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乡土——王世龙摄影中的个人记忆与乡土美学

即便是作为个人的自我认知,王世龙也说,“我的照片用现代眼光审视,大都是公式化、概念化;但作为历史记载,尽管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总归是我们走过的一段历史的注脚。”

温故乡土——王世龙摄影中的个人记忆与乡土美学

撰文/刘丽萍 摄影/王世龙


温故乡土——王世龙摄影中的个人记忆与乡土美学

丹江口水库淅川县地段修建场面,1964

△丹江口水库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横跨湖北、河南两省,1958年开始修建,1973年初期工程竣工,全部建成后,将向河南、北京等省市供水,大大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


王世龙的摄影在岁月重新展开的当下,得以穿越影像的表层,传递出一种既丰富又复杂的意味:在那里,水自身是发光的、风吹麦浪自身是美的、劳动自身是不朽的、艰难自身是用来超越人生的……


一个摄影家的自我治疗

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前,王世龙是河南农村的一个苦孩子;1955年,战场受伤致残转业之前,王世龙是一名战士;1992年,离休之前,王世龙是一名摄影记者;1995年,被人们称为传奇摄影家之前,王世龙生了一场大病,与死神交了一次手。


医治疗养期间,作为与病魔抗争的方式,王世龙把半个多世纪以来拍摄的照片——除了负伤时丢失的、转业时上交的、媒体已经刊登的——统统摆出来,买了几盒洗相纸和放大纸,在自己家里临时组建起一个袖珍式暗房,从数千张被当作“边角废料”的底片中,精选出一些来,放大、结集、出版——《历史的脚印》、《中原父老》两本摄影画册便是这次自我治疗的成果,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出版了《风情》、《图像岁月》等摄影画册与《瞬间纪事》、《牛歌》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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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郊区农民在抗旱打井,1958

△因为没有电,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用人力在上面踏动圆环当动力,抽水打井,可谓当时的一项发明创造,就像今天公园里供游客玩乐的摩天轮。


来自革命根据地的摄影启蒙

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任务都是指派的。在正式被指派学习摄影之前,王世龙在战地油印报《前线生活》担任油印员;后来,因为部队由农村转到城市,《前线生活》由油印改为铅印,王世龙不得不奉命待岗,期待却又茫然之中,王世龙不知道上级已经通过了解他在《前线生活》报工作时的表现,为他做出新的工作安排了。直到有一天,领导把两架战利品——德国上个世纪30年代出品的120型只有光圈没有距离、能拍16片的蔡司照相机——挂在王世龙的脖子上,同时安排他拜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老革命——摄影家刘长忠为师学习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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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农民种地浇水,1973

△水贵如油的自然条件,使当地百姓非常节约用水,一桶水能浇一二十棵庄稼苗,以期多收一点粮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世龙从刘长忠那里学习了有关摄影的第一节课。这一课没有讲摄影技术,而是讲摄影的指导思想:为谁摄影?为什么摄影?“学摄影首先要提高文化,没有文化别想干摄影;干摄影不但要有文化知识,还要有艺术眼光、艺术头脑;思想要开阔,精神要活跃。部队的摄影工作是一项艺术事业,而不是开照相馆的!”王世龙说这是令他极其感兴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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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建成后的麦收季节,1973

△麦收季节,这边收麦,那边浇地润土,准备播种早秋,历史上十年九旱的“大荒坡”,如今变成旱涝保丰收的“放心田”。


乡土是一种选择与本分

王世龙转业到河南省新乡市《新乡日报》后,被派往《郑州日报》学习。学习即将期满时,时任《郑州日报》总编室主任的张骚仁找王世龙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思想工作”:“转业军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如果你同意,把档案从新乡要来,转业到《郑州日报》工作多好。”但王世龙婉拒了张骚仁的这番好意,选择了回《新乡日报》:“当时新乡正在招兵买马,筹备建立《新乡日报》,派我到《郑州日报》学习,不回去,我觉得不合情理。”这样,面对来自到省城生活、享受更好的文化条件的邀请与诱惑,王世龙选择了更需要他的《新乡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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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千人挖“截潜流”,1974

△4000多人在黄水河出口,挖出一条100多米长、30多米深的深沟,并用钢筋水泥铸成一条头朝下的大坝,拦着地下水,使其涌出地面,流向大地,故名“截潜流”。


1970年,王世龙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刚一出来,就仍以摄影记者的身份,一头扎进辉县人民大干苦干治水造地的洪流里。只要治水大军在哪里摆战场,王世龙的相机镜头就在哪里对准他们;他们“吃饭不论碗,干活不论点”,王世龙的摄影包里就带着碗筷和他们同吃同住,在治水工地上拍照,一拍就是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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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宝泉水库千军万马治水造地的战场,1975

△太行山的山峡、山沟都被建成拦水坝,而且不占一亩耕地、不搬一户住家,实为难能可贵。


时代易逝,意味永存

王世龙的作品,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国内,人们说他的作品“土”;大洋彼岸呢?1982年,王世龙以乡土派摄影代表的身份,随中国摄影家协会访问美国,老外们看了他的作品后“不是说土,而是说洋”、“东洋味浓”。巨大反差中透露的,是历史本身的复杂与人类认知的差异。


颇具意味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王世龙就自己作品在国外引起的反应有过任何回应;相反,对于国人说他的作品“土”,倒是给予了自己的说法:“几十年,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农村、农民和如金似玉的黄土地。如果让我离开,就像让我离开太阳和月亮,就意味着我脱了根,忘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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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群众一起,送石修建“群库灌流”,1979

△1968年到1979年这10多年间,辉县人民在太行山区修建水库近20座,采取“蓄着天上水、挖出地下河、截着潜流水、引出沟水泉、提水上山岗”五种办法,使各个水库的水,互补互利,哪里需要,就流向哪里,故名“群库灌流”。


是的,如果正如我们在重温王世龙作品时发现的那样:水自身是发光的、风吹麦浪自身是美的、劳动自身是不朽的、艰难自身是用来超越人生的……那么,乡土确实是平凡的,但恰恰是这些平凡,是我们无数次目睹了生命在各样重压下的扭曲和变形后,拥有的最深切的盼望;在此意义上,乡土是黄金似玉的——这不是一种价值评判,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意味:时代易逝,意味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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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收割,1984

△太行山下大面积的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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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文明》2012.0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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