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泽.萨拉马戈体内荷尔蒙奔涌之下的发动机
文/钱静
若泽.萨拉马戈
1
萨拉马戈出生于1922年11月，出生地是葡萄牙一个叫阿辛尼亚加的小村庄，父母都是一贫如洗的农民。“萨拉马戈”，这名字不是他父母的姓，实为村民拿来取笑他们家的诨号，意为野萝卜。这名字被村执事误写入他的出生证明，从此，将错就错，终身跟随。野萝卜，一种遍地都是的野草。这样一个草根的名字，与他的生长环境相切合。
萨拉马戈的一生，外祖父和外祖母占据了重要位置。
外祖父是个牧猪人，天刚亮，就把猪赶到田野周围放牧，看着干瘪的猪肚渐渐饱满，心中欣然。小若泽也时常干些农活，有时帮外祖父放猪，有时在菜地里挖土，有时劈柴、担水、捡麦穗。
外祖父和外祖母一生贫寒，在寒冬，为了保护赖以为生的唯一财产，两个老人把病弱的小猪仔抱到床上取暖。两个老人守护的，是一家人的命。
外祖父善讲奇幻故事。童年时的萨拉马戈每晚入睡前，外祖父都会给他讲荒诞离奇的轶事，或传说，或幽灵，或恐怖的人事，即使吓得他毛发直立，外祖父一旦停下，还是会追问：“那后来呢。”这些故事让他睡不着，入睡后，又噩梦连连。第二天，小若泽在鸟声中醒来，外祖母端来一碗泡着面包的咖啡。他把噩梦告诉外祖母，外祖母安慰说：“不要大惊小怪，梦里的事情没有一样是靠得住的。”
能把奇异故事讲得栩栩如生，使小若泽如身临其境，这需要讲述才能，以致后来的萨拉马戈认为，外祖父虽然目不识丁，但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慧的人。
童年时的萨拉马戈
童年时被故事惊吓留下的深刻烙印，一直延续他的一生，时刻激发着他讲奇幻故事的欲望。
除了故事给萨拉马戈留下深刻印象，外祖父和外祖母临死前的举动，也让他终身难忘。
外祖父走进栽着无花果树和橄榄树的院子，在每棵树前，一棵一棵抱了它们，哭着说再见。在外公的意识中，那些树木都是有生命的，哪怕无名无姓，它们也像亲人、朋友一般伴他走过一生。
他的外祖母，独自坐在茅屋门口，望着天上的星星说：“这世界多么美丽啊，遗憾的是我就要死了。”
后来的萨拉马戈说：“目睹这一切，经历过这一幕，如果它不在你今后的岁月中留下什么印痕的话，你必定是个无情的人。”
他心中对宇宙苍生的情，从此种下了。
萨拉马戈很幸运有这样智慧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们在贫困中的坚韧，临终前对世界的恋恋不舍，塑造了萨拉马戈的精神世界。成年后的他，在看到无数丑恶后，仍然对这个世界抱着热切的美好愿望。
2006年，萨拉马戈出版了回忆录《微小记忆》，该书只写了4岁到15岁之间的岁月。他说：“我很想搞清楚如今的我和童年的我之间的关系。那个男孩依然在我体内，我一直都还是那个男孩，以后也依然会是。”
2
因为家贫，萨拉马戈没能读完高中，进了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在汽车修理店做过修理工，做过修锁匠，做过矿工，后来做记者，做校对工。在工作之余，他潜心创作，1947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罪恶之地》。这部小说的名字最初叫“寡妇”，出版商为了让小说好卖一些，才改成现在的名字。
1953年，长篇小说《天窗》完稿。萨拉马戈托朋友，找关系，把小说寄给一家出版社，出版社没有任何回复。为此，萨拉马戈深受打击，心灰意冷，在此后的20年里没再写过任何一部作品，专注于新闻工作和政治活动。萨拉马戈的遗孀、西班牙记者皮拉尔·德尔·里约说：“他愤怒的原因是，即使不能发表，出版社也应该对作者的劳动果实作出答复，而非置之不理。”
童年时代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身影常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写作热情渐渐复苏，这个过程蜿蜒了20年。
1980年，他的第二本小说《从地上站起来》出版，时隔33年，他才以新秀的姿态登上文坛，此时，他已58岁。
1982年，60岁的萨拉马戈出版了《修道院纪事》。此书把萨拉马戈推进公众视野。1988年，《修道院纪事》英文版面世，国际声誉扑面而来，他成了畅销书作家。
1989年，当年收到《天窗》手稿的出版社打电话给萨拉马戈，告诉他，出版社在一次搬迁中发现当年的手稿，希望能够出版。创作激情被浇灭，致使他搁笔20年，性格刚烈的萨拉马戈无法原谅，断然拒绝，要回手稿，并宣布，在有生之年，不想出版。
这本书确实在萨拉马戈的有生之年没能与公众见面，2012年，才相继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版。
