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大流行何時、以何種方式結束？即使有關疾病本身的基本問題，全世界的科學家也無人能夠準確回答。
儘管如此，疫情已經對我們帶來了可以感知的影響，從政治到經濟、從思想到生活，在21世紀的今天，新冠病毒不僅製造了無數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場景，而且幾乎正在重塑人類社會的一切。
就在這段文字在電腦屏幕上延續的時候，數字顯示：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超過249萬，死亡達到17萬多人。在經過連續三個月的疫情報道之後，我們邀請13位不同領域的思考者，試圖回答“什麼將被病毒徹底改變”這一問題。（昨日已發佈 有關後新冠時代的13個判斷：世界將大不一樣（上））沒有人能夠確切地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所有的參與者都相信，危機時刻也給我們帶來機遇，通過更健康、更包容的生活態度；更先進、更人性的現代技術；更有效、更良善的治理方式，在共同度過一個不確定的時期之後，“後新冠時代”終將給我們帶來更多新的進步。
▼
‘ 薛湧 ’
別再被文理分科畫地為牢
（旅美學者，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教於美國薩福克大學）
很多家長和同學會問：究竟是學文科還是理科？文理之分，是我們60後讀高中時的計劃經濟教育的舊概念。想不到，經歷了互聯網革命，我們的思考彷彿依然固化在那個時代。
疫情是否能夠幫助我們解脫這種框架的桎梏？比如，有些家長和同學透露出這樣的心態：經過這次疫情，很多人覺得在這樣的“硬核”事件面前，一些所謂的文科背景的人寫的文章無非都是牢騷，感慨和發洩，但是像張文宏等等這樣的理科生、醫生、科學家，才是真正“有用”的。
你不能說這樣的感想沒有道理。但是，讓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問題。這次疫情，世界各國應對的招數不同。有些科技“硬核”非常發達的國家，比如美國，應對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失敗。有些“硬核”技術並不高的國家，反而相對成功。為什麼？因為對付新冠病毒，醫學上沒有辦法，甚至幾乎是無計可施。最終大家藉助的，不是“硬核”的科技手段，而是“軟核”的社會政治手段，即隔離、封城，包括戴口罩。後者甚至可以說是文化手段。
以美國為例，科技“硬核”方面，也許幾年內會在新冠防治方面有結果。比如某種“神藥”，現在被炒得火熱，大家期望值非常高。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二十年前，西方有人就已經在那裡大談什麼人類將告別流行病了。但你永遠不知道未來的病毒是什麼，往往還要像現在這樣，在“硬核”技術失效的情況下，藉助14世紀黑死病時代發明的社會管理技術——隔離。所以，醫療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的問題，成為美國社會的熱點。這些熱點，不會隨著疫情的過去而消失。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將來在這些領域大有市場。
所以，怎麼構想一個社會，依然非常關鍵。耶魯大學的流行病史權威Frank Snowden最近指出，現代國家機器的構築，西方主流學界往往歸之於戰爭。Snowden進一步指出，疫情和戰爭非常類似，也刺激了國家結構的成長，比如一系列公共衛生機構。這次疫情，是否會刺激一系列社會組織的成長？
當然，這一系列社會構想的背後，都必須有技術落實。疫情加劇了這方面的緊迫性、加速了轉化過程。比如韓國等控制疫情比較成功的國家，通過個人手機上的App隨時監察病毒攜帶者的移動方位，非常有效，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保護隱私的政策形成鮮明對照，並獲得了壓倒性的公眾支持。這方面的技術，當然會日新月異。
所以，很多學者指出，快遞業、遠程服務（包括教育）、自動化……這些都會隨著疫情而加速發展。
