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最終會消退，屆時必須以一種全完不一樣的方式重建經濟，因為美國理應得到更好的發展，而且舊的模式已經不再能夠發揮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過去40年佔據主導地位的商業模式存在的根本性缺陷。雖然過去幾周金融市場受過分樂觀的情緒推動出現反彈，但這場危機將在長時間內給美國和整個世界帶來深遠影響。
二十世紀80年代初以來，處於領先地位的公司具有四個主要特徵：一是過分關注股東價值，而犧牲了其他利益方的利益，如工人、供應商、監管機構和整個社會；二是複雜的全球供應鏈；三是即時庫存；四是依賴基於市場的債務融資和“去證券化”(de-equitization)。
這種模式有益於股東、高管和董事會。過剩的現金用於回購股票，資產負債表儘可能精簡，槓桿被大量使用，工作保障讓位於提高效率。利潤的優化是以犧牲彈性為代價的。
想想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和過去的通用電氣(GE)。這家原本以工業為主要業務的公司經過一些金融工程操作提高了槓桿，該公司奉行的“六西格瑪”(six sigma)管理策略成了裁員等一些削弱員工士氣的措施的藉口，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追求短期股價的表現。金融危機之後，通用汽車的實力被削弱了。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危機暴露出通用電氣的問題在整個經濟中普遍存在，陷入困境的不只是一家公司，美國整個商業模式的薄弱之處正在顯現。
首先來回顧一下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之後再討論美國的資本主義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美國內戰結束後的一個多世紀裡，能源、醫藥、電信和交通等領域的突破重塑了美國。人類的平均壽命幾乎翻了一番，經濟生產率也大幅提高。上世紀70年代經濟增長放緩後，選民們把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推上總統之位，隨後政府又與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領導的美聯儲合作，實施了減稅和大幅降息等措施，美國從一個儲蓄國轉變成了貸款國。
金融槓桿提高了需求。雖然從1995年到二十一世紀初美國的生產力曾經歷了短暫的爆發，但事實上，里根和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對供應面的暢想並不切實際。儘管政府放鬆了管制、減稅、技術也出現了驚人的進步，但以每小時工作產出衡量的生產力卻萎靡不振。支出增長快於產出增長，進口彌補了產出缺口。
為了購買外國製造的商品，美國人逐漸債臺高築。反過來，向美國出口的國家則通過購買數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來為供應商提供融資。這是一種浮士德式的交易，因為這樣一來，美國的利率繼續處於遠低於應該達到的水平，刺激了更多的國內借貸和消費。
這樣的情形無法持續太久。
雖然許多美國人認為經濟欣欣向榮，但以生產率增長衡量的經濟實際增長則非常緩慢，薪資中值增長也停滯不前。與此同時，金融業的地位從次要升至主要。在金融危機暴發前夕，富人所擁有的金融資產存量已經飆升至實體經濟規模的近三倍。
金融危機原本應該帶來一場重置，讓經濟回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但各國政府和決策者無法面對這樣做帶來的政治方面的後果。政府幾乎不附加任何條件就實施救助，美聯儲的印鈔機暫時把債務負擔從私營部門推向公共部門，處於歷史低點的利率和較高的資本回報一起推動了美國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牛市。
這樣一來，股東資本主義模式在接下來的10年裡佔得上風，與此同時，美國工薪階層的工資增長受到抑制，就業沒有保障的情況一直存在，而硅谷和華爾街億萬富翁所代表的鍍金時代孕育了財富精英這種錯覺。
難怪在最近一個10年行將結束時，近一半的美國人沒有足夠的儲蓄來應對計劃外的400美元支出，與此同時，醫療保健費用的增長速度是工資增長速度的兩倍，令他們不堪重負。接下來疫情暴發了。準備不足的美國的主要對策是社交隔離，給工薪家庭的財務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過去四周，有2200萬美國人申請了失業救濟。美國經濟的支柱變得不堪一擊。
此外，大規模的政府救助又要出現了。提供救助的目的是希望大規模財政轉移支付能在人們失去收入之際提供支持，防止家庭破產和企業倒閉，為療法和疫苗的研發爭取到足夠的時間。
疫情最終會消退，屆時必須以一種全完不一樣的方式重建經濟，因為美國理應得到更好的發展，而且舊的模式已經不再能夠發揮作用。
我們認為，這場危機會以以下10種方式重塑經濟、顛覆商業模式、改變社會以實現更可持續的發展。
首先，救援需要附加條件。企業高管和公司董事會正在為生存懇求利益相關者，尤其是希望獲得政府幫助。保住工作崗位是必須的，但在工人迴歸時，美國經濟應該能夠在長期內給予他們支持。接受救助的航空公司必須恢復運營，就算是航線不盈利也要這麼做，以確保基本物資和關鍵人員能夠到達其需要到達的地方。向企業提供緊急貸款或補助的政府必須獲得股權，或至少在企業收入如何分配給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問題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在社交隔離造成的損失方面，社會必須有之後的投資回報不僅歸資本所有者所有這種預期。
這些決定都必須現在就要做。如果高管、董事會和股東決定選擇接受救助，那麼他們必須知道社會對他們做出這些承諾的代價是什麼。如果決策者在提供救助時不附加條件，那麼10年前銀行業所經歷的情況將重演。一旦高管和董事會穩住局面，能夠再次給監管機構政治和財務上的好處，那麼他們就會逃避自己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其次，企業必須重新思考自己對長供應鏈的依賴問題。反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反彈和保護主義的錯誤行為已經令依賴長供應鏈這一策略承壓。疫情下那些依賴長供應鏈的公司面臨的風險比它們過去所瞭解的要更大。商界領袖、供應商和工人需要共同參與，提高對未來可能無法避免出現的大流行的抵禦能力。
