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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承乾被废后，皇太子的重任压在魏王泰和晋王治的肩上，而两位皇子中，太宗对李泰是青睐有加的，希望他能入主东宫。然而，他们的舅父长孙无忌却“固欲立晋王”，态度坚决的连太宗也无可奈何，正如李治被唐太宗勉强立为太子后对其所言：“汝舅许汝，宜拜谢。”在李治立嫡前后，长孙无忌为什么有回天之力，能改变太宗的立嫡意志呢？
这大概与贞观后期政治决策权转移到长孙无忌的手中密切相关。贞观后期，废立太子的党争激烈相持，使唐太宗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严重刺激，变得十分注意防范大臣，特别是功臣的朋党之争。房玄龄因子参与李泰谋嫡之故，遭到太宗猜忌。其子房遗爱于驸马都尉，却反树党人与朝廷作对，太宗对房玄龄说：“欲公等成副子弟，使无愈过”。
显然是对房遗爱参与李泰党羽活动表示了深刻的不满，间接地也是对房玄龄发泄了他的猜嫌之情。其实，贞观十一年，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古来帝王，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然而，经过承乾、李泰党争之变后，太宗却改变了以前的看法，把责任归咎于臣下，其理由是有不少功臣子弟参与太子废立的党争活动。
尤其更涉及功臣，房玄龄难免身处嫌疑之地，唐太宗当然就不像往日那样对他信用不贰了。而对长孙无忌，太宗就另当别论了。长孙无忌本人及其子弟都没有介入或插手承乾与李泰的党争，又兼皇亲国戚的隆重身份，这两个优越条件正是唐太宗特别信任他的根源。正由于唐太宗的倾心信任，使得长孙无忌大权在握。当太宗询问他立李治，百官会有什么反应时？长孙无忌竟敢打保票。
太宗临终之际，顾谓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唐太宗非常重视“良佐”重臣而“长孙无忌之勋戚可依也，褚遂良之忠贞可托也。”由此说来，这正是促使唐太宗立李治为嗣的根源。懦弱的李治被立为太子，并非出于太宗的一。厢情愿，可以说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促成的。李治为人仁弱，太宗对此很不满意，当谈到李治自幼就过于宽厚的弱点时。
长孙无忌赶紧恭维说：“陛下神武，乃拔乱之才，太子仁恕，实守文之德：趣尚虽异，各当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苍生者也。”话虽如此，太宗在思想上仍有反复，曾一度暗中向长孙无忌提出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子，年龄稍大于李泰，贞观十年徙封吴王。唐太宗之所以看中李恪，是因为李恪“有文武才”，“英果”类已。
无疑又遭到长孙无忌的抵制“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唐太宗被长孙无忌的话吓住了，只得屈从，再也不提废立太子的事。可见，长孙无忌的巧言善变，无不左右着太宗的立嫡意志。当然，唐太宗素来强调君臣共治，他对股肱大臣的意见颇为尊重。为此，当长孙无忌等重臣极力主张立晋王治为太子时，这不能不对太宗思想产生巨大的冲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