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份由當時高等教育部提交的關於調整國家高等教育佈局的報告呈送到中央領導們的案頭，經過慎重的研究和討論，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從國家重點建設總體佈局和支援大西北的戰略地位出發，將沿海一些重點工廠、學校內遷。作為全國首屈一指的理工名校，交通大學將由上海遷至西安。消息傳來，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攪動了原本寧靜的交大校園，將無數師生和他們的家人帶入了大時代的命運旋渦之中。
西安交大名為“交通大學西行之履”的主題雕塑（來源：央視新聞）
當時的交通大學，作為我國創建最早的著名學府之一，已經深紮上海60年，世人眼中，交大在上海，上海有交大，這一觀念已深入人心。從經濟實力、文化環境、工業設施、生源條件、生活便利等各個方面來講，交大留在上海繼續發展，前景明顯好於遷往資源樣樣匱乏的西北內陸。廣大的師生群體，更要承擔遷校帶來的個人、家庭在情感、生活等多方面的巨大變動，有些人思想上一時間準備不足，這都使得交通大學的西遷之路，充滿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而當時經歷了近百年民族磨難、文化經濟萎靡不振的大西北，正迫切需要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學前去，為西北的開發建設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供給，廣大人民群眾求校若渴，都在急切盼望著交大的到來。
關鍵時刻，交大充分發動黨組織的力量，緊緊依靠教授專家開展工作，在師生中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統一了全校的思想，一些思想上有過波動的師生，很快下定決心放下了心理負擔。1956年8月10日，第一批西遷師生員工和家屬從上海徐家彙踏上西行的專列，學校領導、學術帶頭人率先示範，17位黨委委員中有16人遷到西安，西遷的教授、副教授近50名，西遷教師佔教師總數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強的學術骨幹捨棄上海優越的生活條件，義無反顧從十里洋場來到荒原麥田，站到了西部開發的最前沿，深深地紮根在了渭水之濱，一些人更永遠地留在了這片為之奮鬥的土地上。正如西遷老教授史維祥所說，“當時國家一聲號召，我們覺得這就是應該去做的事情，就背上行囊，滿腔熱血一頭扎進來了，一紮就是一輩子。”
西安，著名的十三朝古都，曾經作為歷朝首都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1100多年，漢武帝於長安立太學，更標誌著我國封建官立大學制度的確立。但20世紀50年代深處內陸的西安，發展水平與東南沿海的繁華上海簡直判若雲泥，當時的西安有三句俏皮話：“馬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生活條件較之上海十分艱苦。8月的西安正值雨季，道路泥濘，到處塵土，習慣了上海柏油馬路的西遷師生們，雖然做足了心理準備，但剛一出火車站，對眼前的一切還是始料未及，前來接站的公車甚至因為積滿了灰塵沒被人們認出來，從江南繁華世界而至西北黃土荒原，一切看來都顯得那麼簡陋艱苦，而更艱苦的還不止這一點。
西遷來的師生多為南方人，對北方的氣候、飲食完全不適應，籍貫浙江紹興的陶文銓院士，當時是一名西遷的學生，他回憶當時“西安氣候乾燥，剛來時我鼻子出血半年多，吃饅頭就像吃藥一樣不習慣”。西北乾燥寒冷的空氣，讓南方師生不是鼻子流血就是喉燥嘴裂，到了冬天更是凍得手腳皸裂。有隨行家屬回憶當時的生活，“煤球木炭換成了蜂窩煤。沒有魚蝦、梅乾菜、雪裡蕻，只有北方人不吃的雞爪、蠶蛹、鹹帶魚。三根小蔥，二兩肉，一把小油菜，九分嫩豆腐趕個早市的新鮮。1元40只雞蛋，4角一隻小公雞仔，調劑了冬天只有一堆大白菜、青蘿蔔和山東大蔥。”在上海吃慣了大米飯的師生們，初來西安時只有雜糧和麵食可供選擇。據陳學俊教授回憶，當時主食只能吃雜糧，後來每戶每月照顧發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貴，魚蝦更是見不到。
許多教師在上海的家中已經用上了管道煤氣，在西安他們卻要自己動手燒煤爐，親手做煤塊。因為沒有打煤球的設備，教師們只能用土和煤攪在一起拍成煤餅，曬乾後燒著用，打一次煤餅就得用一天時間，一個月難得的四個星期天休息日，就得用去一個解決家裡的燃料問題。當時西安商品交易不發達，生活用品不足，日常所需只能到市內的一條主幹道上去買，交通不便進出城很不方便，有些時候連牙膏、牙刷之類的日用品也得從上海帶來。
