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雕像已被重新安置在苦盞（1939年-1992年稱列寧納巴德，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的公園中。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埃琳·蒂博（Hélène Thibault）拍攝。
塔吉克斯坦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最貧窮的國家，1991年獨立後經歷了毀滅性的內戰，在之後五年的戰爭中，有2萬多人喪生，許多人流離失所，估計人數在50萬至120萬之間，還有幾萬人逃到了阿富汗。在轉型和內戰的雙重衝擊下，塔吉克斯坦的經濟在獨立的頭五年收縮了60％。直到2006年，經濟才恢復到獨立前的規模。今天，在衝突結束二十多年後，持久的貧困和不穩定、有限的農業和工業生產、低工資以及腐敗的經濟體系促使塔吉克斯坦成為主要的勞動力輸出國，勞動力輸出已經取代了國內產品和服務的生產。
由於缺乏經濟機會，塔吉克斯坦每年有超過100萬人前往俄羅斯打工，而這個國家的總人口是900萬人。但是在俄羅斯的塔吉克人實際數量可能要比這個數字高得多，多達40％的人從事非法工作，因此沒有出現在官方統計數據中。塔吉克斯坦30％至40％的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員在國外打工。塔吉克斯坦成為世界上最依賴匯款的國家之一。
由於俄羅斯混亂的移民政策（在寬鬆和限制之間搖擺不定）、惡劣的生活條件和仇外心理，塔吉克人的生活相當艱難。典型的塔吉克移民形象，是一個年輕的在建築工地上幹活的非熟練工，當然，勞務移民基本上都是男性。他們中的一半生活在莫斯科及其周邊地區，通常擁擠地生活在一起，備受歧視，被視為搶俄羅斯人飯碗的人，仇外暴力事件亦有發生，事實上，俄羅斯因為勞動力短缺和人口減少從塔吉克斯坦移民中受益頗多。
移民使得塔吉克斯坦的女性角色和家庭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在夏季，男性的缺乏導致塔吉克斯坦的農業呈現出女性化的景觀，女性在農業勞動力中的比例從1999年的59％提高到如今的75％。長期移民給家庭帶來壓力，甚至很多家庭破裂，不乏移民的男人與妻子離婚並在俄羅斯結婚。塔吉克斯坦政府表示，2005年至2010年，離婚率翻了一番。由於缺少男性，非法的一夫多妻制甚至有增加的趨勢，在塔吉克斯坦旅行不難聽到這樣的故事。
從長遠來看，移民給塔吉克斯坦的經濟帶來的影響是模糊的。勞務移民使很多家庭擺脫了貧困。但是，移民積累的錢很少能以幫助國內經濟發展的方式（而不是幫助單個家庭）重新投資到塔吉克斯坦。根據調查數據，超過80％的匯款用於基本家庭消費，例如食物、衣服、婚禮、教育。以婚禮為例，在如此差的經濟條件下仍然流行舉辦鋪張的婚禮顯得並不適合，我在塔吉克斯坦居住的一個月中，見到了許多個奢華的婚禮場所，也聽不止一個未婚的年輕女孩講了她們夢中的婚禮地點。在這背後似乎是習俗的強大力量，而種種“習俗”產生於怎樣的歷史脈絡和現實語境，也是值得審視的。
塔吉克斯坦的婚禮慶典。
內戰結束後，塔吉克斯坦的伊斯蘭復興黨成為整個中亞地區唯一合法的伊斯蘭政黨。直到2000年代，塔吉克斯坦比其他中亞國家對宗教的容忍度都高。之後，人們找到了伊斯蘭的替代品——雅利安主義。學者認為，應該在中亞、特別是塔吉克斯坦而不是伊朗或阿富汗尋找“瑣羅亞斯德教的搖籃”，而“塔吉克”和“雅利安”古詞是同義的。對瑣羅亞斯德教的強調與吉爾吉斯斯坦對滕格里信仰的強調類似，都試圖塑造一種與民族相連的宗教。
“卐”在全世界被認為是納粹德國的象徵，因此成為禁忌，但在2005年的塔吉克斯坦，它出現在廣告牌上，與對國家的祝福聯繫在一起。對於杜尚別的官員而言，“卐”符號首先是民族身份的象徵。大多數塔吉克斯坦的歷史學家認為塔吉克斯坦是雅利安人，因此認為必須研究和促進雅利安文明，復興雅利安文化成為杜尚別的官方政策，2006年將作為雅利安文明年被慶祝。有官員說：“我們都知道法西斯主義將這個符號用於其目的，因此對許多人都帶有消極含義，但我們不應該只侷限於一種解釋。”然而這一做法仍然備受爭議。
雅利安主義為塔吉克斯坦提供了一個參考歐洲的機會，這種內在聯繫似乎能把歐洲後裔與其原初的亞洲搖籃聯繫起來，塔吉克人的起源和語言特徵似乎比中亞其他民族更“歐洲化”。某種程度上，這種做法不過是現實（缺少自然資源、經濟狀況差、和周邊突厥語國家存在隔閡）的無奈映照。
