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份由当时高等教育部提交的关于调整国家高等教育布局的报告呈送到中央领导们的案头，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讨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国家重点建设总体布局和支援大西北的战略地位出发，将沿海一些重点工厂、学校内迁。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理工名校，交通大学将由上海迁至西安。消息传来，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搅动了原本宁静的交大校园，将无数师生和他们的家人带入了大时代的命运旋涡之中。
西安交大名为“交通大学西行之履”的主题雕塑（来源：央视新闻）
当时的交通大学，作为我国创建最早的著名学府之一，已经深扎上海60年，世人眼中，交大在上海，上海有交大，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从经济实力、文化环境、工业设施、生源条件、生活便利等各个方面来讲，交大留在上海继续发展，前景明显好于迁往资源样样匮乏的西北内陆。广大的师生群体，更要承担迁校带来的个人、家庭在情感、生活等多方面的巨大变动，有些人思想上一时间准备不足，这都使得交通大学的西迁之路，充满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当时经历了近百年民族磨难、文化经济萎靡不振的大西北，正迫切需要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学前去，为西北的开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供给，广大人民群众求校若渴，都在急切盼望着交大的到来。
关键时刻，交大充分发动党组织的力量，紧紧依靠教授专家开展工作，在师生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统一了全校的思想，一些思想上有过波动的师生，很快下定决心放下了心理负担。1956年8月10日，第一批西迁师生员工和家属从上海徐家汇踏上西行的专列，学校领导、学术带头人率先示范，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近50名，西迁教师占教师总数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从十里洋场来到荒原麦田，站到了西部开发的最前沿，深深地扎根在了渭水之滨，一些人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正如西迁老教授史维祥所说，“当时国家一声号召，我们觉得这就是应该去做的事情，就背上行囊，满腔热血一头扎进来了，一扎就是一辈子。”
西安，著名的十三朝古都，曾经作为历朝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100多年，汉武帝于长安立太学，更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但20世纪50年代深处内陆的西安，发展水平与东南沿海的繁华上海简直判若云泥，当时的西安有三句俏皮话：“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生活条件较之上海十分艰苦。8月的西安正值雨季，道路泥泞，到处尘土，习惯了上海柏油马路的西迁师生们，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刚一出火车站，对眼前的一切还是始料未及，前来接站的公车甚至因为积满了灰尘没被人们认出来，从江南繁华世界而至西北黄土荒原，一切看来都显得那么简陋艰苦，而更艰苦的还不止这一点。
西迁来的师生多为南方人，对北方的气候、饮食完全不适应，籍贯浙江绍兴的陶文铨院士，当时是一名西迁的学生，他回忆当时“西安气候干燥，刚来时我鼻子出血半年多，吃馒头就像吃药一样不习惯”。西北干燥寒冷的空气，让南方师生不是鼻子流血就是喉燥嘴裂，到了冬天更是冻得手脚皲裂。有随行家属回忆当时的生活，“煤球木炭换成了蜂窝煤。没有鱼虾、梅干菜、雪里蕻，只有北方人不吃的鸡爪、蚕蛹、咸带鱼。三根小葱，二两肉，一把小油菜，九分嫩豆腐赶个早市的新鲜。1元40只鸡蛋，4角一只小公鸡仔，调剂了冬天只有一堆大白菜、青萝卜和山东大葱。”在上海吃惯了大米饭的师生们，初来西安时只有杂粮和面食可供选择。据陈学俊教授回忆，当时主食只能吃杂粮，后来每户每月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鱼虾更是见不到。
许多教师在上海的家中已经用上了管道煤气，在西安他们却要自己动手烧煤炉，亲手做煤块。因为没有打煤球的设备，教师们只能用土和煤搅在一起拍成煤饼，晒干后烧着用，打一次煤饼就得用一天时间，一个月难得的四个星期天休息日，就得用去一个解决家里的燃料问题。当时西安商品交易不发达，生活用品不足，日常所需只能到市内的一条主干道上去买，交通不便进出城很不方便，有些时候连牙膏、牙刷之类的日用品也得从上海带来。
总之，西安与上海悬殊的物质生活差距，难以融合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隔阂，都让这些西迁的师生们感到了巨大的落差。但是，他们为祖国建设和集体事业奋斗的决心和激情，把困难化作了“以苦为乐”的坚持，大家在困境之中依然精神振奋，心里向往的，更多的是大西北的开发建设和新中国的美好未来。