這一系列變革，當然會給數據科學、編程、計算機科學、工程等領域提供大量的機會。幾年來，我反覆勸學生學習編程、數據、統計、計算機等等。但是，五年、十年後將怎麼辦？那時我們又會面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這就不僅僅要掌握技術手段（雖然這種手段五年左右必須更新），而且要有一種進行社會構想的能力。否則，你就是一個工具，人家讓你幹什麼就幹什麼。這種高技術的工具性人才，在人工智能時代則非常容易被替代。你必須做到不僅僅是聽別人的吩咐（雖然這在事業起步階段也許不可避免），而且要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即能夠為人類設計某種生活的面向。那種傳統的中國式“理工男”，未必能夠引領時代潮流。
這裡，我還必須提醒一些以“文科生”自居的同學，他們同樣會如以“理工生”自居的同學一樣畫地為牢。經濟學不說。一般的社會科學，很少能離得開統計學等基本的“理科”工具的。比如這次疫情關於是否封城、隔離的辯論，不管你是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流行病學家，根據的都是幾個數學模型。如果完全不掌握這些工具，整天在那裡多愁善感，確實給人一種不著邊際的感覺。
21世紀知識更新的主流發生在網上，有各種短平快的證書課程，你每年都可以不停地更新。我就有過這樣的朋友，從一個搞雕塑的藝術家變身為谷歌工程師，讀完雕塑的碩士後就沒有讀過任何學位。這種左道旁門的生涯，日後恐怕將成為正路。
▼
‘ 馮侖 ’
房地產需求端將發生重要變化
（萬通集團創始人、御風集團董事長，著有“商業三部曲”：《野蠻生長》《理想豐滿》《歲月兇猛》）
過去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讓幾億人成為體驗官——在新冠疫情發生的兩個月裡，體驗過去二十年建造的產品。體驗官們對房地產產品提出了非常多的有意思、未來性的建議，也讓大家意識到了疫情之後，住宅產品在需求端可能存在的重要變化。
舉個例子說，大家在家裡悶了兩個月，在房間裡東轉西轉，不斷看出房子的優劣好壞。第一，廁所太少。過去四五個人住在一個100平方米的三居里，一個洗手間就夠了。現在天天悶在家裡大家才發現，一個洗手間是不夠用的。所以在未來，很可能即使是三居，做兩個洗手間也會成為一種更普遍的需求。第二，陽臺太小。大家待在家裡的時間長了，就要透氣，就需要陽臺。那麼今後陽臺是不是要做大一點？第三，辦公空間小。過去很多人沒有專門的書房，現在發現，學生在家裡線上學習的機會多了，可能需要有一個真正的書房，孩子和大人都能夠在這個空間裡進行學習或辦公。
當然，還有通風、健康空間的標準等等，在這些方面，體驗官們也提了很多要求。大家這兩個多月對產品的體驗所提出的新要求，讓我們知道了住宅這個產品，未來想要做得更好的話，應該怎樣變化，往哪裡改進。
這兩個月，房地產市場出現了“暫停”，同時市場也在此時孕育新的機會。比如，在住宅以外，智能物流變成了一個特別重要的產品類型。以往對線上的依賴到底有多大？我們並不清楚。這幾個月以來，我們都在線上生存，需要外賣、電商購物等等，也離不開快遞。這對房地產而言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購物中心面積在減少，但是物流倉儲的面積在增加，智能倉庫的面積在增加。
線上生存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數據中心要增加。所以，新基建裡，數據中心作為一個特別重要的項目或者產業得到強化。數據中心未來將會是房地產中的一個新產品類型。
還有一點是，醫療健康需要的特殊物業在未來一定會快速增長。在這方面，不僅是政府投資，也有民間投資，對於健康類的基礎設施，比如醫院、康復中心、學校、醫療mall、診所等等，會給房地產領域帶來大量的機會。在一些發達國家，比如美國，醫療健康類不動產的市值有1萬億美元。過去從業者不大理解，現在知道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房地產類型。
此外，辦公的房地產也會發生變化。靈活辦公會越來越多，集中式辦公會減少。所以，大型寫字樓的租金可能會下降。
總之，我們在研究行業的過程中發現，這兩個月的“暫停”讓我們更好地瞭解了自己，也更好地看到了行業未來的變化趨勢。在生產和經濟社會生活逐步恢復以後，我們的企業在產品、商業模式以及未來發展的節奏上，都會再次進入可持續發展的健康軌道。
▼
‘ 朱永新 ’
全新的學習中心，會像淘寶一樣出現
