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分？工具or價值又是否合理？
——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
我想大家可以思索一下：我們是否會對每個人默默打分，對每個人、每個事事件的看法又是否有自己的判斷維度，而這個維度我們又是否出於本心？
我們可以以這麼一個事例來代入：
1982年，就讀於解放軍第四醫科大學的大學生張華為救一個掏糞落池的老人，毅然落入糞池中，他與人群一起把老人拽上了岸，而自己卻被沼氣燻昏，倒入了糞池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事情很簡單，這本身就是一個"捨己為人"的事件，而在今天的正能量價值觀取向中，毫無疑問是褒揚張華的行為。
這無可置疑，然而，在那個思想解放運動的年代，這事兒卻激起了一場全民大討論，而在這裡討論的關鍵問題是"用一個大學生的生命去換一個年輕老農的生命究竟值不值得？"
在那個年代，思想解放成為了主流，出現了一個個高潮，個體的價值得到了重視，生命同時也得到了關注。
崔健在其歌中唱到：那天你用一塊紅布/矇住我雙眼也矇住了天/你問我看見了什麼/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當然，我並不懷疑討論的價值，尤其是在那麼一個年代，
這樣的討論會讓雙方的意見都得以表達，在那基於"接納"態度的基礎上，雙方不斷打破自己的觀點，與他人爭鋒、辯論，從而加深自己對某種思想的理解，最後得以清楚事情的真相，這在我看來確實有著思想解放之實。然而，所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討論很快進入了一個閉環，進入了一個歧途，一種普遍的反對聲浪蓋過了一切。
這種觀點認為大學生能夠為社會創造出更大的價值，而張華為救老人而犧牲了自己，是一種十分不值得的行為，官方也不應該加以提倡。
身處其中有煙霧朦朧，而當我們讓子彈飛，讓事實飛一會兒，回過頭來再看的時候，或許我們都很清楚，現在也有了對於這個事件的基本看法，然而我所注意到的，並不是這場討論的問題，而是反對方的"大學生能夠為社會創造出更大的價值，不值得為救掏糞老人犧牲自己"的想法。
社會價值？不值得？
當這幾個詞出現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張華救人的行為也同時被反對方簡簡單單定義為價值以換取價值，這之中是反對方的判斷：
兩人價值的高低，陷入了我們稱之為"工具的合理性"的一種結構之中。什麼是"工具合理性"？當我闡述某個思想的時候，確實需要對其進行一下定義，也更加方便清晰。
這最書呆子的解釋是，所謂工具的合理性即是目的合理性就是由個人選擇的目的來解釋和說明行動，更多地具有功利色彩，不涉及這個行動涉及的道德因素；而價值合理性就是基於某種道德或信仰而產生的合理的行為。這是由馬克思·韋伯所闡述的定義。
在韋伯的年代，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他同時指出技術的發展使得目的合理性日益發達，而價值合理性則日趨衰退。
讓我們再回到這個事件上的時候，我們之所以不認同亦或者難以忍受反對方的觀點是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其觀點中的工具合理性是經過對目標、手段及利弊得失進行全面而合理的權衡之後得出的，而這種觀點顯然強調了一點，就是人在行為時的理性。
然而
，它過於簡單把一切行為歸結於人的理性，這種冷冰冰的計算將所有事件變成了利益關係的博弈，而失去了其背後所蘊含的奉獻、親情、或者其他生命的權利。 我們難以想象，也提出一個疑問：生命真的可以厚此薄彼麼？
讓我們再將其引申一下，在醫生救命治人中，如果將其加上一種工具合理性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只是一種假設）
那麼一切都會成為了利益導向，在醫生眼中病人忽然間有了高低貴賤之分，他也在默然為一個個人打著分數，與分數高的人搞好關係，而這患者是否成為了醫生延續其收入的一種工具？收入也成為了醫生關注的中心。
這就無外乎毛爺爺之前提出的：醫學院的學生，入學後能不能先不要直接進課堂，而是先到醫院為病人服務半年，體會病人的痛苦與不易，培養和病人的感情，然後再回學校學習。這也是讓醫生感受醫學"懸壺濟世"之意義，從而喪失利益計算的一種構想，可惜的是，隨著中國社會轉向，這一構想最終也沒有得以實現，但絲毫不能動搖這種想法偉大之處。
我們看到了剛剛所作出的假設，在理性的計算中，救死扶傷彷彿也沒有了意義，而蘊含在其中的一切社會關係成為了利益關係的計算與博弈。
而當其成為一種社會打分機制呢？在《黑鏡》第二季中，有一個十分看重個人評分的世界，每個人都會給他人打分，而分數則決定了他們過什麼樣的生活，社交的打分也使得這個世界成為了彬彬有禮的加了濾鏡的友善社會，虛假的笑容不敢保有任何憤怒或者其他情緒，在這裡誕生的人成為了一種標準流程化產物，而在那裡的反叛也顯得格外扎眼。
主人公在最後搞砸了一場婚禮後表面"喪失了生活"，
但同時也得到了重生，眼中再也沒有那些遮擋物，放棄了全部的迎合，而得到了真實的自我，我們眼中的分數以及對人不斷的打分又是否是我們的遮擋物？
但其實我並不否認工具理性的合理性（生活中我們當然需要不斷計算得失），也不是認為價值理性真的可以解決一切，但當工具理性一旦佔據上風，對於生命的計算與漠視將會變成一種理念，而接著將會灌輸進人們的頭腦中，那麼當災難發生，人們將有這麼一種"正當的理由"拒絕幫助一切理應受到幫助且處於危難中的人。
但我們真心希望所有處於困難之中的人都能得到幫助，社會不再那麼寒冷。
工具和價值或許同樣重要，而他們只是被用錯了位置。在這裡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以一個"度"來衡量一切，而不僅僅使用這樣一種二維判斷標準？
（當然，如果再引申一下，也可以得出哈貝馬斯相關的"交往理性"結論，但這隻能另當別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