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1630年），“大明”防长袁崇焕戴着“四顶帽子”（即四大罪名）被杀，后世无不为之鸣冤叫屈，认为那是“旷古奇冤”。
也是，如果仅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两顶帽子论，那还真是个天大的冤屈。
天启二年（1622年），辽西战事失利，驻广宁的明军溃退山海关，辽地落入后金之手。随后，初出茅庐的袁崇焕却在收复失地的征战中捷报频传，屡建奇功：宁远大捷，锦州大捷。
崇祯二年（1629年），就在皇太极偷偷绕道突入京城脚下，京师乱成一团时，又是他率部大老远从宁远火速驰援，给后金军以沉重打击，使国都转危为安。
天启朝，进士出身的袁崇焕遭阉党排斥，被迫辞职；崇祯朝，他却被登基伊始的新皇帝重新起用，托付超群，并赐以尚方宝剑。
试问，如此一个对“大明”形同再造的兵部尚书，对新皇帝又怀有知遇之恩的知识分子将领，他会在对敌斗争节节胜利之时“通虏谋叛”，会在手握虎狼之师长驱直入的势头下“擅主和议”？借用如今一个时髦词说，他袁崇焕“脑残”哪？不要说有悖情理，就是逻辑上也说不通。二十岁的崇祯不是毛孩子，智商不会低于常人，从其与魏忠贤斗心眼，剪除阉党集团的心智看，他决不会在被俘的太监那里随便听一耳朵“密报”就轻信的，即使心腹太监又如何？蒋干过江那点小伎俩不说瞒不过他，至少，他得推敲推敲，得掂一掂，毕竟江山是他们老朱家的，而不是太监们的。
过于戏剧化的“史籍”，常常出于某种需要使真相扑朔迷离，当小说读尚可，当史书那可就孟浪了。
因此，这两个罪名显然荒唐至极，纯属无稽之谈，典型的不实之词，欲加之罪，甚至还很拙劣，连“莫须有”都算不上。
如果仅以这样两个罪名杀人，不要说袁崇焕不服，天下喊冤，就是崇祯本人也不会信服——他无法自圆。
然而，恸哭六军俱缟素，袁崇焕终究还是被杀了。
那么，杀袁到底有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呢？当然有。请看第三、第四顶帽子——“专戮大帅”和“失误封疆”。
“专戮大帅”指的是杀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以兵部尚书身份总督蓟辽。五月，他设计擅自诛杀了驻守东江（皮岛）的毛文龙。
崇祯闻讯震惊万分！
毛文龙何许人也？毛文龙乃万历、天启两朝的大功臣，因抗倭援朝留在辽东。天启初年，他袭击后金驻守的镇江（今丹东东北九莲城），活捉守城将领，一举收复镇江，以军功晋升为总兵官，后驻守东江。他以皮岛为大本营，不断袭击后金，搞得敌人不得安宁，令皇太极如芒在背，必欲拔之而后快。为此，朝廷对他屡次褒奖，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并赐以尚方宝剑。
这样的“大帅”显属“中管”干部，其进退生死唯皇帝本人才有权定夺，岂是你袁崇焕能随便说了算的！别说是杀，甚至连管一管都是僭越！现在倒好，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你就擅自把他给杀了！你说，你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帝？！
不错，你是有尚方剑，有“如朕亲临”，可尚方剑是用来干什么的，难不成是让你来砍朕的左膀右臂？再说了，人家不也同样身佩尚方剑，同样有“如朕亲临”么！要是人家也把尚方剑揣在身上，当场干了起来，看你怎么收拾！
合着你看朕年轻是不是？欺朕乳臭未干对不对？你今日敢用朕的尚方剑诛杀封疆大吏，保不齐明日看朕不顺眼了，你就敢用朕的人头来祭刀了！
毛文龙是有问题，虚报兵额，索要军饷，行贿走私……可与他对国家的贡献比起来，与他所发挥的作用比起来，与他在朝廷的分量比起来，与江山大局全局的厉害比起来，哪能算问题？说穿了，不就是钱吗！钱算个屌！现在你把他杀了，花多少钱能买这么颗棋子儿来？
毛文龙罪再大，恶再多，可有他猫在那里，老子还可以隔三差五抽空打个盹，现在你把他杀了，帮着后金把人家奈何不得的钉子给拔了，老子还有没有安稳觉可睡？
毛文龙骄恣妄为，横行不法，你敢说不是皇帝的默许，甚至纵容？
你以为除掉毛文龙是为民除害，为国剜疮？
用不着多说了，袁崇焕“专戮大帅”，事实俱在，罪证确凿，其要害是“专”，是藐视皇帝，是挑战皇权。谁都清楚，在专制独裁者眼里，这是最不可容忍的。更何况事情发生在刚刚收拾完阉党集团，人心大快，朝野欢呼，“中兴”、“复兴”颂歌如潮，人家正踌躇满志的时候？没当场翻脸就够给面子了！当然，话要说回来，如果当时不是关外事务正要依仗袁崇焕，可以说，单凭这一宗，他袁崇焕立马就死翘翘！
袁崇焕在处理毛文龙问题上书生气十足，不讲政治，不讲大局，不讲“臣道”，令崇祯皇帝惊讶至极，尴尬至极，愤怒至极。他以为奏章上煞有介事写上“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橐待罪”就可以万事大吉，想的美！别看皇帝表面没有追究，甚至还表扬、安抚了几句，可二百五都能明白，那是人家在忍，账已经给记下了，只待机会到来。
再看“失误封疆”，那也不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
皇太极带着兵马绕过蓟辽，借道科尔沁草原，从北面直扑京师，你袁崇焕居然没有察觉！你呆在那里，不日夜监视、掌握敌人动向，不随时紧盯那数十万人马的一举一动，你是干什么吃的？让人家越过长城，一路势如破竹，连克四州，直逼京畿，你这叫布的什么防，用的什么兵？这么大的疏忽，如此严重的失误，朕的人头差一点就要落地了！
说到这里，问题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袁崇焕已罪责在身，何冤之有？
不难想见，当崇祯猛可听到太监密报的那一刻，血气方刚的皇帝该是何等地震怒！既然早就心怀杀念，只待机会了，他还用得着去甄别太监的密报是真是假吗！更何况朝中还有毛文龙同党温体仁等一帮死对头一浪高过一浪的请杀呼声，各地勤王兵马也都已陆续赶来，他崇祯还犹豫什么呢？
也许没人注意，人们在放大袁崇焕的个人作用及功劳的同时，却无意中缩小了崇祯，以为他别无依傍且弱不禁风。这是一种特定社会形态下的心理矢量，它未必守恒，却严重地不对称，能让人轻而易举地产生错觉，尤其用来解读早已烟消云散的“历史”，可谓屡试不爽。请看，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就已犯下了死罪，直到崇祯三年才就戮，这叫哪门子“旷古奇冤”？
做官要讲政治，上级的感受就是政治，而且是最大的政治；忠君便是保国，保国不一定（被认为）是忠君。九泉之下的袁崇焕到底有没有弄明白？
历史的细节几乎尽皆偶然，但无数细节的总和却是必然。袁崇焕之死，大明之亡，专制独裁之朽，哪一个不是偶然中的必然？
（作者：张衍荣）
（阳子摘自香港《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