（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第八屆學術委員會顧問，新教育實驗發起人，著有《朱永新教育作品》 （十六卷）等）
新冠疫情初期，教育部提出“停課不停學”的要求，在線教育成為兩億學生的共同選擇。當時有朋友就發來信息說，“朱老師，你說的未來學校真的要來了！”
但是從各地的情況來看，對線上課堂的嘗試褒貶不一。但無論如何，對於教育信息化和網絡教學來說，疫情也許是一次契機，是一次推進教育變革的機遇。教育的變革猶如開窗，推開一扇窗戶，就是一個新的世界，問題的關鍵在於敢不敢推開，有沒有人推開。這次疫情已經為教育改革推開了半扇窗戶，使我們看到了未來教育的亮光。
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讓網絡教育提前全面實現，網絡空間作為家庭、學校、社會等現實世界的延展，已經成為未成年人成長過程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2018年，全國僅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就達到了1.5億人。不過，這麼龐大的學生數量轉到線上，帶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難題。
第一，前期對在線教育和網絡教育的頂層設計不夠，思想準備不足。第二，由於教師的互聯網素養不足，無論課程內容和課時數量，還是師資隊伍和教學水平，都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第三，教育資源不均衡，由於各地區發展不均衡，人們使用信息技術的能力不同，互聯網應用在教育領域或許會加大地區間的教育差距，數字鴻溝問題依然嚴峻。
其實，上述問題，都不是在線教育本身的問題，從技術支持、質量保證、管理監督來看，我們只要加快國家5G網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大教育資源平臺建設，鼓勵社會教育機構參與課程開發，上述問題也都有解決的可能。問題的關鍵是技術沒有與教育深度融合，教育觀念沒有變革。
基於“互聯網+”的教育，需要顛覆傳統的教育結構與模式，對學校形態進行新的設計。我認為，未來學校將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需要打破現在的學校格局，承認線上學習的合法性。目前，教師、教材、教室的“三教”中心格局相當穩定，這個教育鐵三角格局不變，教育界的“淘寶”公司就無法登場。
未來學校中，校內外資源應該互通。教育資源只要是高品質的，不一定要分校內校外，兩者應該打通，合二為一。要打通學校與社會教育機構，甚至沒有必要再把教育機構分成培訓機構、學校、網絡機構，所有的機構都可以變成學習中心。
其次，建立教育的國家標準和國家教育資源庫。教育的很多問題是因為我們的標準有問題。現在的課程標準和教育內容太深太難，知識結構太龐大，大部分學生陪著少部分學生學習。這種模式需要打破，國家只需要設定一個最基本的要求，保證學生的基本讀寫能力。
定了標準以後，提供什麼教學資源就顯得非常重要。我們應該舉全國之力，把國內外各類教育機構、個人開發的最優質資源整合在國家的教育平臺。這樣既可以解決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又可以避免資源大量浪費。
最後，建立基於互聯網的教育考試評價制度。評價和考試是教育改革發展的風向標，現在的評價技術太落後。貼標籤、選拔、淘汰的考試評價機制要有變化。
在學習的早期過程中，可以用大數據等自動記錄學生的學習過程，作為評價的依據。在記錄過程中，大數據要幫助學生髮現知識點缺陷，及時幫他改進。
同時，未來的考試評價會更加重視實際能力，淡化文憑學歷。未來的大學也可能出現新的模式，不限制上大學的地點，也不管在什麼地方上大學，只要你能夠通過嚴謹、權威的國際認證的評估，來證明對某一理論的理解和精通，就可以進入社會，找到工作。
互聯網改變教育，是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必然會像改變商業和金融一樣改變教育，基於互聯網的混合學習必然會成為未來教育的基本模式。
在這樣一個互聯網改變一切的時代，我們的教育一定會發生非常驚人的變革。一種全新的學習中心，將會像今天的淘寶一樣出現，一個新的教育世界，將會孕育出更加美好的未來。
▼
‘ 段濤 ’
