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學史》是餘敦康先生的重要著作，也是魏晉玄學的研究領域中不可多得的一本好書。該書洋洋灑灑四十五萬餘言，彙集了餘敦康先生畢生心血和體悟，其間更有無數整理文獻、冥思苦想的不眠夜所匯聚的思想精華。從行文的層次到篇章的佈局，他對魏晉玄學的論述不可謂不細緻。其中，整本書貫穿著一條研究主線：魏晉玄學史是“如何處理儒道之間的矛盾使之達於會通”的歷史，自然與名教、道家與儒家的勢力與話語權在不斷變化的歷史語境中此消彼長，盈虛不定，但又彼此不能分離、相互交纏。
《魏晉玄學史》
全書共分《魏晉玄學與儒道會通（代序）》、正文、《後記》三部分，其中本書正文又可細分為四部分，以線性時間性為著眼點，又將其理論核心的演變作為階段分期的重要依據，系統而條理地爬梳了魏晉玄學不同階段的發展歷程：《正始玄學：何晏、王弼的貴無論玄學》、《竹林玄學：阮籍、嵇康的自然論玄學》、《西晉玄學：裴頠（wéi）的崇有論玄學與郭象的獨化論玄學》、《東晉佛玄合流思潮》。
眾所周知，魏晉時期是我國曆史上頗為動盪的一段時間，先是經歷了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和軍閥割據，魏蜀吳三股勢力相互拉鋸，民間衰頹久矣。西晉一統天下不久，又經歷了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之後黎民百姓家園盡失，毀於兵燹，一時間大半士民流離失所，不堪其擾，遂南渡至東晉。因而，魏晉的玄學家面臨的是殘破的天下和文化的理想之間的嚴重悖離，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正是站在歷史審美的視角與兩千年漢民族文化價值累積而成的高度來審視社會與時代的困境。他們的思想任務就是“克服自由與必然，應然與實然之間的悖離，把時代所處的困境轉化為一個自然與名教、儒與道能否結合的玄學問題”。顯然，探索的結果只有兩個，要麼是肯定，即儒道可以結合，自然與名教乃是一體，要麼是否定，厚此薄彼，彼消此漲，自然與名教、儒家與道家水火不可兩立。無論是哪個結果，這一思想上的探索都有著極為豐富的社會歷史積澱和時代精神。
戰亂頻仍
那麼具體而言，魏晉玄學究竟是如何嬗變的呢？茲引餘先生精闢的論述如下：
就理論的層次而言，玄學家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經歷了一個正反合的過程。正始年間，何晏、王弼根據名教本於自然的命題對儒道之所同作了肯定的論證，這是正題。魏晉禪代之際，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崇道而反儒；西晉初年，裴頠為了糾正虛無放誕之風以維護名教，崇儒而反道，於是儒道形成了對立，這是反題。到了元康年間，郭象論證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把儒道說成是一種圓融無滯、體用相即的關係，在更高的程度上回歸玄學的起點，成為合題。
這段話透露了餘先生的研究範式乃是借鑑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提出的正、反、合的事情發展的範疇，同時在魏晉玄學史研究中對這一範疇的使用實質上預設了自然與名教最終將合一的理路。如果按黑格爾的說法，在發展中的一切都是不完滿的，都是大寫的精神的不完滿的一部分，那麼它們有一個歷史發展的終點，即不斷向著那個充盈、豐富的大寫的精神運動。而這樣的運動需要的正是不斷地正與反的辯證法，一個合題也只是下一個正題的開始，從而進入下一個運動之中，向著絕對精神無限靠近。餘先生對於名教與自然的合一態度顯然有一種默認的、未曾言說的讚賞。
先秦時期，儒道兩家就對於人道和天道孰輕孰重爭執不休，形成了自成體系的看法，儒家偏於人道而貴名教，道家偏於天道而明自然。儒家批評道家過分受“天”遮蔽而未嘗及於人，而道家又批評儒家只關注人的事情，忽略了自然與天道。但是儒家談人，最終又不得不溯及天道。道家論天，又必須落實在人身上，二者從各自的出發點，向著天人合一這一目標進發。
正始年間，何晏首先從理論上論證了儒道是同而非異。他認為，老子所竭力否認之名教是現實生活中已經被異化了的人倫禮俗，而非本乎自然的真名教，根本用意仍然在追尋一種遵循天道的社會禮俗，所以與孔子的目的是一樣的。“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老子強為子名曰道，而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而王弼的想法（《老子注》《周易注》）更為細緻，直指在儒道會通中應以儒為主，以道為輔。
孔子——儒家——名教
竹林玄學以七賢中的阮籍、稽康為代表。他們是徹底的自然支持派，《大人先生傳》雲：“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這是自然對名教的宣戰，也是儒道會通的破裂，自然與名教不可兩立。然而餘先生髮現，“他們所抨擊的只是違反自然的現實中的名教，他們所堅持的正面理想仍然是一種合理的社會存在，即與自然相結合的名教”，把玄學的理想推至了無君論的高度，所謂“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
老子——道家——自然
元康年間，玄學發展重回合題，郭象以《莊子注》和《論語體略》雙向詮釋，總結了從正始到元康以來半個世界的經驗，他的現實操作性更強了，只是“發揚的文化價值理想也帶有更多的苦澀意味”。換句話說，郭象的玄學已經沒有竹林玄學的高標異世，也沒有王弼的樂觀，所守唯謹而慎之。他從玄學大師樂廣的觀點出發，即他們試圖找出一條擺脫兩難之路，一方面承認現實的名教，一方面克服其中的不合乎自然的異化現象，使之合於本性，達至現實態的逍遙。郭象的進路是，儒家所說的社會本性和道家所言的自然本性會通互補，從而物各有性，自為相因，安於本分，使整個社會復歸於和諧。按照這條進路，封建專制獨裁的劣性將轉化為尊重人性要求的一種工具。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
哲學家餘敦康先生
然而，思想與現實總是如此。郭象幾乎圓融的體系被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的混亂撕個粉碎。餘敦康先生對於魏晉玄學史的梳理條理清晰，將其中的關鍵點來龍去脈說得尤為透徹。但是，餘先生併為因此就過分驕傲，他虛懷若谷，在《後記》中“找到了屬於我自己的理智的瞭解和情感的滿足”：
對學術的研究必須有自我的全身心的投入，把它看作是與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體驗息息相關的個人的事業。任何真正的學問都只能是一家之言，所謂一家之言也就是個人的私見而不是天下之共識。
先生的學術態度令人生畏，願與諸學人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