就以上問題，我採訪了研究中亞的學者埃琳·蒂博（Hélène Thibault），她對中亞的興趣始於本科。“亞洲、伊斯蘭、波斯、突厥、俄國和蘇聯的混合體絕對使我著迷。”當2008年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時，蒂博選擇了塔吉克斯坦——中亞最少被人研究的國家。也許是因為生活條件更佳，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明顯在學者中更受歡迎。她的書《改變塔吉克斯坦》關於自蘇聯解體以來塔吉克斯坦國家結構和民族意識形態轉變的歷程，成為為數不多的此類研究之一，是蒂博在塔吉克斯坦進行田野調查和採訪的結果。目前她生活在哈薩克斯坦，任教於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她的興趣集中於中亞意識形態變遷和性別問題。
埃琳·蒂博（Hélène Thibault）
澎湃新聞：你在塔吉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兩國都做過民族誌研究，在兩國比較時有什麼發現嗎？一個是中亞最窮的國家，一個是最富的，你做意識形態變遷研究的背景是什麼？
蒂博：從遠處看，很難想象蘇聯解體後經濟崩潰所造成的創傷。儘管社會主義時期在物質財富方面落後於西方，但人們享有相對的幸福，最重要的是諸如失業救濟、免費教育和福利之類的社會保障。在1990年代，國有企業倒閉，其他企業數月甚至數年拖欠薪水，盧布崩潰，新的貨幣被引進。在塔吉克斯坦，1992年至1997年間持續的內戰使局勢進一步惡化，工業生產下降了50％。
這些國家同時是後殖民國家和曾經的共產主義國家，在使其計劃經濟自由化、使其單一文化多樣化、解決各行業缺乏競爭力的問題和整合進全球經濟體系方面遇到諸多困難。塔吉克斯坦是蘇維埃共和國中最貧窮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貧窮和最依賴匯款的國家之一。相反，哈薩克斯坦被賜予廣闊而寶貴的自然資源，這使它能夠重新分配更多的資金並用於投資教育和社會項目。哈薩克斯坦還是中亞地區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但是，農村和城市地區的生活水平非常不平等。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的報告，有77％的農村居民無法使用中央水管管道系統。中亞必須克服許多經濟挑戰，而它是內陸封閉地區這一事實又增加了困難。通過“一帶一路”項目與中國的合作可能有助於將該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聯繫起來。
哈薩克斯坦努爾蘇丹的Khan Shatyr購物中心。
我總共在塔吉克斯坦待了一年，在哈薩克斯坦住了三年。 毫無疑問，哈薩克斯坦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在這裡生活特別容易，特別是在首都努爾蘇丹，生活狀況接近歐洲國家。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亞國家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 但是，中亞地區的特別之處在於，儘管我們知道那裡有很多貧困，但我們不一定會看到貧困，因為家庭和從親戚擴展開來的人際網絡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了廣泛的支持系統。 實際上，儘管貧困普遍存在，但無家可歸的人和乞丐卻很少。城市也很整潔，一些貧困國家很有秩序，沒有混亂的狀況，給遊客留下深刻的印象。還有值得注意的是，識字率很高（90％），這對於人均GDP如此低的國家來說是不尋常的。這是蘇聯遺產的另一個方面。
澎湃新聞：蘇聯對待習俗的態度是非常有趣的。在沙皇時期，穆斯林內部（新主義）已經在殖民主義的語境下有對落後習俗的批判，之後是蘇聯的批判，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蘇聯後期，隨著中亞各個共和國當地權力的鞏固，被允許自己書寫自己的歷史，習俗重新成了值得驕傲的東西，比如中亞各國重新開始過納吾肉孜節、舉辦盛大的婚禮。有學者認為蘇聯和民族性並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而伊斯蘭也是在習俗意義上被理解的。在關於烏茲別克斯坦的研究中，歷史學者Adeeb Khalid認為，蘇聯的現代性不同於西方的現代性，它在內部包含對資產階級現代性許多方面的批評，它著手建立另一種現代性，以避免資產階級社會中私有財產產生的異化，對共同體的強調讓民族從後門得以進入，伴隨著民族而來的是對風俗和傳統的讚美，這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很不同的。這些構成了烏茲別克斯坦獨立後傳統復興的背景。當然，在當前的新自由主義下，它們似乎再次“落後”，官方意識形態已經開始再次批評它們。你怎麼看？塔吉克斯坦情況如何？