當醫護人員的光環褪去，醫患矛盾仍會捲土重來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原院長、春田醫院管理公司創始人）
2019年年底，民航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師楊文不幸被患者家屬報復殺害。就在這起案件對社會造成的震驚與傷痛還未平復之時，2020年元月初，北京朝陽醫院再次出現暴力傷醫事件，醫生與患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再度成為大眾關注的議題。
隨後，醫患矛盾引起的熱議很快被突然襲來的新冠病毒“冷卻”。武漢封城後，當地醫療資源擠兌嚴重，新冠患者與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亟待救治，醫護人員在物資緊缺的情況下依舊守在一線，很多醫生、護士被感染，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同時，全國各地前來支援的醫護人員不顧個人安危奔赴武漢。抗疫過程中，有太多令人感動的故事。
有人說，在抗擊新冠這場大戰中，醫護人員形象的提升有助於緩解此前日趨緊張的醫患關係。然而很遺憾，我個人對此沒這麼樂觀。我認為，醫患關係並不會因此而得到緩和；相反，因疫情而被拔高的形象讓大眾對醫護人員有了過高的期望，當疫情結束、一切回到常態之後，醫護人員頭上的光環會漸漸褪去，曾經的期望值越高，其後的落差就越大。
平時就有很多病人不滿意，認為醫生本就應該為患者奉獻時間、精力，何況你們已經被神話為天使。人們往往在事不關己時可以為“英雄”和“天使”加油，而牽扯到自己的利益時又是另一種想法：“你們形象那麼高大，能在武漢救人，為什麼就不能幫幫我？為什麼不能把你的電話號碼給我？為什麼不能免費諮詢？”一旦這樣的預期無法得到滿足，醫患矛盾不就產生了嗎？
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2月，江蘇就發生了兩起醫患糾紛。連雲港市一家縣級醫院發熱門診，有患者拒不配合檢查，將口罩取下，故意向醫護人員咳嗽。另一起發生在鹽城，患者酒後推搡、辱罵醫護人員，還抓傷了一名前來勸阻的醫生。4月初，疫情剛剛好轉，廣州又曝出一名男子因心情不好毆打女護士的新聞。
2003年SARS之後，人們對醫務人員的崇敬之心也一度達到高潮，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也曾如此，但這種認知持續了多久呢？疾病與災難過去沒幾個月，日常醫患衝突又重新開始。歷史不斷地重複，這次新冠疫情又怎會給醫患關係帶來本質的改變？
一方面，要嚴格執行法律法規，依法處理醫鬧，可以在短期內遏制住醫患衝突的苗頭；而另一方面，解決醫患矛盾背後的根本問題才是更值得期待的。
醫患矛盾只是表象，其本質是醫療服務體系的結構性矛盾。國內民眾長久以來對醫療的期待是“又好、又快、又便宜”。首先，這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2018年，中國衛生總費用佔GDP比重提高至6.6%，但仍低於世行統計的2014年全世界平均衛生費用支出佔GDP比重的9.9%，短期內這一投入還無法快速增加。中國用有限的投入做到現在的醫療服務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買賬，覺得“看病難、看病貴”。
在經濟管理學中，“又好、又快、又便宜”被稱為“不可能三角”，一個不可能完成的目標該如何實現？當這個目標實現不了時，總要有人出面承擔後果，這個承擔者就變成了和患者直接打交道的醫生和護士。這時如果再出現誤診、患者因救治無效而死亡等情況，醫護人員就更在劫難逃了。
就在新冠疫情期間，很多醫院暫停了正常接診業務，按照“基本工資+獎金”的收入模式進行分配，這些醫院從院長到醫生、到基層護理人員，每月收入不超過萬元。醫生的基本工資為幾千元，疫情期間基本業務暫停，多數醫院處於虧損狀態，獎金也很低，醫生只能收到一兩千元的獎金，甚至沒有獎金。平時醫生收入的確不低，但那是他們拼命幹活、拼命加班賺來的。
醫務人員法定的公開合理收入過低，就會有“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出現所謂“行業不正之風”。醫生收紅包是要被法律問責的，這是懸在每個醫生頭上的劍。另一方面，“拿了很多紅包和回扣”又成為不給醫生漲工資的理由，造成醫務工作者“低收入、高風險”的現狀。
