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编写程序
李南方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不仅是历史知识的宝库，而且是历史著作的楷模。它为历史编纂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的影响。《通鉴》编述者处理资料的方法堪称典范，对我们今天编修地方志过程中进行资料的综合整理，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通鉴》记述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治乱兴衰史”，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其书网罗宏富，体在思精，为千古之所未有。”确非过誉之辞。
《通鉴》的编写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当时已具备一切必要的物资条件，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并得到两代皇帝——宋英宗和宋神宗的赞许与支持外，还在于有真正得力的人手与合理的分工，有十分周密的计划和正确的方法。
根据司马光《与范内·（祖禹）论修书帖》所言，《通鉴》在成书之前还有过两道工序。因此，《通鉴》实际上是三步编写而成的。这就是：
第一步作丛目。首先以一定的史料为依据标出事目（即详细的篇目），再集中所有资料，将其中一切有关的事情按年月日顺序载录于相应的事目之下。每一事中间空一行白纸，以便进行整理、补充。作丛目要求尽量“采摭异闻、力臻详备。”“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无害。”这可算是第一稿。但这一稿还只是做了资料的比次编排工作。
第二步修长编。就是将丛目全面仔细地检阅一遍，然后进行以下处理：对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的史料，选录一种明白详备的；彼此互有详略的史料，就“左右采获”，互相补充，并加以文辞修正；遇有彼此年月事迹相违背的史料，则择一种证据分明，近于合理的“修入正文”，其余的注于正文之下，并说明取舍的理由。修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以便有进一步修改、考订的余地。可见所谓长编，就是对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的鉴别取舍和组织整理后所形成的文字，具有“半成品”的性质。
第三步笔削成书。这一步是总其大成的工作，即对长编所载进行更加精确的史料考订、更加严格的组织剪裁和更加系统的文字修改，经过由“粗”到”细”的反复删润，写成《通鉴》的定本。
上述过程的每一步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要将一千数百余年间浩如烟海的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旧资料，改造成自成体系的新书，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憎。司马光以为，在作好丛目之前不能急于修长编。他在以上提到的《论修书帖》中说：“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就是说，长编要以丛目为基础，不能一步跨越——不作丛目而直接修长编。
《通鉴》初出于众手，后成于一人，是集体分工协作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产物。司马光是全书的主编。他奉敕置局修书，亲自挑选人才，得到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个主要助手。这三人都是当时博学能文，有很深造诣的一流史家。刘攽是汉史专家；刘恕对各种史书“无所不览”，深谙数千年间的史事，尤为马光所推重；范祖禹专治唐史，著《唐鉴》一书。丛目和长编和编写由这三人分担：两汉归刘攽，三国至南北朝归刘恕，唐代归范祖禹。此外，凡遇到“纷错难治”的史料，又都交给刘恕处理。可见司马光的知人善任。除这三个主要助手外，还有检阅文字，辑录资料的人员。
司马光本人，不仅负责总休设计和全面的指导工作，而且全书最后由他一手编定。对于全书的体例、写法，编目、长编的编写方法与要求，各种工作的相互配合，他都一一作了具体规定。在笔削成书时，他将长编一删再删，“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对“文字尤多”，计“六七百卷”的唐代长编，他花了几年工夫才删定为八十一卷。据说《通鉴》全部草稿，当时在洛阳盈两大屋之多。足见工程之浩大和司马光及其助手们用力之艰苦精勤。在向宋神宗《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说：臣“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还须补述的是：在刘、范诸人参加协修之前，司马光已独力编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通鉴》上限之始）至秦二世三年的八卷，往后的二百八十六卷是以这八卷为样本续编的。这说明，《通鉴》这部“文字简练，记事周详”，“博约得宜，体例统一，前后如出一手”（王仲荦《资治通鉴选》）。可见可见这部负盛名的巨著的完成，司马光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这样一部大书仅凭三、五人之手完成是令人惊服而值得研究的。自唐代以来，史馆修书有种种弊病，早在唐景龙二年（708年）作为史官的刘知几在他的辞职书中就曾痛加揭露。其中如：监修官多，互相牵制，以致“十羊九牧，其令难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史官亦多，职责不明，因而“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新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刘知几《史通》《忤时》篇）。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通鉴》编写班子是一个精兵强将的班子。他们各自尽职尽责，并且通力协作，克服了这些弊病，才创造出新的局面，取得空前的成就。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编修地方志好好学习的。
1982年5月
记忆《〈资治通鉴〉的编写程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地方志编纂工作在全面展开。这是一件文史盛事，又是一项巨大而全新的工程，对于绝大多数参与其事的人而言，如何搜集资料，如何着手编写直至成书，都是现实存在的大问题。我有幸躬逢其盛，并受命担任《武汉市志•卫生志》副主编（主编由武汉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建儒先生担任），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
中国有数千年史志学传统，有众多名垂千古的史志学家。当此重任，我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历史经验与史志典籍，《〈资治通鉴〉的编写程序》算是一篇较为完整的学习笔记。这篇一千九百多字的文章，写成于1982年5月，随后发表于《武汉志通讯》。
1983年4月22日至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志指导小组在洛阳召开中国地方志规划会议，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共七十余人参加会议，我是湖北武汉地区的代表之一。我的上述文章被编入会议散发的论文集。与会代表和文集中的文章作者，包括谭其骧、朱士嘉、史念海、傅振伦、来新夏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史专家。
会后不久，我有小诗一首吟咏其事：
史家会议集春庭，
我有文章播洛城。
一卷英华遴九地，
欣同老辈共标名。
可是在这次会议一年多之后，我被调入武汉晚报从事新闻工作，不得不放下编修卫生志的任务。三十多年过去了，偶然在网上搜索，我发现《〈上海地方志〉1989年第一期》也略有删节地转载了此文，它成了我那时经历的一种记忆和纪念。
李南方
2020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