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社會治理裝上數字“引擎”(法治頭條·對話社會治理⑤)

2020-04-23 09:11

嘉賓: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治理研究院執行院長孟慶國(圖①)

嘉賓:杭州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長吳江宏(圖②)

嘉賓:廣東省深圳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副巡視員陳朝祥(圖③)

製圖:張芳曼

核心閱讀

以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助力政府部門實現了更科學的決策、更高效的管理、更有力的監督、更符合需求的服務、更有預見性的風險防範,為提升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提供了強大動力。

抗擊新冠肺炎,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在疫情預警、傳染溯源、公眾防護、醫療服務和復工復產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開拓了更廣闊的空間。數字技術的不斷髮展會給社會治理帶來哪些機遇與挑戰?新技術的運用應重點關注哪些問題?記者邀請廣東省深圳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副巡視員陳朝祥,杭州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長吳江宏,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治理研究院執行院長孟慶國共同探討。

整合服務資源

提供決策支撐

記者: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疫情防控、復工復產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各地的實踐中,有哪些新的有益探索,給社會治理帶來了哪些新的變化?

吳江宏:杭州提出並建設“城市大腦”,對數字治理路徑大膽探索、先行先試。城市大腦已成為杭州實現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支撐。以杭州公安為例,2019年打造的“城市大腦警務操作系統”,就是賦能城市數字治理的重要載體。在疫情防控中,從搭建指揮中樞到建設應用場景,從提供數據支撐到高效研判保障,這套系統都得到了很好的實戰檢驗。一方面,我們聚焦“數得清、控得住”,利用系統實時動態掌握疫情防控關鍵點、社會風險突出點和復工復產關注點等情況,為黨委政府精準決策提供科學參考;另一方面,聚焦“找得準、防得牢”,在系統上研發了多個戰疫平臺,多項精密“智”控指數全省第一。

在杭州,從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的上線,到“雪亮工程”建設的深度應用,再到“一體化辦案”系統的推廣,“互聯網+”使得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內涵不斷豐富,為平安建設提供了廣闊前景。數字治理正在成為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引擎。

陳朝祥:疫情防控中,深圳以統一政務服務APP“i深圳”為主陣地,推出多個疫情防控服務專區,開發了“深i您”“深i企”等大數據應用系統。疫情期間藉助“i深圳”海量微服務平臺優勢,整合全市疫情防控、復工復產與掌上辦事的服務資源,為群眾提供疫情實時跟蹤、密切接觸者行程查詢、網上辦事等全方位、全流程服務,囊括了資訊、預防、辦事等各個方面。

為幫助企業解決復工復產中的實際困難,我們僅用5天時間就推出了“深i企—精準服務企業”平臺,其中包括“企業訴求響應”“惠企事項政策精準推送”“惠企事項一站式辦理”等功能模塊,實現了企業訴求“一鍵提”、政府部門“速反饋”、扶持政策“一站匯”、精準服務“更匹配”。截至4月15日,共收到3025家企業3866件訴求,市區兩級17個部門負責辦理和解答,做到每件訴求均有回覆。

孟慶國:在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有序復工復產中的過程中,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手段發揮了顯著作用。比如依託國家“互聯網+監管”系統,快速開發出的“密切接觸者測量儀”,公眾只要輸入姓名和身份證號碼,就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密切接觸者。民航、鐵路等部門根據掌握的出行人員數據,快速上線新冠病毒確診患者行程查詢系統,第一時間向旅客發送通知預警。許多地方基於三大運營商數據的人口流動大數據分析,對駐留、到訪重點區域人群進行流動分析和大數據畫像,為有關部門做好疫情防控、復工復產提供了決策支撐。

這些數字治理實踐增強了處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實現了更科學的決策、更高效的管理、更有力的監督、更符合需求的服務、更有預見性的風險防範等,不斷推進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

打破數據壁壘

尊重用戶體驗

記者:基於疫情防控的需要“催化”了大量政務服務“上網”。當前在推動電子政務發展上還面臨哪些不足和短板,如何應對這些難題和挑戰?