生產和分配系統需要重複配置，必須準備好後備計劃。這裡所需的額外投資不會增加產出，只會增加成本，類似於9/11之後在安全方面的大量支出，這些支出幾乎沒有一項提高了生產率。這樣做的結果是，在全球範圍內運營業務的公司的利潤可能會減少，但舊模式下賺取的大部分利潤都是幻覺，只是由於缺乏風險認知而維持下來的。負責任的全球性企業必須確保適當的風險管理成本在所有者、工人和供應商之間公平分配。風險管理應該在環境、社會和治理投資指標中得到體現。
第三，即時庫存這種做法必須改變。大型銀行被要求設置備用（和空置）交易大廳，用來防範恐怖襲擊或戰爭導致交易大廳無法使用。現在整個經濟都需要類似的解決方案。技術或許最終會帶來更好的解決方案，但現在公司需要的是提高彈性，而不僅僅是利潤。
第四，各國央行必須改變提供緊急貸款的方式。經濟封鎖之初，企業動用了銀行信貸額度，銀行被組織起來向小企業發放貸款，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貸款會完全變成贈款。作為最後貸款人的央行，仍傾向於通過金融機構（央行可以對這些機構施加不公開但有效的壓力）開展工作，而不是通過市場（央行在市場只能購買資產，或在極端情況下關閉市場）。資本市場可能（或不能）比銀行能夠更好地分配風險，但在正常時期，它們通常提供更廉價和更靈活的融資。然而在非正常時期，資本市場可能會凍結。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需要重新考慮將風險從銀行和投資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轉移到市場的策略，這是他們在金融危機之後採取的做法。這場疫情將迫使金融監管機構在下一場危機不可避免地到來之前，重新審視控制風險的問題。
第五，必須警惕美國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債務規模。一旦政府債務超過經濟規模（就像美國現在的情況），那麼長期增長通常會受到損害，因為償還債務變得更難，未來可能出現的衝擊也會變得更加危險。按照目前的發展軌跡，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很可能超過二戰時的水平。在可預見的未來，極低的利率意味著政府能夠償還債務。美聯儲已經在將債務貨幣化，而且只要通脹保持在較低水平，只要有必要，美聯儲可以一直這樣做。
但寬鬆的貨幣政策只能是暫時的解決辦法，免費的午餐並不存在。到了某個時點，償還債務必須通過提高產出來實現，要麼經濟規模變得更大，確保政府可以持續償還債務、最終削減債務規模，要麼把經濟中更大份額用於償還債務。拒絕償還國家債務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考慮到這樣做給國內外債權人、全球金融和支付系統以及下一代人造成的違約溢價這樣的代價，拒絕償還國家債務是不切實際的。
到目前為止，擴大經濟規模是最好的結果，但這要求公共和私營部門改變自己的行為，以確保以一種與金融、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性相一致的方式在長期內提高生產率。
第六，應該減少公司首席執行官的薪酬。由於公司利潤將下降，股票回購活動減少，投資者回報降低，管理人士將不得不接受薪酬下降的局面。在1965年，標準普爾500指數成份股公司CEO與員工平均薪酬之比為20:1，現在是278:1。在這次疫情暴發前，這一點就已經廣受詬病。展望未來，接受救助的上市公司董事會將不得不重新設定高管薪酬，這樣的舉措也將波及整個私營部門。
第七，激進投資需要改變。典型的激進投資策略是買入目標公司的股票、攻擊其領導層、通過借款支持股票回購和特別股息、以及大幅裁員，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讓激進投資者獲益。在經濟最好的時候，這種策略就曾引發質疑，如今已經變得不合時宜，會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未來的激進投資者應該通過敦促企業遵守ESG原則來提升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大型機構投資者和資產管理公司正開始朝這個方向邁進，這一進程需要加快速度。
第八，必須戳破私募股權泡沫。私募股權投資一直是相對於業績而言投資費用過高的最後一個領域。私募股權的商業模式依賴於低成本債務、破壞價值的併購和自導自演的公開拍賣，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私募股權投資的回報，而不是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商業計劃。大多數私募股權公司的投資組合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還沒有反映出疫情造成的巨大損失。當損失出現時，有限責任合夥人的回報率將大幅下降。政府應該拒絕私募股權行業的救助請求。
第九，大型科技公司越變越大，必須受到更多審查。疫情加劇了實體零售商面臨的挑戰，併為網上零售商（尤其是亞馬遜及其分銷合作伙伴）提供了奪取市場份額的巨大機遇。雖然我們不能低估網上零售商滿足處於封閉狀態的社區的需求的能力，但也不能忽視這些大型公司利用其市場力量的可能性，反壟斷問題應該在必要時得到重視。
最後，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不會受到挑戰，除非美國出現重大政策失誤。超過60%的外國銀行儲備和約40%的全球債務都是以美元計價的。疫情突顯了美元的獨特地位，在投資者尋求避險之際，美元的避風港作用得到大幅提升。保持儲備貨幣的穩定性對美國和世界來說都非常重要，這也是為什麼未來的美國政府應該重拾海外投資者的信心，讓他們相信美國會認真對待其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可持續發展的責任。
目前大量美國人正在全力對抗疫情，一旦眼前的這場公共衛生危機過去，重蹈覆轍的誘惑會很大，我們必須堅定地抵制這種誘惑。修復破碎的美國商業模式所需的努力與我們現在在科學和公共衛生問題上所需的努力一樣大。雖然公司CEO、經濟學家和央行行長不會像醫生或病毒學家那樣受人讚頌，但他們的工作同樣至關重要。現在到了推動美國走更可持續的資本主義道路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