醫患矛盾的實質是人民對醫療健康系統的不滿，正是目前的機制導致醫院、醫生、患者、政府四個參與方的基本利益都沒有得到保障。因此，醫改還要繼續進行，需要綜合考慮各方利益和訴求，制定一個最終的目標或規劃，然後分步實施，這樣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醫患矛盾。
我們無法指望一次疫情就能徹底改變醫患矛盾背後隱藏的種種問題，但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畢竟醫生應該有合理合法、陽光體面的收入，應該得到尊重，而不是既被需要、又被鄙視的職業。
▼
‘ 廖新波 ’
醫院等級將逐漸淡化
（原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
回顧武漢“戰疫”的歷程可以發現，社區醫療水平的提升及系統的完備，才是應對疫情最經濟和有效的措施。
武漢作為中國新冠疫情的“震中”，最初出現了醫療資源擠兌、醫療機構就醫秩序混亂的局面。應對疫情，應發揮基層醫療機構首診、分診的作用，根據病人的病情，再分別轉診到不同等級與水平的醫院。但從當時武漢的應對情況來看，這一初衷似乎沒有得到實現。
導致武漢出現患者“堰塞湖”現象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我們是否賦予了基層醫療機構諸如核酸檢測的“基本醫療”權力？重新考量武漢抗疫的過程可以發現，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建設，不僅應體現在疾病預防的公共衛生方面，更應在一些常見病的診斷和治療上。它們不應只分診，還應該有處理一些疾病的能力，如常見病、多發病的治療和慢性病的延續治療。像核酸檢測這樣的基本診斷完全可以下放到基層，而不一定只是三級醫院才能做。
2003年SARS以來，我國醫療服務體系建設取得了不少成果，很多前沿性的技術與國際差距大大縮小，醫療機構規模也迅猛擴展。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能力出現了捉襟見肘的尷尬局面，有不少地方甚至有倒退的嫌疑。與此同時，不斷擴張的三甲醫院虹吸效應，把醫護人才和病員源源不斷地吸引到大醫院，而醫聯體的推動並沒有明顯見效。
掣肘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分級診療、上下聯動一個重要因素，是不同等級的醫院醫生價值的公平性難以體現。我國現有機制，是按照醫院等級來支付醫生的薪酬的，一些醫療技術的准入也有醫院等級的要求。這些因素也造成了很多醫院盲目向三級醫院發展的風潮。但在理想狀態下，一個地區內的所有醫生，不管其所在的醫療機構大小，醫保給其的付費標準都應該是一致的。影響醫生薪酬的因素應與醫院的大小無關，而只與治療的病種及病人多少相關，這才是對醫生價值的尊重。
在世界知名的美國梅奧醫療集團，醫生是等值的。即無論在醫院總部，還是在診所，梅奧給醫生的報酬基本是一樣的，這樣才不會褻瀆醫學技能與知識。
實現分級診療的另一個槓桿是病人治療費用的報銷率。近些年，支付部門也進行了相應改革，報銷呈現差異化，提高民眾在當地看病的報銷比例，降低外出看病的報銷費用，避免民眾湧向大醫院。但最根本的，還是應使醫生的價值得以實現，真正實現醫生的多點執業比所謂的“幫扶”更有效。同時，政府要加大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投入。
現在廣州迎來了新冠疫情防控的第二階段，輸入性病例增多。在廣州的“大三甲”醫院一些科室不能正常接診的情況下，對廣州以外的地級、縣級醫院而言，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機遇。如果它們能夠勝任常見病、多發病的診療，包括提供腎透析，甚至像心腦疾病診治這類複雜的醫療服務也可以順勢開展，建立民眾對當地醫療的信任，就成為糾正民眾一有病就往大醫院跑的大好時機。
除了線下看病，這次新冠疫情期間，我也問過一些互聯網醫院和網絡醫療機構，互聯網診療的服務量大幅提升。因此，藉此時機，我們也應該思考儘快賦予互聯網診療與線下看病同等的價值，以加快實現國家的互聯網醫療戰略。就此次新冠疫情來說，互聯網問診也讓民眾避免了盲目聚集到大醫院而造成的交叉感染，這也是一種分級診療。
未來的分級診療市場將發生改變。依據我的判斷，在一級醫療機構看常見病、多發病，三級醫療機構負責疑難雜症的格局下，二級醫療機構將逐漸不復存在，醫院等級將逐漸淡化。
