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一线制作班底与实力演员，选择的又是近年少有的宋代题材，《清平乐》一开播就引起不小轰动。
在第一集中，赵祯看朱恶霸如此欺负韩琦，喊着让韩琦去报官，可韩琦却直接将朱恶霸打发走就算了。赵祯以为韩琦不敢报官，是理亏。可没想到韩琦却骂起大宋皇帝，声称官比恶霸还狠。赵祯一下子来了兴趣，于是进铺子喝茶吃蜜饯，请韩琦帮他解说一下。韩琦告诉赵祯，大宋的律法不准百姓在坊间开铺子，梁家人若告到官府里去，只怕官家比恶霸更狠，到时梁家铺子也开不成了，还要受罚，梁家五口老小就没了生活依靠。
那么，大宋的律法真的不准百姓在坊间开铺子吗？
先来了解一下宋代城市“铺户”经济。
俗话说“行商坐贾”，这也是有说法的。“坐贾”，即店主，零售店的业主。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从事城市商业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而“坐贾”这种经济活动形式也日趋频繁。
中国出现的“市”，最早见于周朝时期。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城市中划分出一个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区域，这就是“市”。
不过，“市”的区域面积很小，且进入“市”从事交易活动也是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到了唐代，以“市”为主的商业活动发展到顶峰。当时的京城长安，面积达８４平方公里，被划分为“市”和“坊”两个主要部分，“坊”是居民住宅区，据记载当时的长安共有１０８坊之多。“坊”和“市”隔开，“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且有固定的交易时间。
长安共计四个“市”，位于长安城东面的为东市，周围共有五十四个坊；而其余南、北、西三市，在规模上、形式上也基本和东市一样。
随着商业的多样化和行业化，四个市所经营的商品不尽相同。当时的消费者购买商品非常不方便的，而且商家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利润提不上去，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唐代的这种商业经营模式，逐渐衰落下去。
宋朝建国之初，城市管理能力和经济基础都十分薄弱，只有人口快速增长。这样一来，宋朝政府在短期内根本没来得系统性规划城市，因此当时作为都城的汴梁，并非以“坊”和“市”为格局。正因如此，“坊间”的商业活动，出现一个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由于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市规模难，以企及盛唐的长安，而人口却远超盛唐的长安。
因此，大量人口只能活动于政府一向管理薄弱的城乡结合区域，即城郊，造就了这里频繁是商业活动。每天大量的各种食品及商品，都在这里完成交易，而且交易时间也没有限制，从早到晚都有交易活动。
据史书载：“每群数万，止于十数驱逐，无有乱行者。”可见其交易规模之大以及繁忙。终宋一代，坊间经济最为繁盛时期，可谓“百里之地，并无闲地”。
唐代以来的“坊市”二元城市结构被打破了，形成“坊中有市，市中有坊”的格局。原来的坐贾成了铺户，并在“市”中定居下来；在坊间，出现新的，进行各种商业活动“铺户”。随着“铺户”的增加，土地使用需求也激增。因此“地税”也是宋代财政收入的来源。
而对于宋朝政府来说，可以从繁荣的商业活动中收取巨额的税款。要知道，大宋立国之初，府库空虚，急需扩充。
不过，当这种经济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坐贾”的经济实力快速增强，会兼并其他行业。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宰相王旦曾言，都城开封“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在这些众多的财力雄厚富户中，豪商巨贾当占的比重很大。
城市中的这些豪商巨贾，会通过收购客商物货从而掌握货源，再批发给各中、小商贩进行销售，即客商--城市富商大贾--中小零售商贩的城市商业流通网络。
三者相互依存，完成商品从产地到消费者手中的流通。
在这“三者”当中，城市富商大贾多数时候都会紧握支配和主导权。凭借雄厚财力，他们既控制大部分中小零售商，还通过掌控的城市市场，搞垄断，可以制约大批外来客商。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神宗时，“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比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而这种情形不唯茶行如此，“余行户盖皆如此”。
可见，一些富商大贾已经成为少数城市的行首，在某种程度上已掌控着城市商品的定价权
因此，外来客商将商品运入都城汴梁后，为了能得到一个好价钱，只能讨好他们，官府也不顶事。因为他们已经掌控着京城的“开阖敛散之权”。
再回到《清平乐》中，韩琦告诉赵祯：大宋的律法不准百姓在坊间开铺子。这应该是气话，或者韩琦也不知道其中原委。因为想在坊间开铺子，得有富商大贾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