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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范仲淹和歐陽修，相信不少讀者會立馬伸出大拇指讚歎：“這是兩位大文學家啊！”
確實，我們中學時期跟這兩位熟得很，《岳陽樓記》和《醉翁亭記》都是語文的重要考察篇幅，不但要逐字逐句的理解，還要求全文背誦。
這兩篇文章的水平是一頂一得高，可惜有點長，不少記憶力不好的小夥伴（比如餘孽君我）可就發了愁了，這兩篇中國文學史上的名作，也因此不幸成為了我們這些人的噩夢。
不過，今天我不準備談問這兩位大家的文學修養，而是要談談他們在中學語文教育中被忽視的一面——他們不僅僅是優秀的文學家，還是充滿抱負、愛國愛民的改革派政治家。
在北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年—1048年），范仲淹和歐陽修曾針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弊病，主張進行一次大範圍的政治改革。只可惜，改革派雖有熱情和才華，但卻不會搞政治鬥爭，結果在其他大官僚的反對下，改革難以推行，改革派人士紛紛被貶。他們的故事，不得不令人感到唏噓。
宋仁宗
改革前的北宋：內憂外患
11世紀40年代，北宋王朝正深陷於嚴重的內憂外患之中。
這內憂，是指由“三冗”問題導致的國力積貧積弱。第一冗乃冗官，宋代的官僚體制為了保證皇權的強大，增設了大量職權交叉的官職，以此來制衡官員權力過大，但這又導致了一個新的問題——官員數量過多，朝廷支付的俸祿遠超其經濟實力。
第二冗乃冗兵。北宋政府常常在災荒年間將大量受災民眾和無業遊民招入軍隊，以避免他們成為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募兵政策雖然防止了動盪，但卻造成軍隊規模過於龐大，且多訓練不足。
第三冗則是冗費。龐大的官僚機構以及軍隊規模使得政府的財政支出無限制增加，而且，宋代的財政管理機制又相當混亂，財權屬於多個部門，他們彼此牽制、扯皮，互不相知、互不調用。縱觀北宋歷史，財政支出往往一年比一年更高，仁宗時期已然出現了赤字。
這外患，則是指北宋在對西夏作戰時的一系列軍事失敗。1038年，李元昊建國大夏，定都興慶。次年，李元昊親率大軍逼迫北宋邊境，先後於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大敗宋軍，殺敵數萬，引得北宋朝中上下大為震撼，通過改革來富國強兵的呼聲不斷增加。
李元昊
改革派的主張和措施
面對如此境地，朝中一批憂國憂民的官員起了改革之心。改革派的領導者之一是范仲淹，范仲淹為蘇州吳縣人，27歲中進士，為人正直，受到了很多士大夫的推崇。後與宰相呂夷簡產生矛盾，被排斥到外地任職，但名望也因此越來越高，並與歐陽修、韓琦、富弼等人結為改革派。
慶曆三年（1043年），改革派的大量人物都被授予要職，且北宋內部的改革呼聲也不斷升高。范仲淹認為時機已到，向仁宗獻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書》，提出改革方案。因此年為慶曆年，故命名為“慶曆新政”。
此方案將改革分為十事，分別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前五事是改善升遷、任免、考核、選拔問題的吏治改革，接下來的三事探討如何富國強兵，最後兩事則是保證前八事能實施的指導方針。
總體來說，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以富國強兵為最終目的，為了富國強兵，應當先使民富，而使民富又需要整頓吏治、裁撤冗官、以才選官，因此我們可以說，吏治改革在清理新政中佔據最核心、最根本的位置。
答手詔條陳十事書
但是，由於觸碰了太多官僚階級的利益，范仲淹卻完全無法推行他的吏治改革。
就拿第一項“明黜陟”來說吧。北宋的官僚升遷機制往往是文資排輩，且升遷手續相當簡易，任職達到一定年限即可升遷。范仲淹對這種不負責任的升遷制度大批特批：“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並要求按照改革升遷制度，按照政績升遷。
《答手詔條陳十事書》的改革想法一下子就惹怒了一批官僚，老子兢兢業業一輩子，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就等著靠資歷熬出頭。結果好嘛，你這一句話就把我們都給打成素餐尸祿之徒了，還準備阻礙我們的升遷路線，這誰受得了。
范仲淹
再說說這“抑僥倖”。此事是針對北宋選官途徑之一——恩蔭制度所採取的改革。恩蔭制度是為現任中高級官員準備的，通過恩蔭，他們可以將自己的子孫、親屬送入官僚系統。此制在唐朝就已訂立，但宋代統治者老趙家為了拉攏士大夫，恩蔭制嚴重氾濫，大量官二代藉此湧入官僚系統，是冗官現象的主要原因。
對於恩蔭制度，范仲淹主張限制通過恩蔭進入官僚體制的官二代人數，或者是舉行考試，只有考試合格者才能被授官。
恩蔭制度使得大量官二代進入官場
不用說，改革派們的愣頭青提案又惹惱了一大批高級官僚，他們還指望著通過恩蔭制度給不幹正事的子孫找個鐵飯碗呢，結果這群改革派連這也不允許了！
改革的失敗
改革方案甫一出臺，就遭到了強烈反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出自《宋史·范仲淹傳》）。在激烈的反對之下，范仲淹不得不與慶曆4年放棄改革，自請外出京城，改革派群龍無首，紛紛遭到貶官。
除此之外，改革派的黨朋習見過於頑固。慶曆新政需要扳倒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若想要新政成功，單靠改革派的力量肯定不夠，他們還需要拉攏大量中間派人士。但改革派卻不屑於這麼幹，他們堅持依靠一小撮志趣相似的“朋黨”，獨立推動改革措施。
改革派的另外一個重將歐陽修曾做《朋黨論》，專門論述朋黨的重要性，指出“退小人之偽朋、近君子之真朋”。另一改革派官員石介則在其作品《慶曆聖德頌》中大讚范仲淹與富弼，並將改革派比作“眾賢”，將所有反對者貶為“大奸”。
改革派成員們直接開了群嘲，那些本來沒有正面反對新政的官僚們，聽了這話之後也按捺不住，站在改革派的對立面了。
歐陽修
縱觀整個慶曆新政的過程，范仲淹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改革措施幾乎得罪了整個官僚集團。升遷和恩蔭制度是大官僚們用以維持自身權利和地位的基石，而范仲淹卻想觸動這兩塊基石，無異於砸人家的鐵飯碗。因此，范仲淹會遭到如此強烈的反對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雖然慶曆新政失敗了，但我們這些後人卻更加能感受到改革派的良知與熱情，更能從范仲淹的故事中理解《岳陽樓記》中的那句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我想，有史以來所有觸動強大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家們，應該都有範公這樣偉大的情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