟實力快速增強，會兼併其他行業。
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宰相王旦曾言，都城開封“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在這些眾多的財力雄厚富戶中，豪商巨賈當佔的比重很大。
城市中的這些豪商巨賈，會通過收購客商物貨從而掌握貨源，再批發給各中、小商販進行銷售，即客商--城市富商大賈--中小零售商販的城市商業流通網絡。
三者相互依存，完成商品從產地到消費者手中的流通。
在這“三者”當中，城市富商大賈多數時候都會緊握支配和主導權。憑藉雄厚財力，他們既控制大部分中小零售商，還通過掌控的城市市場，搞壟斷，可以制約大批外來客商。
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神宗時，“兼併之家，如茶一行，自來有十餘戶，若客人將茶到京，即先饋獻設燕，乞為定價，比十餘戶所買茶更不敢取利，但得為定高價，即於下戶倍取利以償其費。”而這種情形不唯茶行如此，“餘行戶蓋皆如此”。
可見，一些富商大賈已經成為少數城市的行首，在某種程度上已掌控著城市商品的定價權
因此，外來客商將商品運入都城汴梁後，為了能得到一個好價錢，只能討好他們，官府也不頂事。因為他們已經掌控著京城的“開闔斂散之權”。
再回到《清平樂》中，韓琦告訴趙禎：大宋的律法不準百姓在坊間開鋪子。這應該是氣話，或者韓琦也不知道其中原委。因為想在坊間開鋪子，得有富商大賈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