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蓝枫 | 北京的四月天
2014年从洛杉矶回到北京的时候，我是带着梦想回来的。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洛杉矶南边的一个小城市工作，心里却揣着十足的“中国梦”。我心里厌倦了每日在格子间里与数字角力的日子，一心一意想要回到北京，回北京圆我的电影梦。那年的四月我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来到北京，在豆瓣上面找到了一间短租房住了进去，那一间短租房没有桌子，只有一张床，旁边放着我的行李箱。我把电脑放在床上，蹲在床边投简历，然后在有面试的日子里，从我的箱子里拿出正装去面试。那个时候，北京明媚的春光里泛滥的是四处飘散的杨柳絮，走着走着就会吸到鼻子里，周围的人都在抱怨这杨柳絮的时候，我却神采飞扬，看哪里都是希望，我高昂着头，丝毫不在意这风中的杨柳絮。
今年是我回国的第四年，回想起当时刚到北京的样子，似乎已经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当时怀揣的梦想，现在也许只是遗散在记忆中的碎片。又到四月的时候，北京的杨柳絮又纷飞起来，像漫天的鹅毛大雪。我在内心深处已经积累了很多对这座城市的不满，拥挤，高房价，和其他城市一样的势利，以及到处都是拎着皮包的骗子。回想一下这四年，我长叹一口气。
几天前，克里斯提安突然约我一起吃饭，想要庆祝他完成了在中国的第二个剧本。
我们相约在东大桥地铁站的出口，我提前到了，有点焦躁不安地在地铁口等他，我忘记了戴口罩，似乎一直站在那里像吸尘器一样呼吸着杨柳树的飞絮。大概十几分钟以后，他和往常一样，不知道从哪里突然走了过来，微笑着和我打招呼，我可以猜到，他大概又从四五站地以外的住所走到了这里。这就是他，在任何地方他都尽量步行或者骑车，因为他想更多了解他所在的地方。
见面我便开始抱怨着漫天飞舞的杨柳絮，他笑着说：“这也是北京的一个特点，就像我的家乡的特点也许就是披着床单的酒疯子”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克里斯蒂安是挪威人，两年前刚认识他的时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我当时问他你来做什么？他说我要来中国写剧本，拍电影。这里的电影市场生机勃勃。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在说“我要去我朋友家吃顿饭”一样稀松平常，既没有我下定了决心要进行一场大战的咬牙切齿，也没有我简直无从下手的焦虑与担忧，更没有这件事对我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的轻佻。我心里暗笑他的无知，我想那么多中国的编剧还不一定能找到项目呢，轮得到你这么一个中文都不会说的老外么？
我心里这样想，是因为我深知这个行业看起来开放，其实有着多么深的壁垒。我试着想要真的进入电影的制片行业，但是我始终没有能够进入，我并非科班出身，也非才华横溢，似乎无论如何，我都只能做一些和电影打擦边球的工作，而无法真正进入电影行业。我试着向他解释这个现实，但是他瞪大了眼睛说：“我会努力的。”
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一直见证他是如何为梦想而努力的。他永远背着他的电脑包，无论是要去哪里。我们一起去过一次郊区，他也背着，因为他时刻做好了准备可以停下来写作。我们聊天的时候聊到一些奇妙的想法和台词，他都掏出手机记在手机上。他有一次打开他的电脑，向我展示他已经有一些想法的几十个剧本，有的写了大纲，有的已经开始写剧本，有的只是一个故事。他四处行走的时候，如果拍到和剧本契合的照片，就放到那个剧本的文件夹里，随时听到和剧本契合的音乐，网上看到和剧本契合的视频，都搜集起来。他的所有的剧本，都不是一天两天写成的，而是这样日积月累，在每日琐碎的积淀中写出来的。我从电影节带回来一本各个电影公司的通讯录，他便按照通讯录上的联系方式，联系了一个又一个电影公司，向他们介绍自己对电影剧本的想法。于是他有了第一个机会，是一个一个中国编剧合作的剧本项目。那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项目，但是却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立足点。
完成了第一个项目以后，接下来便有了刚写完的这个项目，他创作的一个故事打动了一个国内知名的电影公司，于是找他写了英文版剧本，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更大的成功。也许再过一些时间，他就能够坐在电影院看自己编剧的作品了。
他来和我一起吃饭，依然背着他的双肩电脑包，不放弃任何的写作机会，是他对梦想极致的热爱。我们一起从地铁站走到了附近的一个烤鱼店吃晚饭，席间我感叹道：“和我相比，我觉得你更有中国梦”。他激动地对我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时代，太让人兴奋了。有一天天色已经很晚了，我骑着自行车路过天安门，我心里想，100年前，不，500年前，有人能够想到一个来自北极大陆的20多岁的小伙子今天会在这片土地上，和这里的人一起去讲一个故事吗？没有人能够想象。文化从互相隔离，到现在我们能够这样沟通交流，相互融合，你看到在这样一个彼此接纳的大趋势里，我们作为参与到其中的一份子，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他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从内心深处散发出一种光芒。一个人能够将自己谦卑下来，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图景里面去，实然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但是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我只是已经被很多眼前的问题遮住了双眼，烦恼着眼前的柳絮，烦恼着拥挤的地铁，烦恼着食堂今天没有爱吃的菜，担忧着高房价，担忧着涨工资，担忧着领导怎么看待我。我们吃完饭以后，从大楼的另外一个门走了出来，竟然一时辨不清方向，不知道怎么走到地铁站了。克里斯蒂安潇洒地说：“跟我来，这一片我走过十几次了。”他说完充满自信地笑着。
我跟着克里斯蒂安走到了地铁站，然后我们告别了，他很快就要回挪威一段时间。我独自在地铁里回味着刚才一路的柳絮，才意识到，对于一个真正有梦想的人而言，这些也许恼人的细节，也都可以是可爱的。而北京最可爱的一面，大概就是无数真正怀揣着自己梦想的人共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那一夜，我在北京的怀里睡得安稳，在梦中，我也拥抱着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