△随校西迁的设备卧式铣床，总台央视记者王晓东拍摄（来源：央视新闻）
1955年5月，几经踏勘，交大在西安和平门外东南近郊的一片麦海里选定了校址。后经考证，新校址坐落在唐代都城长安长乐坊遗址上，与对面著名的唐代兴庆宫遗址和龙池遗址隔路相望。当地群众听说要从上海迁来一所知名大学，都欢欣鼓舞，在陕西省、西安市各级政府以及西安人民的热情支持下，迁校工作获得了顺利进行。从局促拥挤的上海徐家汇，迁入广阔天地的西北黄土塬，“西迁人”开始规划起了心目中的未来校园。定址不久，校园基建工程正式开始，工期很紧，基本是边设计边施工。为不耽误来年开学，交通大学把基建科全部搬到西安，工作人员就住在工地的工棚里。据当时参加建设的基建科科长王则茂回忆说：“那年冬天特别冷，经常风雪交加，地面积雪盈尺，气温低达零下15℃。施工组的同志们住在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没有什么人叫苦，没有任何埋怨。大家从不考虑个人，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完成迁校任务，支援大西北。”
1956年9月10日，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学校隆重举行了在古城西安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当时的学校虽粗具规模，可以保证基本的学习生活，但因为还在建设中，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乡野之中喧闹的大工地，到处是机器轰鸣和尘土飞扬。有校友回忆，“校园当时是在一片农田和坟地上建起来的，我们上课时整天可以看到从地里挖出来的棺材板、死人的衣服、骨头和头发。”“学校还没有正门，时值初秋，沙坡村庄稼已收割完，坟堆纵横，尽是荒凉；校园的梧桐、樱花、草皮都需要从南方移植过来；食堂是暂由几个柱子支撑、外面裹着塑料布、临时搭建的小棚。”就是在这个嘈杂繁忙的大工地上，在建校资金并不优裕的情况下，本着“学校所有工作是为了学生”的优先考虑，学校首先建成了气势恢宏设施先进的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学生宿舍，为交大师生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没有大礼堂，学校专门从南方请来能工巧匠，用竹子盖起了一座能容纳5000人的“竹子大礼堂”，礼堂没有椅子，只有一条条每条可坐七八人的长凳，这里见证了西迁初期学校蓬勃发展的每一次重大活动，好多年过去了，西迁人还总能回忆起当年的每个白天和晚上，在竹棚里度过难忘的岁月。
西迁中的交大后勤职工，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56年4月到8月，200节车皮的仪器设备、400节车皮的行李家具陆续通过陇海线运往西安。各个实验室的师傅们和各专业教师一起动手把每一台设备、每一个零部件、每一个螺丝钉都油封好、包装好，运到西安立即安装调试，从上海运来的1400台机器，没有一台受损失。当时的西安马路坑坑洼洼，有的地方根本不能行车只能步行；有的地方没有路灯，遇到雨天，从火车西站到交大免不了跌几次跤，弄得浑身是泥。在迁校的日日夜夜里，紧张时，一天从上海到货少则三趟，多则五趟。有时通宵不得休息，最紧张时后勤职工三天三夜没合过眼，坚持清点搬运货物，甚至累晕在工作现场。迁校时最年轻的16岁的总务职工赵保林，对当年的一幕幕记忆犹新，他回忆道：“当时没有机械化装卸设备，基本上都是用肩扛背扛完成的。如果是平地还好，就怕上又窄又高的楼梯，像无线电系一些精密仪器设备，比较贵重，不能碰撞，虽只有五六百斤，但要搬上三楼，难度不小。我们就两个人扛，两个人拉，喊着号子齐力搬上楼。我们班同志工作热情很高，也很团结，遇到特殊任务，大家虽有争论，一旦确定方案，坚决执行，毫不马虎。毫无怨言，一心只想把交大迁好、建好”。
率领交大师生迁校的校长彭康，是为广大师生所敬仰的一位老校长。在交大西迁过程中，他为了妥善处理迁校问题，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夜。西迁教职员工往往拖家带口，这就牵涉到配偶的工作调动和子女的入学问题。彭校长深知，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教职工将难以安心在西安工作和安家落户。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在各相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妥善解决了教职工家属的工作调动问题，兴办了高质量的附中、附小、幼儿园，还从上海动员迁来了成衣、修鞋、理发、洗染、煤球制作等生活服务部门，使师生员工和家属生活免予后顾之忧。正如迁校老教师卢烈英教授所言，“当年放弃个人生活优厚待遇的教授和先生们是英雄，为交大迁校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们更是英雄。”正是在这些无名英雄们的艰苦奋斗下，短短两年时间，一座崭新的高等学府就已初步建成，从此屹立于西北大地之上造福一方。
本文节选自《新时代知识分子榜样》，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