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楊楠：男，1980年2月生，黨員。河北醫科大學第三醫院呼吸兒科主治醫師，河北支援湖北醫療隊首批隊員。
【凡人語錄】
“‘不論生死，不計報酬’。我被同仁的這種精神所打動。”——楊楠
第一批是最兇險的，您當時為什麼義無反顧去了一線？
1月21日我在單位值班，當時看到一個武漢醫生“請戰”上一線的新聞報道，他在《請戰書》上寫道“不論生死，不計報酬”。記得當時我一下就受不了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被同仁的這種精神所打動。當時就想，如果有機會能讓我去的話，我肯定要去。
讓我主動申請的還有一個原因。2003年中國經歷非典，SARS疫情很嚴重，在2004年畢業考研究生的時候，我就報考了呼吸內科專業，當時考慮如果再出現這種呼吸系統惡性傳染病，我也許能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當時自己是學生，看到的更多是老師們、醫護工作者在一線拼搏，那種激勵作用一直都在影響著我。所以說這兩件事都促成此行，我覺得我有必要去，也應該去。
當時出征前的情況如何？
我是河北省的第一批。當時我們院一共選了5名同志，包括感控科高偉老師、ICU護士王慧、感染科護士崔錦華、呼吸科護士張微，她們4名都是女同志，我是當時唯一的大夫和唯一的男同志。
現在說起來好像還和昨天一樣，印象深刻。我是大年初一（1月25日）值班，1月26日早晨就接到通知，我們主任抱著我先哭了，平時主任待我們像家長。我安慰主任：“沒事兒，我學呼吸專業時接觸過結核病，在結核病實驗室工作過，我還算有些經驗，防護服之類的還算穿過，不要擔心了。”
和主任告別之後，開車先去了愛人工作的省四院，她也是初一值班兒初二早上下夜班，8:20左右她下夜班後，我說“我真要去武漢了！”因為之前和妻子談過，如果有需要去武漢支援的情況，到時候我肯定報名肯定去。所以，她有心理準備，當時表現得比較平靜。
晚上8:20的火車從石家莊火車站出發時，看著站臺越來越遠，心情很複雜，一方面覺得對即將奔赴武漢情況的充滿未知，另一方面覺得好像一塊石頭落地了，能到自己想去那個地方了。途中，自己在車上把怎樣穿脫防護服、整個傳染病防護流程在腦子中過了一遍，之後覺得自己一直處於半睡半醒狀態，感覺頭腦挺清醒，還在想事情，但是又覺得是睡著的狀態。作為醫護人員並不是害怕疾病的緊張，而是對所有這些未知情況的緊張。
剛抵達武漢後，何時開始工作了？
1月27日抵達，分組排班後，下午就通知我們要去武漢市第七醫院工作。1月28日第一批醫護上班。沒有上崗的也沒閒著，把入住房間按“三區兩通道”要求分區，分成汙染區、半汙染區、清潔區以及醫護通道、患者通道。1月29日，我和同事張微用地圖導航前去看了看駐地到醫院的距離，因為怕酒店固定班車有事情趕不上的時候，可以走去醫院，看看花費多少時間，記得當時走了17分鐘。
1月31日，我是我們組第四個班，白班。之前也做了很多設想，會看到什麼樣的患者？會有什麼樣的情況？第一天上班，一圈房查下來，對照著當時第三版的新冠肺炎診療方案，80%病人重症，全是臥床患者，基本上沒有輕症，老年人居多。當時看患者的很多SPO2（指脈氧飽和度）水平都偏低，科室的20多臺監護儀全上了。監護儀報警情況有心率、血壓、呼吸頻率、血氧飽和度幾個方面異常就報警，當時是此起彼伏的報警聲。
當時我們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給患者一個一個地搬氧氣瓶。我們自創的詞叫“雙通道給氧”，就是用鼻導管吸牆壁氧，然後外邊再套上呼吸面罩吸氧氣瓶的氧，氧氣瓶的氧大概能給到10升/分鐘，一個氧氣瓶大概能用4-6小時，病人多，我們的狀態基本上就是不停地搬氧氣瓶。我當班時就很注意看患者的氧氣瓶的氣量剩餘量。我們把氧氣瓶提前放在病床旁邊，快沒了馬上就換，怕換氧氣瓶操作起來費時間，不能及時給氧造成病人危險。
我們參與救治工作的前兩週時間是最難熬的，這段時間患者情況都很重，基本這兩週沒有人能達到完全出院的情況。按照新冠診療方案來說，是7-14天的治療週期，基本上沒有一週或者10天能出院的，兩週以上的比較多。