現在國家鼓勵有水平、有能力的二級醫院創“三甲”。當“三甲”多於二級醫院時，二級醫院就處於一種邊緣狀態，或慘淡經營，或轉向專科，或乾脆下沉為一級醫療機構。所以，將來醫療體系自上而下將分別是綜合醫院、專科醫院與基層診所這樣一種組織架構。
今後民眾的就診習慣也會隨著看病就診模式的發展、醫療服務能力的提升而發生改變，尤其是當簽約家庭醫生制度落到實處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可以網上求助醫生，也能在基層醫療服務機構完成咽拭子的核酸檢測。
▼
‘ 周晉峰 ’
“食野”時代終將結束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秘書長）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繼而引發對野味氾濫議題的大討論。毫不誇張地說，這是社會各階層聲討野味市場陣仗最大的一次。
野生動物攜帶大量未知病毒，人和野生動物親密接觸導致對人身直接或間接的生命安全威脅，這已經無數次在現實中得到證實。就在疫情暴發之前，還發生過鼠疫事件，可以說類似情況不斷地在我們身邊發生，只是大多數我們沒有注意到罷了。而這次疫情特殊之處，在於它離我們最近、暴發規模最大，給人類帶來的教訓也最深刻。
在媒體和公眾批判食用野味的同時，政府有關部門迅速作出了力度空前的反應。1月份國家林草局下發公告，宣佈在疫情期間禁止一切形式野生動物交易。人大常委會也表決通過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的決定，被稱為史上最嚴“禁野令”。從馴養繁殖到消費環節，野味市場受到極大衝擊。
我們也發現，疫情期間對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的執法和司法效率得到極大的提升。比如我們發文舉報的福建長汀千米鳥網事件，當天，地方部門就連夜出動了；前不久，一個穿山甲鱗片走私犯罪團伙被打掉，領頭的判了8年。種種案例，都是打擊力度變得更嚴的見證。
轟轟烈烈的批判過後，我們冷靜下來思考對策，認為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訂是至關重要的。目前修法已經進入人大今年的議程，不過可以預見，我們還會向以往那樣遭遇部門利益、產業利益帶來的重重阻礙。
事實上，我們也遭遇了養殖戶、野生動物利用企業等利益相關者的瘋狂反撲。最早是中動協旗下的蛙類養殖委發文，聲稱野生動物養殖是人類的偉大創舉，吃野味已經成為人類的剛需 。有倡導修法的學者被電話轟炸並被聯名起訴，有關注動物保護議題的記者被舉報，有野保志願者被人在微博留言威脅。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因為利益群體的反撲、複雜的國際形勢等，保護一方的聲音似乎變微弱了，但我認為，大家的決心從沒有動搖過，反倒變得更加堅定。
疫情過後，我們會迎來嶄新的開始。許多變化已經可以預期，比如《野保法》的修訂。它會受到一點衝擊，但一定會得到推行，讓野生動物得到更好的法治保障。
《野保法》有可能脫離動物利用思維，而將生態文明作為指導思想。野生動物禁食名目會得到更新。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早就被人舉報過，但是管理部門沒跟進，這是現有法治框架下的漏洞。對有關部門的監督、公眾參與等法律上的薄弱環節，想必也會得到改進。再如，對野生動物的管理架構上，把一部分職能轉到農業部門去；在中央環保督察中，把野生動物納入督查範圍，這些方面都有了一些積極改變。
最根本的變化，則是公眾認知的改變。雖然老話說“好了傷疤忘了疼”，但這次疫情給更多人留下的記憶將是深遠持久的。從公眾、媒體、社會組織到政府部門，大家已經達成共識：吃野味是一種陋習。
利益群體反抗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覷的。疫情過後，野生動物非法買賣會死灰復燃，更多的地下交易會產生，並構成我們未來面臨的嚴峻挑戰。
但是我堅信，當疫情過去，“食野”時代也將宣告結束。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聲明：本文已註明轉載出處，如有侵權請聯繫我們刪除！聯繫郵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