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是余敦康先生的重要著作，也是魏晋玄学的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该书洋洋洒洒四十五万余言，汇集了余敦康先生毕生心血和体悟，其间更有无数整理文献、冥思苦想的不眠夜所汇聚的思想精华。从行文的层次到篇章的布局，他对魏晋玄学的论述不可谓不细致。其中，整本书贯穿着一条研究主线：魏晋玄学史是“如何处理儒道之间的矛盾使之达于会通”的历史，自然与名教、道家与儒家的势力与话语权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此消彼长，盈虚不定，但又彼此不能分离、相互交缠。
《魏晋玄学史》
全书共分《魏晋玄学与儒道会通（代序）》、正文、《后记》三部分，其中本书正文又可细分为四部分，以线性时间性为着眼点，又将其理论核心的演变作为阶段分期的重要依据，系统而条理地爬梳了魏晋玄学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正始玄学：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竹林玄学：阮籍、嵇康的自然论玄学》、《西晋玄学：裴頠（wéi）的崇有论玄学与郭象的独化论玄学》、《东晋佛玄合流思潮》。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颇为动荡的一段时间，先是经历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军阀割据，魏蜀吴三股势力相互拉锯，民间衰颓久矣。西晋一统天下不久，又经历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之后黎民百姓家园尽失，毁于兵燹，一时间大半士民流离失所，不堪其扰，遂南渡至东晋。因而，魏晋的玄学家面临的是残破的天下和文化的理想之间的严重悖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是站在历史审美的视角与两千年汉民族文化价值累积而成的高度来审视社会与时代的困境。他们的思想任务就是“克服自由与必然，应然与实然之间的悖离，把时代所处的困境转化为一个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玄学问题”。显然，探索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肯定，即儒道可以结合，自然与名教乃是一体，要么是否定，厚此薄彼，彼消此涨，自然与名教、儒家与道家水火不可两立。无论是哪个结果，这一思想上的探索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积淀和时代精神。
战乱频仍
那么具体而言，魏晋玄学究竟是如何嬗变的呢？兹引余先生精辟的论述如下：
就理论的层次而言，玄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根据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对儒道之所同作了肯定的论证，这是正题。魏晋禅代之际，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崇道而反儒；西晋初年，裴頠为了纠正虚无放诞之风以维护名教，崇儒而反道，于是儒道形成了对立，这是反题。到了元康年间，郭象论证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把儒道说成是一种圆融无滞、体用相即的关系，在更高的程度上回归玄学的起点，成为合题。
这段话透露了余先生的研究范式乃是借鉴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正、反、合的事情发展的范畴，同时在魏晋玄学史研究中对这一范畴的使用实质上预设了自然与名教最终将合一的理路。如果按黑格尔的说法，在发展中的一切都是不完满的，都是大写的精神的不完满的一部分，那么它们有一个历史发展的终点，即不断向着那个充盈、丰富的大写的精神运动。而这样的运动需要的正是不断地正与反的辩证法，一个合题也只是下一个正题的开始，从而进入下一个运动之中，向着绝对精神无限靠近。余先生对于名教与自然的合一态度显然有一种默认的、未曾言说的赞赏。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就对于人道和天道孰轻孰重争执不休，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看法，儒家偏于人道而贵名教，道家偏于天道而明自然。儒家批评道家过分受“天”遮蔽而未尝及于人，而道家又批评儒家只关注人的事情，忽略了自然与天道。但是儒家谈人，最终又不得不溯及天道。道家论天，又必须落实在人身上，二者从各自的出发点，向着天人合一这一目标进发。
正始年间，何晏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儒道是同而非异。他认为，老子所竭力否认之名教是现实生活中已经被异化了的人伦礼俗，而非本乎自然的真名教，根本用意仍然在追寻一种遵循天道的社会礼俗，所以与孔子的目的是一样的。“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老子强为子名曰道，而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而王弼的想法（《老子注》《周易注》）更为细致，直指在儒道会通中应以儒为主，以道为辅。
孔子——儒家——名教
竹林玄学以七贤中的阮籍、稽康为代表。他们是彻底的自然支持派，《大人先生传》云：“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这是自然对名教的宣战，也是儒道会通的破裂，自然与名教不可两立。然而余先生发现，“他们所抨击的只是违反自然的现实中的名教，他们所坚持的正面理想仍然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存在，即与自然相结合的名教”，把玄学的理想推至了无君论的高度，所谓“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
老子——道家——自然
元康年间，玄学发展重回合题，郭象以《庄子注》和《论语体略》双向诠释，总结了从正始到元康以来半个世界的经验，他的现实操作性更强了，只是“发扬的文化价值理想也带有更多的苦涩意味”。换句话说，郭象的玄学已经没有竹林玄学的高标异世，也没有王弼的乐观，所守唯谨而慎之。他从玄学大师乐广的观点出发，即他们试图找出一条摆脱两难之路，一方面承认现实的名教，一方面克服其中的不合乎自然的异化现象，使之合于本性，达至现实态的逍遥。郭象的进路是，儒家所说的社会本性和道家所言的自然本性会通互补，从而物各有性，自为相因，安于本分，使整个社会复归于和谐。按照这条进路，封建专制独裁的劣性将转化为尊重人性要求的一种工具。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
哲学家余敦康先生
然而，思想与现实总是如此。郭象几乎圆融的体系被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的混乱撕个粉碎。余敦康先生对于魏晋玄学史的梳理条理清晰，将其中的关键点来龙去脉说得尤为透彻。但是，余先生并为因此就过分骄傲，他虚怀若谷，在《后记》中“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
对学术的研究必须有自我的全身心的投入，把它看作是与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体验息息相关的个人的事业。任何真正的学问都只能是一家之言，所谓一家之言也就是个人的私见而不是天下之共识。
先生的学术态度令人生畏，愿与诸学人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