看見您防護服上寫著“省三院、楊楠、博士後”，當時這樣寫是出於一種什麼想法？
那天，我和馬冬雪護士一起當班，她怕新入院的患者不認識我，就給我防護服上寫字，平時聊天她們知道我是博士後，於是就直接把這個寫上了。
後來，從冬雪給我轉發的、她們“偷拍的”照片上才看到寫的是“博士後”。我當時也很好奇詢問她為啥寫這個？冬雪說：“楠哥，病人一看到是‘博士後’給他們看病的，不就覺得自己的病馬上就要好了嘛。”聽到這個解釋，我說，“行！寫上是好事！減輕患者思想壓力。”
武漢市醫院解除定點醫院，當時情況如何？
3月12日，患者開始轉院工作，那時就知道要撤定點醫院了，暫時不能出院的患者要轉到雷神山、火神山或者其他定點醫院，當時我記得只剩下十家救治能力更強的定點醫院。3月13日，武漢市第七醫院最後一名患者出院，然後病房進行了消殺工作。在這種疫情特殊時期，我們需要籤的醫療文書很多，包括患者的知情同意書等文書，都需要我們一點點地去整理。整理病歷工作分兩個步驟，一個是在清潔區病歷打印，根據化驗單、檢查單的不同分類，第二個是進隔離病房把之前患者前者的CT報告、知情同意書等文書夾到病歷裡。這時進到隔壁病房看到病房都空了，內心裡最多的是喜悅。在支援武漢期間，應該說我是幸運的，我的病人也是幸運的，雖然我分管病人有一半是重症，最終的結果還好，除了兩個轉ICU的病人以外，都順利出院了。
我一直信奉著研究生時老師給我講過的一句話——“沒有突然出現的病情，只有突然發現的病情。”意思是說患者病情突變，只能說明平時觀察得不細緻，沒有對病人提前做預判，如果平時疏於觀察，到病人發病了，病情惡化到不可進展的時候，忽然發現了問題，而不會說患者的病情突然改變。我當班的時候，查房的時間會比較長，針對每個病人，會提前去做預判，所以自認為對病人看管的還算比較細緻，而且對病情變化上觀察的比較透，這應該是比較欣慰的。
還記得從武漢撤回時的情形嗎？
3月20日，第二批撤回。當時武漢的情況比我們剛去的時候好太多了！路上的車明顯地能看見多了，再有一個就是春天到了，路邊好多的花，這個城市瞬間就變得有生機了。當時的病患情況是，我們醫院當時有17位患者轉院到其他定點醫院繼續治療，但是以我的判斷來講，他們應該是很快都能出院的，一般情況都很好。另外，我還在通過網絡手段做著部分出院患者的複查工作。
此次不同尋常的湖北之行給您留下哪些感動瞬間？
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這種感動真的是無時無刻不在的。包括戰友們一起長時間的奮鬥，我們雖然回來了，但是武漢的戰友還在繼續奮戰，繼續堅守自己的崗位。
另外，就是我們駐地酒店的工作人員，也都是放棄休假，放棄和家人的團聚，一直陪到我們最後離開。
還有那些素昧平生的武漢人民，不論是否認識，看到我們穿著“中國衛生”的制服，他們會主動說“謝謝啊，謝謝！”在那種情況下，這個最樸實、最簡單的話最能表達自己的情感。
參與武漢抗疫行動，對您來說發生了哪些改變？
這段經歷使我對自己、對生活有了更新的認識，也能夠去更好地去理解病人，理解今後的生活。最大的影響，就是讓我更珍惜現在的生活，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還有一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收穫，那就是我在孩子心裡的形象和地位有了改變。以前孩子總說我回來晚，不陪她玩兒。這次回來之後，孩子不滿6歲，雖然很小，但是我可能真的成為了她的英雄。
回來以後發現，我在成長的同時，孩子也在成長。我抵達武漢的第三天，孩子高燒39.4℃，這事前天我愛人才和我講，說當時還有一個小細節，我在武漢和她們視頻連線的時候，孩子還帶著退熱貼，奶奶和媽媽都沒想到一個這麼小的孩子，怕我擔心她，在看到視頻接通的瞬間趕緊把退熱貼撕下來了。聽到這些，我覺得她也成長了。
好好生活，好好熱愛自己現有的生活，就是最大的感觸。
（河北省檔案館劉慧鑫採訪整理，編輯史豔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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