《天窗》讲述的是，在里斯本一座普通公寓里，鞋匠希尔维斯特、贾斯蒂纳和她暴戾的丈夫，以及沉湎于过去无法自拔的西班牙女人卡门之间的故事。书中描写了同性恋、强暴、虐待。1950年代的葡萄牙政府对出版物有一大堆禁忌，出版社没有那个胆量出这样一本犯忌的书，只是想等政治环境开明一些再出版。然而，萨拉查独裁政权的历史，却如裹脚布一样漫长。
3
半个多世纪以来，葡萄牙一直处在独裁政府的统治之下，民主便成为萨拉马戈矢志追求的东西。1969年，他加入共产党。出于对妻子的保护，与之离婚。
上世纪70年代，他进入专栏写作领域。萨拉马戈非常看重自己的专栏写作。专栏让他声名鹊起，也让他批评社会的能力集中释放，同时也为未来的小说创作打开了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欧洲国家被迫放弃殖民地，葡萄牙的萨拉查政权拒绝放弃殖民属地。此后，葡萄牙殖民地爆发了长达十四年的独立战争。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引起民众不满，就连中下级军官也反对萨拉查政权，他们手持康乃馨代替步枪，发动政变。1974年，葡共领导的“红色康乃馨”革命成功，欣喜之余的萨拉马戈获任《新闻日报》副总编。一年后，右翼掌控国家政局，萨拉马戈被清除出报业。此时他年过五旬，政治失意，晚年失业，只好发愤写文。不成婚，远离男女之爱，禁欲成了他革命到底的标志。
1984年，时年26岁的西班牙记者、女权运动的急先锋皮拉尔.德尔.里约来采访萨拉马戈。皮拉尓以敢于发声、直言不讳著称。
萨拉马戈的妻子皮拉尔
当她走到萨拉马戈住所前，刚要敲门，他提着一只死猫推门出来，他说：“它死了，我得去把它埋了。”她跟在他身后，来到海边。
她喜欢《修道院纪事》里的爱情故事，胜过萨拉马戈对现实和宗教的批判。
她问：“结尾你为什么要安排独手勇士和那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死亡，难道他们奉献于人类就不能得到个人的幸福吗？您痛苦吗？不是指失去猫，而是禁欲！”
萨拉马戈回答：“小姐，你完全没看懂我的小说，我从不写爱情。我痛苦吗？当然，但是这痛苦不会多过灭除自由之政权下的数百万同胞。我所做，皆因情。为我所爱，我无法甘愿为理想以命相搏的同时，去贪恋女人的怀抱。我远离女人和爱，正是因为我无比热爱女人和爱情。”
皮拉尔的回敬，仍保持着她一贯的锋芒：“难道我不是您热爱的女人中的一分子，仅仅因为我是西班牙人？”说完，她转身离开。
皮拉尔的个人之爱和萨拉马戈的普世之爱，是爱的分岔。
1986年，萨拉马戈出版了又一本惊世之作：《石筏》。小说写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场面：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沿比利牛斯山脉与大陆断裂，脱离了欧洲，滑入大西洋，向语言同宗的南美大陆漂移，以寻求自己的文化认同。萨拉马戈说，葡萄牙和西班牙同属伊比利亚半岛，文化同宗。他提出两国应该成为共同体的大胆设想。
皮拉尔想把这惊世之作，翻译成西班牙语推荐到自己的国家。萨拉马戈同意将小说交予她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皮拉尔作了些改动，她说：“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不会将她抛于孤岛20年，两人一起奋斗的幸福，多过空耗生命的等待，这个女人如果坚信丈夫会回来，也一定会微笑生活，而不是让等待浸满泪水。您一直远离女人和爱情，却总在替她们发言，因此可爱。”
萨拉马戈对于一个译者居然敢任意改动自己的作品，感到怒不可遏：“我说过我从不写爱情，你总是自以为是地以愚蠢的眼光来分析那些寓言细节！”
两人争执不下，萨拉马戈愤而剥夺了皮拉尔的翻译权。皮拉尔毫不示弱，尖锐地指出萨拉马戈男权思想严重，他之所以跟前妻离婚，并不是出于对她的保护，而是担心她成为自己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
“您的追求总凌驾于女人之上，您跟那些独裁者有什么两样！”
皮拉尔发誓再也不跟萨拉马戈来往。
萨拉马戈找专家审阅了皮拉尔留下的一部分翻译稿。专家评价说，她有着犀利、洗练的文风，不仅忠实于原著，更忠诚于正确的思想，她是一个优秀的译者。
不久，萨拉马戈主动给皮拉尔打电话：“我得承认，女人追逐爱情，男人追逐理想，这两者没什么贵贱之分！”
两人均为对方的才华所吸引，1988年，萨拉马戈终于走下禁欲圣坛，跟比他小32岁的皮拉尔结婚。
4
1991年，萨拉马戈写出《耶稣基督福音》。许多作家、学者将《修道院纪事》视为萨拉马戈最好的作品，但耶鲁大学教授、《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卢姆更为推崇他的《耶稣基督福音》。这部小说把耶稣描绘成不具神性的凡人，并激烈地批判教会。葡萄牙有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小说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梵蒂冈教廷震怒，抗议不断，政府迫于梵蒂冈和民众的压力，拒绝这部小说入围欧洲文学奖，且遭到查禁。