陳朝祥:近年來,深圳加快推進數字政府體制機制改革,成立市區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湧現出“秒批”“無感申辦”“一件事一次辦”等智慧政務新模式,既方便了企業和市民辦事,優化了營商環境,又促進了政府職能轉變。下一步,需要從制度和技術雙管齊下,進一步優化完善網上辦事。

首先要爭取打通垂直系統,實現本市政務服務平臺與國家、省垂直系統互聯互通,形成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使企業和市民辦事更加便捷。其次要加快推廣電子印章和電子簽名,取消現場簽名和紙質證照,打通全流程網辦“最後一米”。還要完善身份認證體系,拓展身份認證渠道,優化法人認證方式,簡化認證程序,實現全國身份互認。最後要加強法律保障,從平臺建設、數據管理、智能審批、容錯救濟等方面完善法律法規保障。

吳江宏:當前一些地方電子政務發展面臨“曲高和寡”難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做得不夠實”,比如政務數據共享不足、政務信息更新不及時、政務服務平臺功能不完善等,難以滿足“放管服”改革的需要;二是“叫好不叫座”,系統設計、研發都不錯,但宣傳、運用不到位,群眾知曉率低,線上線下流程銜接還不夠順暢,群眾認同感、體驗感不高。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還是要樹立互聯網思維,真正站在用戶角度去思考群眾對電子政務的需求到底是什麼,並以此為導向規劃電子政務長遠發展。

孟慶國:整體上看,各級政務服務平臺的建設已經基本完備,可面向社會公眾和企業提供政務服務和公共服務在線辦理。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部分平臺與國家平臺間,不同辦事系統間未實現統一身份認證,註冊登錄不夠便捷;在線辦事過程較為繁瑣;服務平臺支付渠道不夠便於使用,對微信、支付寶等用戶常用方式的支持不足;能夠完全在線辦理的事項還不夠多等。

目前,政務服務在線辦理的環境、條件和能力都已基本具備,接下來要從一個個具體事項入手,著重落實政務服務事項在線辦理的具體流程,不斷提升便捷性和易用性,為社會公眾和企業辦事提供便利。

城市變得聰明

管理更加精細

記者:在運用信息化讓城市變得更“聰明”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數字治理對於市域社會治理有哪些啟示?

吳江宏: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杭州城市大腦建設從“治堵”到“治城”,從“單一場景的推廣”到“綜合區的實踐”,其所涵蓋的領域不再侷限於各職能部門推出的應用場景,而是依託已接入覆蓋全市的共148個“數字駕駛艙”,為黨委政府科學決策提供更加實時、精準、全面的數據支撐,並實現機構內部、部門間和區域之間協同對接,為市民提供無縫隙公共服務。

數字治理既要讓城市變得更“聰明”,也要讓城市管理“像繡花一樣精細”。應清醒認識到,善於利用大數據並不是“唯大數據”,要想真正運用數字技術實現社會治理精準施策、靶向發力,技術創新是核心力量,制度創新更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我們應該牢牢把握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不斷提升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水平。

陳朝祥:與信息化、智能化相伴而生的數據與網絡空間安全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為加強數字治理的法治建設和數字空間安全防範,深圳在全力做好技術、制度、管理等各項工作的基礎上,正在開展《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立法和網絡安全規劃編制,力求解決好數據的責、權、利,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構建數據治理監管體系,探索和建立適應新時代發展的數據治理體系,打造安全開放的數字空間。

孟慶國:從應對疫情的治理實踐中可以明顯看到,未來的數字治理呈現出五方面發展趨勢:一是治理環境從物理空間向虛擬空間發展,政務服務網上辦理的進程正在加速;二是治理工作從文字描述向數據表達發展,可視化工具在政務治理中得到普遍應用;三是治理方法從經驗應對向科學決策發展,依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手段進行復雜預測分析成為社會治理的熱點發展方向;四是組織方式從分散治理向標準協同發展,地域性的分散、差異治理必然要向標準化的協同治理轉變;五是數字手段從輔助工具向核心載體發展,呈現出數字政府的新形態。

在市域社會治理中也應順應這些趨勢,統籌做好政務雲平臺、政務數據體系、城市物聯感知體系等工作,統籌建設、統一管理的新型數字政府基礎設施,改變層層部署、文來文往傳統治理模式,打造圍繞數據的政務工作新模式,構建會“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新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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