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飛（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我18歲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學習導演專業，5年後畢業留校，任教於導演系，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至今已經60年了。回顧這些年來不斷髮展著的新中國電影藝術教育，我尤其感到，藝術人才，尤其是電影導演人才，成才的關鍵在於“因材施教”的廣泛實踐。只有針對人才的不同特徵，在實踐中獲得真知，才能很好地補足每一類人才的短板，使其成為一名全面而成熟的電影導演。
謝飛和同學們一起創作。北京電影學院提供
北京電影學院開展導演教育，最早是在1956年，當時北京電影學院導演教育的特徵是遵從“蘇聯模式”的分科教學和精英培養，所招收來的導演系的學生，大多經歷過系統完整的中小學教育，在文化水平上可以說是當時中國頂尖的水平，但相對缺乏的是對社會的認知，因此對於這批學生的教育，主要以引導他們通過實踐來認識社會、走向社會為主。當時在導演教學中，講授與實習各佔50%，讓學生全面學習劇作、表演和導演技能；攝製實習使用黑白膠片拍攝紀錄片、默片和畢業短片，並讓他們在製片廠一線經歷大量實際歷練。按照蘇聯專家的話說：“國家在學校培養一個電影導演上花的錢，相當於培養一個飛行員。”由此培養出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國電影導演，如鄭洞天、張暖昕、李前寬等，也在日後撐起了上世紀80到90年代初中國電影最蓬勃發展的時期，拍出了包括《城南舊事》《開國大典》《大決戰》等一系列經典的電影作品。
改革開放之後，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招收了10年停滯後的第一批新生。在28名的導演系新生中，除了兩名應屆高中生外，其他都來自農民、工人、警察、護士、教師、售貨員等職業。因為時代的原因，這批學生大部分只有初中文化學歷，基礎教育和知識系統都不完備，但是卻有著歷屆學生所沒有的社會生活、勞動生產、家庭命運坎坷等豐富閱歷。因此，在那一時期，北京電影學院對他們的教育方式是通過專業課程補齊知識的短板，同時通過大量觀看電影作品（俗稱“拉片”）的方式來提升他們對電影藝術的感覺。“78班”在學院的4年中，除每週兩次在大食堂改裝的放映廳看4部影片外，根據課程安排，還不時到電影資料館、電影洗印廠看片；週末、課餘更是有無數的“內部參考片”在電影家協會、各大學和單位觀摩。學生們廢寢忘食地痴迷於看片、議片、學片，常常帶著一個饅頭和鹹菜，進入放映廳直至深夜；為了混進“內參片”的禮堂，美術系學生“畫”的足以亂真的假票，還多次被發現。在這些學生中，中國電影“第五代”橫空出世，在走出校門一兩年內，就佳作頻出，各地獲獎，成為上世紀90年代世界電影節、知識界“中國電影熱潮”的主力軍。
1985—1997年期間，北京電影學院進一步改革、完善了導演教學的規範，這一時期的電影導演教育中，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在改革開放的市場大潮中，讓導演學子們在剛出校門時，甚至在校期間能夠參與到一線電影製作之中。執導短片到長片，是一個電影導演成才的關鍵階段，過去學校教育不承擔這一工作，學生需要自己到社會，到影視製作業中去“摸爬滾打”。因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北京電影學院在政府的支持下，開辦了“青年電影製片廠”學校，讓在校師生們得到創作實踐機會。
隨著社會不斷髮展，北京電影學院也在不斷擴大著教學層次，探索著新時期電影藝術教育的方式。今天，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們大都經歷了完整系統的基礎教育，同時也通過藝考的訓練具備了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素養。但這樣的學生由於大多是獨生子女，在考學過程中的生活比較“三點一線”，因而相對於電影導演的成才標準而言，容易在人文素養上有所缺失，導致在創作時視野狹窄，缺乏對廣闊世界和家國情懷的充分了解而陷入個人的小情調中。所以在這一時期，我們對於電影導演的教育會更偏重於通過綜合性的課程，進行影視製作的通識教育，甚至是人文素養方面的通識教育。同時通過實踐來提升學生的形象感悟力、藝術構思力和創作執行力，創造學生豐富自我、開掘自我的環境，讓學生在自身的完善和發展中成才。
回顧半個多世紀的教學經歷與經驗，使我深感幸福與激動。我為能從事這一令人欣喜、愉快，極具創造性和樂趣的職業而高興；為目睹、陪伴著一代代青年電影人起步、坎坷、輝煌而幸福；更為遇到了這個變化萬千、充滿機遇的新時代而振奮。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10日15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