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在中國並不陌生。近代以來，君主制在中國的變革中所起的阻礙作用，使君主制的名聲一直不佳。君主制不合歷史的潮流，在當今以平等作為人類價值基礎的世界裡，這種不平等的制度設計只能使人憤懣。然而，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人類並非生而平等，作為人類生活第一驅動力的大自然從未以平等的基石。
人生來就會有特徵和能力上的差異，這種大自然不均勻的分配給人的生存帶來了極大的競爭意義，最有能力和號召力的人，會自然地成為頭領，並帶領部落的人們獲取生存的資源。人類社會會在這個的基礎上產生一位帶領他們走向強大的君主，也就是說君主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隨著君主制的進一步加強，君權就會達到巔峰，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現代國家的構建，但同時君主的權力過大也給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麻煩。如何使君主的權力避免其負面影響，而有利於現代國家的發展，對每一個現代民族都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一旦解決失當，國家內部會陷入長期的戰亂，社會發展會停滯不前，甚至會倒退。如何有效的制約君主的權力，又能讓國家的平穩地向前發展，這非常考驗每個國家的政治智慧。在這個轉型過程中，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是時代的大進步，也常被後人津津樂道。
議會與國王的權力關係變遷
在一番腥風血雨之後，頑固堅持“君權神授”的英國國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斷頭臺，英國議會立即宣佈英國成為了一個院制共和國，然而，當人民歡欣鼓舞之時，卻逐漸發現這個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它的一切權力都掌握在克倫威爾為首的軍隊手中。軍事的嚴格管制，把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娛樂活動都納入嚴格的監督之下。
被送上斷頭臺的查理一世
英國人為了追求自由，處死了國王，但專制繩索並未斬斷，甚至比過去勒得還緊。克倫威爾去世後，經歷了一個很長的、痛苦的摸索階段來恢復國家機器的運轉機制，最後不得不重新請回國王來構建自己新的政治架構，於是，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就成為一種得民心的選擇了。但是英國君權至上的時代一去不復返，議會取代了國王的權力，國王開始走下神壇。
雖然，英國王室還是如同歐洲王室一樣的威風和強大有力。但這只是一種表象，英國的王室在 17 世紀的革命之後不僅在權力上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在物質上和整個社會環境的氛圍上，也完全不能與那種歐洲式的王權進行比較了。
這是一種貌似強大、實則虛弱的地位，決定了英國國王從神聖的位置上被虛化。在神聖光環去掉後，國王開始轉變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普通人，但國王依然是一種合法權威的代表。
克倫威爾
而英國革命使主權轉移到了議會，議會主權當然意味著議會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卻並不表示議會能夠完全取代國王的行政職能直接管家，主人與管家的職能交接需要一個很長的磨合過程。光榮革命之前，因政府運作和戰爭所需花費迅速增長，國王不得不頻繁召開議會。議會召開次數越多、徵稅越頻繁，議會的重要性便愈加凸顯。議員們對自身政治身份的認同越強，也越願意參加議會。而且國王越來越意識到，必須與議會合作，國家才能持續運作，雖然在此期間，王權和議會權力的衝突一直時斷時續，但卻為它們之間的磨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權利法案》頒佈後，行政權和立法權都統一到議會手中。國王成為名義上一切權力的來源，實際意義上的虛君。但這樣的地位並非可有可無，依據憲法，國王依然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立法機構的組成部分、法院首領、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
在光榮革命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議會由於無法集權於一人，就不能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而這樣的一個權力執行機構的代表，在當時的英國似乎除了國王，暫時也難以找到合適的替代人選。
