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遵義會議的偉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從而改變了黨的命運。
但人們往往只記得結果，卻忘了過程的艱辛。這樣一個改變歷史進程的重要會議不會無緣無故的召開，必然有人的意志力作為動力來推動，而恰恰是這些動力成就了歷史。
回過頭來看會議召開的緣起與經過，更能體會到偉人為何之為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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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當長征隊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義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知道他們正在接近最終使他們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點麼？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根據地突圍西征，湘江一站又折損過半，已經積聚齊了足夠的量變，質變已勢在必然。
但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區別就在於，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實現，必須經過人們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奮鬥去爭取。在這方面，毛澤東的確不屈不撓。
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裡把長征中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的接近形容為‘擔架上的陰謀’。其實毛澤東的這一工作，在長征之前已經開始。”
2
“（六屆四中全會）最直接的結果，導致了張聞天與毛澤東的大幅度接近。在雲石山‘雲山古寺’前黃槲樹下的石凳上，張聞天把被形容為‘普列漢諾夫’前後的苦悶，都對毛澤東談了出來。
在此以前，毛澤東已經爭取到了王稼祥。
當時中央已經做出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軍團的決定。毛澤東知道張聞天這個態度後，立即向中央建議，把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
這一建議及其重要而且十分關鍵。如果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軍團，就很難設想遵義會議能否召開以及開成個什麼樣子了。
這就是偉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偉人的歷史主動性。
長征出發了。在中央縱隊裡，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忙於指揮戰事。毛澤東便利用此特定環境，在與張聞天、王稼祥反覆交換意見之中，形成一個毛、張、王‘新三人團’。
遵義會議的核心，在長征出發前已在產生。”
3
“從1934年12月1日全軍度過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一個半月之間，中共中央連續召開了三個重要會議：
12月12日的通道會議。
12月18日的黎平會議。
1935年1月1日，猴場會議。
都是遵義會議的鋪墊和準備。
雖說十月懷胎，但一朝分娩也何其艱難。
雖說積聚了足夠的量變，但完成質變也何其艱難。
毛澤東在推動這一質變發生的過程中，又何其堅忍。
通道會議是第一個重要的場所。毛澤東堅決反對（李德的提議），力主西進，向敵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這個建議除張聞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澤東第一次獲得了多數。因為是第一次，所以成果不鞏固。
黎平會議是第二個重要場所。周恩來以會議主持者的身份採納毛、張、王的意見，西進渡烏江北上。
猴場會議，通過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期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實際上取消李德的軍事指揮全，為遵義會議做最後準備，解決已經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
中國共產黨終於迎來了遵義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