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人提出“西方文明源於中國”“英語源於中國”之說，讓很多人驚掉了下巴、笑掉了大牙。其實，以康熙為首的清代知識分子早就發現了這個“驚天之秘”，還一本正經地做了很多“論證”。
在康熙之前，“西方文明源於中國”只是一些零星見解。
-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帶來畢達哥拉斯定理，黃宗羲發現其與中國的“勾三股四弦五之術”相通，於是認定是西方人“竊”了中國的勾股之術。
類似說法也見於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
- 方以智認為，西方曆法雖精準，但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說過，只是因後人不爭氣才失傳了，沒想到竟被西方人撿去發揚光大。
- 王錫闡則稱，西方曆法的創新之處全在我們的舊法當中。
但黃、方、王三人的影響力在當時頗為有限，真正力證“西方文明源於中國”的是康熙。
眾所周知，康熙非常好學，曾向西方傳教士學習數學、地理與天文曆法。不過他並非真對知識本身有興趣，而是帶著強烈的政治目的——折辱漢人知識分子，消滅他們在“學問”方面的心理優勢。
因此，康熙召來李光地等人，當著他們的面證明《堯典》之類的古籍是錯的；從教士那裡學了天文曆法，轉頭就計算河水的流量，也會召集群臣當場示範。
打擊漢人知識分子的同時，康熙又以“西方文明源於中國”之說來打擊傳教士。康熙曾寫過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論》，宣稱西方曆法源於中國，而西方算法全部出自《易經》。
康熙負責給結論，知識分子負責“論證”該結論的正確性。比如號稱康熙朝“歷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熱烈歌頌康熙的見解前所未有，然後“全面論證”西方天文學即中國古代的“周髀蓋天之學”，且腦補出了一條“合理”的文明西傳之路。在這場所謂的“論證”中，梅文鼎一再稱自己對康熙的說法佩服得五體投地。
同樣“拜服”的，還有西洋傳教士。康熙御製《數理精蘊》裡說：湯若望、南懷仁這些人很懂曆法和算學，問他們這些學問從何而來，他們都說是從中土流傳過去的。
內有“學術界”的擁護，外有傳教士的認同，“西方文明源於中國”之說遂成康雍乾嘉時代的主流思想，且代代有“創新”。
- 活躍於嘉慶、道光時代，集學者與官員於一身的阮元，曾宣稱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哥白尼地動日心說，有可能源自張衡的地動儀；
- 活躍於嘉慶時代的鄒伯奇，則論證得出“西學源於墨子”的結論。鄒伯奇的這一“發現”，俘獲了眾多晚清知識分子的擁護。
- 光緒年間出使西方各國的薛福成，曾認定“泰西耶穌之教，其源皆出於墨子”，不但西方的光學、力學與機器船械之學來自《墨子》，連“舉旗燈以達言語之法”與“千里鏡顯微鏡”都不出《墨子》的範圍。此外，薛福成還說，西方的星算之學源自中國的《堯典》《周髀》，西方的火輪船則是仿照中國的“木牛流馬”。
- 大略同期的馮桂芬、鄭觀應等也均宣揚過類似論調，並進而認為“師夷長技”不過是“以中國本有之學還之於中國”，沒什麼大不了，並不構成對華夏文明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康雍乾嘉時代，所謂“西方文明源於中國”主要集中在科學技術這個層面。進入道鹹同光時代，這種論調開始涉及思想文化。
- 出使日本的黃遵憲，雖也認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於墨子”，但他論述的重點已不止於科學技術——西方講人權，源自墨子的“尚同”；西方講愛鄰居如愛自己，源自墨子的“兼愛”；西方講上帝和靈魂，源自墨子的“尊天明鬼”。
- 出使歐洲的薛福成在日記中宣稱，中國在堯舜時代就是民主制度，西方的學校、醫院、監獄、街道，均有中國“三代以前遺風”，上下議院制度也可在中國古代找到源頭。總之，西方政教凡“合於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國家都很強盛，反之則亂象頻生。
1895年，嚴復撰寫《救亡決論》，對上述論調做了辛辣的諷刺。他說，現在有些人自居名流，對西學並不瞭解，只憑耳聞，再從中國的古書中搜獵相似言辭，就敢說什麼“西學皆中土所已有”，實在討厭又可笑。他進而感慨道：“有此種令人嘔噦議論，足見中國民智之卑。”
摘自 | 《領導文萃》2020年2月下
稿件來源 | 《百家講壇》
責任編輯 | 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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