總之，西安與上海懸殊的物質生活差距，難以融合的文化和精神層面的隔閡，都讓這些西遷的師生們感到了巨大的落差。但是，他們為祖國建設和集體事業奮鬥的決心和激情，把困難化作了“以苦為樂”的堅持，大家在困境之中依然精神振奮，心裡嚮往的，更多的是大西北的開發建設和新中國的美好未來。
△隨校西遷的設備臥式銑床，總檯央視記者王曉東拍攝（來源：央視新聞）
1955年5月，幾經踏勘，交大在西安和平門外東南近郊的一片麥海里選定了校址。後經考證，新校址坐落在唐代都城長安長樂坊遺址上，與對面著名的唐代興慶宮遺址和龍池遺址隔路相望。當地群眾聽說要從上海遷來一所知名大學，都歡欣鼓舞，在陝西省、西安市各級政府以及西安人民的熱情支持下，遷校工作獲得了順利進行。從侷促擁擠的上海徐家彙，遷入廣闊天地的西北黃土塬，“西遷人”開始規劃起了心目中的未來校園。定址不久，校園基建工程正式開始，工期很緊，基本是邊設計邊施工。為不耽誤來年開學，交通大學把基建科全部搬到西安，工作人員就住在工地的工棚裡。據當時參加建設的基建科科長王則茂回憶說：“那年冬天特別冷，經常風雪交加，地面積雪盈尺，氣溫低達零下15℃。施工組的同志們住在工棚，與工人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沒有什麼人叫苦，沒有任何埋怨。大家從不考慮個人，只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完成遷校任務，支援大西北。”
1956年9月10日，在西安人民大廈禮堂，學校隆重舉行了在古城西安的第一個開學典禮。當時的學校雖粗具規模，可以保證基本的學習生活，但因為還在建設中，看上去就像是一個鄉野之中喧鬧的大工地，到處是機器轟鳴和塵土飛揚。有校友回憶，“校園當時是在一片農田和墳地上建起來的，我們上課時整天可以看到從地裡挖出來的棺材板、死人的衣服、骨頭和頭髮。”“學校還沒有正門，時值初秋，沙坡村莊稼已收割完，墳堆縱橫，盡是荒涼；校園的梧桐、櫻花、草皮都需要從南方移植過來；食堂是暫由幾個柱子支撐、外面裹著塑料布、臨時搭建的小棚。”就是在這個嘈雜繁忙的大工地上，在建校資金並不優裕的情況下，本著“學校所有工作是為了學生”的優先考慮，學校首先建成了氣勢恢宏設施先進的圖書館、教學樓、實驗室、學生宿舍，為交大師生創造了良好的生活和學習環境。沒有大禮堂，學校專門從南方請來能工巧匠，用竹子蓋起了一座能容納5000人的“竹子大禮堂”，禮堂沒有椅子，只有一條條每條可坐七八人的長凳，這裡見證了西遷初期學校蓬勃發展的每一次重大活動，好多年過去了，西遷人還總能回憶起當年的每個白天和晚上，在竹棚裡度過難忘的歲月。
西遷中的交大後勤職工，同樣付出了艱辛的勞動。1956年4月到8月，200節車皮的儀器設備、400節車皮的行李傢俱陸續通過隴海線運往西安。各個實驗室的師傅們和各專業教師一起動手把每一臺設備、每一個零部件、每一個螺絲釘都油封好、包裝好，運到西安立即安裝調試，從上海運來的1400臺機器，沒有一臺受損失。當時的西安馬路坑坑窪窪，有的地方根本不能行車只能步行；有的地方沒有路燈，遇到雨天，從火車西站到交大免不了跌幾次跤，弄得渾身是泥。在遷校的日日夜夜裡，緊張時，一天從上海到貨少則三趟，多則五趟。有時通宵不得休息，最緊張時後勤職工三天三夜沒合過眼，堅持清點搬運貨物，甚至累暈在工作現場。遷校時最年輕的16歲的總務職工趙保林，對當年的一幕幕記憶猶新，他回憶道：“當時沒有機械化裝卸設備，基本上都是用肩扛背扛完成的。如果是平地還好，就怕上又窄又高的樓梯，像無線電系一些精密儀器設備，比較貴重，不能碰撞，雖只有五六百斤，但要搬上三樓，難度不小。我們就兩個人扛，兩個人拉，喊著號子齊力搬上樓。我們班同志工作熱情很高，也很團結，遇到特殊任務，大家雖有爭論，一旦確定方案，堅決執行，毫不馬虎。毫無怨言，一心只想把交大遷好、建好”。
率領交大師生遷校的校長彭康，是為廣大師生所敬仰的一位老校長。在交大西遷過程中，他為了妥善處理遷校問題，不知熬過了多少個不眠夜。西遷教職員工往往拖家帶口，這就牽涉到配偶的工作調動和子女的入學問題。彭校長深知，這些問題解決得不好，教職工將難以安心在西安工作和安家落戶。在他的努力下，學校在各相關部門的支持協助下，妥善解決了教職工家屬的工作調動問題，興辦了高質量的附中、附小、幼兒園，還從上海動員遷來了成衣、修鞋、理髮、洗染、煤球製作等生活服務部門，使師生員工和家屬生活免予後顧之憂。正如遷校老教師盧烈英教授所言，“當年放棄個人生活優厚待遇的教授和先生們是英雄，為交大遷校默默奉獻的建設者們更是英雄。”正是在這些無名英雄們的艱苦奮鬥下，短短兩年時間，一座嶄新的高等學府就已初步建成，從此屹立於西北大地之上造福一方。
本文節選自《新時代知識分子榜樣》，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