蒂博：在前蘇聯的許多地區，蘇聯共產主義的遺產繼續影響許多政治、社會乃至家庭方面的實踐和規則。七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將宗教描繪為落後、壓迫和反現代的，這繼續影響著人們，尤其是精英對宗教在社會中的位置的看法。作為國族建設進程的一部分，當局試圖促進世俗的民族認同。這就是為什麼當局傳遞的信息傾向於批評塔吉克斯坦公民採取與當地傳統背道而馳的外國穆斯林習俗的原因。頭巾屬於外國“破壞性的”活動的這一類別。一般而言，背離國家確立的規範的信仰表達被視為危險的。
反過來，因為民族的世俗的傳統被大力強調，以至於有些作者認為中亞社會正在重新傳統化。在私人領域中這一點尤其明顯，在家庭中，婦女的傳統角色得到加強。這些做法符合國家的修辭學。例如，2017年，塔吉克斯坦文化部發布了女性著裝規範，大力宣傳傳統的端莊服飾（modest fashion）（這裡沒有翻譯成虔敬，因為恰恰是對抗伊斯蘭化）。這是對抗西方和伊斯蘭雙重影響的嘗試。實際上，國家本身倡導的民族傳統由於其父權制和等級制傾向對某些人而言是“落後的”。
從苦盞的Panjshanbe集市看過去的Sheikh Maslikhatdin清真寺和陵墓。
澎湃新聞：在中亞五國中，塔吉克斯坦對伊斯蘭的態度比較特殊，直到2000年代後期，塔吉克斯坦比其他國家對宗教的容忍度都高。什麼樣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因素促成了塔吉克斯坦態度的改變，讓他們開始對伊斯蘭教限制？
蒂博：我認為國內因素比地緣政治因素更為重要。塔吉克政府經常聲稱該國由於阿富汗的局勢而處於危險之中，但阿富汗最近三十年來一直處於戰爭狀態，一些觀察家預測的溢出並未發生。塔吉克斯坦伊斯蘭復興黨（IRPT）的受歡迎程度是政府控制伊斯蘭教的意願的決定性因素。這個IRPT是塔吉克斯坦唯一的真正的反對黨，直到2015年被禁止並列入極端主義組織名單。2011年，當我進行田野考察時，他們的成員接近四萬人。該黨在議會中只有兩名代表，但聲稱他們的選舉得票遠高於官方結果。 在塔吉克斯坦北部，IRPT的代表向我提到，在2010年議會選舉中：“他們給我們顯示的數字是7-8％，但實際上，我們獲得了30-40％。”他還聲稱，在拉什特（Rasht）山谷地區， IRPT可能獲得最多90％的選票。 儘管我們無法核實這些說法，但鑑於某些因素考慮，他們的得分較高也許是有道理的。當局認為，如果他們能夠限制伊斯蘭的影響，也許會對IRPT的受歡迎產生影響。政府還擔心在塔吉克斯坦秘密經營的外國集團的存在。其中，我們找到了伊斯蘭解放黨（Hizb ut-Tahrir）和伊斯蘭傳道會（Tablighi Jamaat），推動了最近幾年流行的伊斯蘭團體。在2018年和2019年，ISIS聲稱在塔吉克斯坦發生了兩次致命襲擊，但總的來說ISIS在中亞的存在似乎僅限於阿富汗。
同樣，即使內戰協定仍在保持，政治和地區分歧仍然存在，這些年來很少發生動亂，2010年在拉什特山谷，當地反叛者襲擊了一支軍事車隊，隨後進行了將近一年的軍事行動。在與阿富汗接壤的巴達赫尚（Badakhshan）地區，當地團體在2012年和2014年也曾幾次挑戰政府的權威。所有這些事件與政治伊斯蘭無關，而是為了爭取地區影響力和毒品貿易。宗教日益被壓迫也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如前所述，當局傾向於繼續採用嚴格的方法管理宗教社區和習俗。
澎湃新聞：出於對伊斯蘭的疑慮，塔吉克斯坦政府開始將雅利安主義視為伊斯蘭的替代品，您對這種雅利安人神話怎麼看？
蒂博：把塔吉克人與雅利安人文化聯繫起來，聲稱塔吉克語屬於印歐語系，自蘇維埃時代以來一直在塔吉克史學中流傳。這個想法在2000年代中期得到了進一步推廣，尤其當國家將2006年定為雅利安文明年時。在中亞語境中，沒有像納粹那樣強調雅利安人種的優越性。相反，它是用來區別講波斯語的塔吉克人和其他周圍突厥語國家的人的。這也是政府試圖促進世俗身份的嘗試，作為國族建設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在塔吉克社會，雅利安人的身份並未引起強烈共鳴。在塔吉克斯坦度過的這段時間裡，我只聽到一個人提到這種雅利安主義和瑣羅亞斯德教是塔吉克文化的基礎。大多數塔吉克人，即使不是非常虔誠的人，也聲稱具有穆斯林身份。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學者都將穆斯林看作重要的文化標誌物。獨立後，地方當局放棄了對無神論的宣傳，並放鬆了對宗教團體的控制，伊斯蘭教蒸蒸日上，變得更加可見。一方面，雅利安人的身份很難出售，因為它與納粹主義有關，具有負面含義。另一方面，它指的是很遙遠的過去，它不是當代靈感的來源，而伊斯蘭教是一種活的宗教，有很強的戒律和有影響力的使者。在貧困、腐敗和不公正現象的背景下，伊斯蘭教提供了必要的道德原則來幫助人們過上“義”的生活。
埃琳·蒂博的著作《改變塔吉克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