萨拉马戈对此怒不可遏，决定出走西班牙外岛加那利。皮拉尔极力反对，但他执意前往。
加那利位于大西洋深处，只有白沙、大海和蓝天。
从此，他出门从不带钱包，但从早到晚都带着党员证。他将所有的稿费都用于公益，每日粗茶淡饭，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
萨拉马戈的自我流放，皮拉尔甚为不满，认为他只在乎自己的选择，不在乎他的建议，于是负气独自生活。后来，皮拉尔担心他独处孤岛不安全，便前去探望。
此后，个性强悍的女权运动实践者皮拉尔，成了小石屋里的女主人、秘书，她牵着丈夫走路，搀扶他上楼，为他誊写文字，打理他生活中的一切。
皮拉尔的悉心照料，让萨拉马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犀利的文字不断穿过海岸，刺向伊比利亚。
5
1995年，萨拉马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出版。故事讲的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爆发了一种传染病，得病的人会失明，政府为遏制疾病蔓延，将所有的失明者关进精神病院。一个女人没有失明，为了照顾目盲的丈夫，她谎称看不见也被关了进去。在那里，她看到失明者以为人人都看不见，坏事干尽。
这本奇异的小说，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人性的善恶，指出目盲就是心盲的真相。萨拉马戈以超拔的才气，赢得了各国读者的喜爱。小说在葡萄牙很快脱销。
1997年，75岁的萨拉马戈病危。整整一年，皮拉尔精心照顾萨拉马戈，他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与此同时，皮拉尔开始将《失明症漫记》翻译成西班牙语，还物色优秀的英、法、德文译者，将小说翻译成更多语种。小说在欧亚和拉美地区出版，广受欢迎。
有人问及他为何创作出《失明症漫记》那样诡异的小说时，他说：“我活得很好，可是世界却不是很好。我的小说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罢了。作为一个人和一名作家，我不愿不留下这个印记而离开人世。”
6
他的作品视野辽阔，内容触及拉美国家今日面对的、世界普遍存在的以及所有人类触及的最重要的问题。作家或警示，或讽刺，或批判，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曾说：“当世界需要批判观点的时候，文学就不应该绝世而独立。”“我们已经丧失了分析这个世界上正发生的事情的批判能力。我们看来是被锁藏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也已抛弃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责任。我们已经让自己变成了无法愤怒的呆惰生物，无法拒绝随波逐流。”
晚年，他热衷于上网，勤于更新博客，并集结成杂文《谎言的年代》付梓。文字仍流荡着他对丑恶一贯的批判锋芒，对葡萄牙的独裁政治、美国的小布什、天主教会、对女性施暴的男权主义者，都表达了他的愤怒。在他看来，虽然今日技术进步，道德却比过去更为沦丧。他甚至不忘抨击英国议员用公款买狗粮。“真不害臊。”他说。
他的愤怒一直持续，就连他今后的墓碑，也期望刻下：“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
他的愤怒来自他的激情，他的激情来自于他的爱。他的爱广阔、辽远，这是他永不停步的发动机。
1998年，他前往法兰克福参加书展时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
获奖后的萨拉马戈，依然保持着小说的高产：1998年《所有的名字》，2000年《洞穴》，2002年《双生》，2004《复明症漫记》，2005年《暂停死亡》。2008年的《大象旅行记》给了读者一个巨大的惊喜。2009年，他几乎只能在轮椅上度日，还出版了抨击教会的小说《该隐》。
2010年6月18日，这个一世悲观，却又充满热爱的激情老人，因多器官衰竭，走完他传奇的一生，享年87岁。他骨灰一半留在葡萄牙，一半埋在海岛自己喜爱的一棵橄榄树下。
离世的4个月前，他亲自更新的最后一篇博客，仍在讨论法律与政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