在現代政治中王權傳統的威望很自然地成為權力的一極，儘管這一極並不直接參與治理，但它對於政治穩定而言卻十分重要，對於現有政治體系中出現的失誤，國王就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提出自己的看法。由於王室的特殊地位，這種看法顯然具有重大影響。
光榮革命雕像
首相內閣制的誕生。
君權神授的觀念被打破之後，英國的政治出現了幾大危機：第一，國王留下的政治真空，並不是可以在短期內被議會或其他的政治機構完全替代的，而復辟實質性的君主制是不可能的，一夜之間沒有了君主也是不可行的。第二，英國王室在新政治架構的形成中，依然還能發揮人們預料之外的作用。換言之，實質上的國王或許可以不發揮作用，但抽象的國王在英國的政治架構中卻依然有著重要的作用。
由於君權被議會取代，但議會對國事運作十分缺乏經驗，也令人很不滿意。議會可以在大事上防止國王隨心所欲，但處理日常的行政事務，卻依然需要一個穩定的權力中心在，那段時間中，原本行使國事職能的國王和王室在政治上依舊有很高的話語權，但國王的地位已經不在神聖，英國人民也不願意讓君權恢復到往日的神聖。
斯圖亞特——安妮女王
因此要想國王成為真正的虛君，就必須建立一個完全能夠替代其政治職能的執行機構。這種政治機構，主要是行政機構的構建和運轉，不僅對於英國的君權觀念的徹底性極為重要，對於維持一個迅速現代化國家的正常運行也極為重要。
於是，英國的內閣製出現了。內閣的前身是樞密院，剛開始是國王王牽頭的高級大臣會議，之後逐步地演變為少數幾個人的碰頭會。光榮革命後，君權衰落，其職能漸漸移交到了內閣中。例如，安妮女王在通過一些法案時，講到國王就好像講到政府一個最高行政部門一樣。但那個會議開會時，國王如果未出席，便需要一個人將大家的一致意見轉告國王。這樣，就出現了一個主持會議的、向國王彙報的人。
在這個過程中，首相誕生了，他成為了實際政務的領導人，漸漸取代了國王的職能，而國王從自己主持的內閣逐漸脫身，最終成就了英國政治機構中一個新的行政中樞——內閣的誕生。
第一任首相沃波爾
兩黨制的興起
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議會就詹姆斯二世的王位繼承權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反對和贊成分為兩派——託利黨和輝格黨。
在工業革命後，英國社會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形成了兩大對立的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兩黨為了擴充勢力，從中吸納了大量的黨員。其中，輝格黨以土地貴族為核心，組建了保守黨；託利黨以自由貿易和改革勢力為核心組建了自由黨。
1832年，英國的議會改革，擴大了選舉權。為了獲取議會的多數席位，得到選民的票數，兩黨競相發展自己的議會外組織和競選協會。
20世紀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工人的勢力不斷壯大，工黨崛起，並且取代了自由黨輪流執政的地位。
但這個過程中政黨之間為各自的利益，衝突不斷。很多英國貴族人士和政治精英都哀嘆，政黨衝突必將危害國家，使國民充滿仇恨。但政黨卻並未在衝突中消失，反而日益強大，而國家依然在穩步前進。於是，一些較為明智的人們開始重新評估這一現象。
19 世紀初，關於反對黨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已經形成廣泛的社會共識，在這一問題上，英國人的創新能力再次得到了體現，“國王陛下的反對黨”這一富有創意的名詞出現了，反對黨獲取和執政黨一樣的政治地位，這為反對黨制衡執政黨取得了政治保障，而兩黨之間也形成了激烈的鬥爭，王室則在其中保持著中立的態度在兩黨鬥爭之間求得生存，而兩黨需要王室作為鬥爭的妥協空間，因此王室和兩黨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
總結：議會經過長期的鬥爭，終於將國王的權力置於自己之下，但議會未能完全履行國王的職能，來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面對國王留下的政治真空，在短暫依賴國王之後，英國慢慢形成了兩黨輪流執政的內閣。雖然英王已經成為了虛君，但依舊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一切權力的來源，這意味著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衡政治上的衝突，加上兩黨鬥爭需要王室作為一個巨大的妥協空間，王室得以留存。
在英國君權收回的過程中，英國人充分利用了王室的傳統地位，把它融入了英國現代政治體系之中，並最終使其成為政黨、首相、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一種國家禮儀象徵和半超越性質的各方利益的平衡點。英國人這種舊瓶裝新酒的做法，既體現了英國人的政治智慧，也部分解釋了英國變革得以成功的原因，同時還能讓人領悟英國王室在今天依然能夠存在的歷史淵源。
伊麗莎白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