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叫作政府回应性（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这个话题其实早就有了，但从实证层面研究则是北美那帮搞计算社会科学，特别是注重实验方法的学者们搞出来的，比如金和潘。
具体做法很暴力，注册一大堆不同的账号，设定个人身份(老人，残疾人之类的)，去给政府的网络留言板留言，咨询民生问题。然后，统计分析政府是不是能及时回复，会不会给出建设性的咨询意见(比如把民政局xx科室的电话贴给你)。
大多数研究发现，这几年中国地方政府的回应性还真的挺好的，回复率一般都比较高。而且有些地方还能做到公开回复，就是你咨询的问题和政府的回应都能被别人看到。
以前各种粉圈撕逼事件刷屏的时候，我就常常疑惑，为什么偶像本人没有任何反应呢？这次肖战团队不出意料的拿出了工作室声明作为回应，我就想起以前各种发律师函的偶像们，脑子里迸发出“回应性”这个名词。我突然感觉，公众人物，或者限定到明星这个群体，他们的“回应性”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当然，这里面是有一些先验的价值判断的：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公众人物是应该有较高的回应性的，就和政府一样。
这种回应性并不是指粉丝给偶像送个礼物，偶像回个明信片；也不是指偶像答应粉丝换个发型，然后真的去烫头。这些都是无关痛痒的领域。
公众人物回应性的关键，在于他要能直接回应“公共事务”，特别是针对他本人的“公共事务”。举例来说，张召忠，他能接受记者的采访，观众的提问，真诚的回答他本人对b站鬼畜的看法。韩红也能接受采访，表达自己对公益行业的看法，回应外界对韩红基金会的质疑。所以，张召忠和韩红，作为公众人物的回应性就很好。
那什么是不好的回应性？比如在网上晒出各种律师函，各种工作室声明，但本主并不以任何形式对涉及他的公共事务进行任何回应。这种回应性甚至不如陈冠希的发布会和吴亦凡的《大碗宽面》。
令人疑惑的是，低回应性成了新生代偶像运营的一个原则。按照粉圈的逻辑，张召忠和韩红这种行为就叫亲自下场，是一种极端愚蠢的行为。
偶像不回应，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偶像们有嘴，有手，有身份证，有手机，怎么着也能找到一个途径对涉及自己的公共事务进行回应。不回应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公共事务往往伴随着不确定性，偶像亲自回应会导致没有余地，商业风险极大，这是资本方所不容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代偶像，特别是以社交媒体维持粉圈的偶像，一个重要的卖点就是让粉丝替他们说话。
粉丝的这种冲锋打榜、控评发言、维持秩序的行为是当代偶像售卖的商品。这就和咱们花钱玩狼人杀一样，喜欢的就是这种替别人做主的感觉。
如果今天的小鲜肉们都像姜文那样有个性，都像张召忠那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偶像本身也是卖不出去的。公众人物的事，也是一种公众事务，我购买的，就是我能在新浪微博上参与一个公共事务的权利：我打榜了，我买杂志了，我刷豆瓣了，所以我能替哥哥说话，我有资格。
作为一个买卖，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但这种买卖，怎么玩也很难出圈，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替别人说话，大多数人更爱说自己的话。
律师函和工作室声明是捞不到任何路人缘的。想明白了，让公司的资源给安排一期圆桌派，面对窦文涛和马未都，开诚布公聊聊这些事。再不济安排一期吐槽大会，亲自说说身上的那些梗，虽然做作，但也算有个回应性不是？
真人，对这个世界一定是有看法的，对别人的理解和误解也一定是更有看法的，这个看法，不是工作室声明和律师函能够替代的。
有人说，粉圈的各种怪现象都是粉丝自己的行为，和偶像无关。
其实，如果偶像能像一个真人一样自己说话，提高回应性，粉圈是不会有什么怪现象的。替别人说话，肯定会说错话，但是让粉丝替偶像说话的人，那个始作俑者，难道不正是偶像自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