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雜誌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刊物，於1958年6月創刊。當時我國社會“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如何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進行著全面實踐和深入探索。
毛澤東的《紅旗》情結
早在1955年1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辦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問題。這年3月，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決策在成都會議上被具體化。在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作出創辦刊物的正式決定，並定名為《紅旗》。
當中央醞釀創辦刊物時，一些同志請毛主席為刊物起名字。毛主席說，還是走群眾路線，讓大家一起來尋個好名字。有關單位就發動大家提名，彙集上報。毛主席從中圈定了《紅旗》這一名字，並經中央全會確認。毛主席還為《紅旗》題寫刊頭二十餘幅，他在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核，如不能用，再試寫。 ”他在題字旁還注有說明：“擬可用”“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編輯部從中選了兩字作為正式刊頭，這就是大家廣為認知的“紅旗”二字。
中央同時還決定成立《紅旗》雜誌編委會。編委會第一次會議於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編委共36名，由中央有關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部隊中理論水平高、寫作能力強的同志，以及宣傳理論系統的負責人、黨內學術理論專家組成。其中鄧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陳伯達、胡繩為常任編輯，陳伯達為總編輯。這個大編委會由於成員分散在全國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會議召集困難，以後再未開過。因此，1959年中央決定在《紅旗》內部成立一個編委會，由總編輯、副總編輯以及4位編委組成，主持《紅旗》的日常工作。
《紅旗》創刊號於1958年6月1日出版，發刊詞由胡繩執筆，經毛主席、鄧小平同志審定。同期發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此後，毛主席一直關注《紅旗》的工作，經常向《紅旗》推薦文章，對一些稿件還作了精心修改。
在《紅旗》頭幾年的版面上，經常出現幾個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一個是寫國際評論的“於兆力”，一個是寫思想文化評論的“施東向”，一個是寫經濟評論的“許辛學”。後來人們才慢慢知道，這原來是三個集體筆名。 “於兆力”是由喬冠華、姚臻、王力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個字或字的一部分。他們都參與中央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對國際情況、國際問題比較熟悉，又瞭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很受歡迎和重視。“施東向”是以副總編輯胡繩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偉志、鄭惠等同志參加的寫作小組的筆名。 “施東向”即取自《思想界動態》這份內部刊物刊名的諧音。他們以淵博的知識、高度的理論修養、充滿文采的寫作技巧，寫出了影響很大、很受歡迎的思想文化評論文章。 “許辛學”是由“虛心學”演化而來，由副總編輯鄧力群牽頭，梅行、馬洪參加的寫作小組筆名。他們都是中央有關經濟問題會議的參加者和經濟文件的起草者，所寫的文章能夠對有關問題進行透徹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傳達，對經濟工作起到了很強的指導作用。
求是》代替了《紅旗》
1987年12月16日下發的《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關於中央、國務院關於機構改革方案》，內有一項即是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
《紅旗》自創刊以來，到1987年走過了將近30個年頭。作為黨的機關刊物，每個時期都按照當時中央的意見、指導思想進行編輯工作。然而，忽然被停刊，這使得無論是做《紅旗》雜誌各項工作的同志，還是黨內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個很急迫也是很現實的問題出現，並需要立即解決：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 《紅旗》編委會於1987年12月21日給當時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領導同志和書記處寫了報告：“近日社內外盛傳《紅旗》機構要變動，1988年第一期按計劃12月25日發稿，27日付印。 《紅旗》是否照常出版，請批示。 ”
12月23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會上重申：《紅旗》必須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發，同時成立一個三人小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 12月25日三人小組開會討論第一步方案內容。 1988年2月12日中央黨校負責人與《紅旗》雜誌的同志接觸後，感到中央黨校確實沒有足夠的力量辦刊。 3月2日他們給中央的信中寫道：《紅旗》在國內外已有相當影響，發行量達240萬份，不改刊名為利。
中央最後決定刊名還是要改，並確定《紅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 6月16日，《紅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雜誌正文沒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歡迎訂閱求是雜誌”的大標題下是“中共中央決定，《紅旗》雜誌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雜誌7月1日創刊”的字樣。 《紅旗》就這樣悄然地退出了歷史舞臺。
摘自《紅色書寫：毛澤東題寫報刊名軼事》，本文作者：苗作斌，人民日報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