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宜兴紫砂壶，始于明代正德年间，至今亦有五百年的时间了。紫砂器，它不但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在历史上由于文人墨客的参入，使其逐渐具有独特的艺术性，赋予文化的气息。
（一）明清紫砂艺术的缘起
紫砂壶原产宜兴，属陶，比之瓷器，更具古风。它不假釉饰，没有彩绘，以手工捏制烧成，造型别致、古朴典雅是其艺术特色，而且具有良好的保味功能，适宜泡茶，香味醇郁。
与外观靓丽的瓷器相比，紫砂陶器充满了泥土的本色，其材质遴选于宜兴紫砂，这是一种“五色土”，但制成陶器的紫砂壶仅仅保留了底色质感，外表光润细腻，却不像其他陶瓷以炫目的色彩夺人眼目。
宜兴紫砂
自明代中叶起，逐渐形成了集造型、诗词、书法、绘画、篆刻、雕塑于一体的紫砂艺术。
现在的紫砂壶，是中华七千年的陶瓷文化和一千多年的茶文化融合碰撞的产物。与其说它是一件饮茶工具，不如说它是一种文化成果。
紫砂壶有科学的材料体系，对泥料的筛选、澄炼、调配有一套科学的系统。经独特的拍打成型技术制成壶身，并手工将盖、流、把、底与壶身合为一体。后经窑工精确掌控窑温，使泥质在烧成后得以最佳呈现。
紫砂壶珍品
1966年，从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油坊桥明代司礼太监吴经墓中，出土了一把紫砂提梁壶。
同出的砖刻墓志表明墓葬年份为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这一点可表征此壶最晚制于是年。
所以此壶是我国目前有绝对纪年可考的最早的紫砂壶，可以作为草创期紫砂壶鉴定的标准器。 此紫砂体提梁壶有下列特点值得注意：
砂质较粗，呈灰褐色，这是早期紫砂陶的基本色调；且因澄练不够，壶体表面色泽不匀。
以当时流行的制作琢形瓷器的手法制作壶身，故壶身内壁留上下身相接形成的“节腠”。壶盖没有子母扣，而是以“十”字型筋撑架固定。
壶体表面沾有不少飞釉，系直接放入烧缸坛器的窑内烧造所致。将紫砂器放入匣缽窑烧， 由万历间人李茂林首创。
“故前此名壶，不免沾缸坛油泪。”（《阳羡茗壶系》）
平底，无款识。 上述四点，为鉴定草创期紫砂器的重要标志。
煮茶图
令人感兴趣的是，吴经墓壶竟与明代无锡画家王问（1497-1576年）所绘的《煮茶图》 中那把煮茶的提梁壶样式惊人的相似！
如果说画中提梁壶的材质不得而知，也许是铜壶，也许就是紫砂壶，那么其款式在当时颇为流行，则是铁定无疑的。
（二）明代紫砂艺术
明弘冶、正德年间(1488～1521年)，宜兴湖汱九里山金沙寺僧，常与缸瓮匠户来往，熟谙制陶术，功课之余，选练细泥，烧造容量颇大的圆形壶器，既不留款，也不钤印，以指脶纹为标识，附近窑户竞相仿效，一时流传。
树瘿壶式紫砂壶
宜兴籍四川参政吴颐山入仕前，曾寓居金沙寺读书。随侍家童供春(亦书龚春或龚供春)见寺僧抟泥为壶，深悟其法，创制树瘿壶式，极为精致。
树瘿壶呈栗式，如古金铁，嘴及把，仿树枝弯曲形状，壶体朴雅古茂，酷肖百年树瘿。供春还改进不少制壶工具，如竹刃木模等。
明正德八年(1513年)，壶器形制出现菱花，菊花等式，成型采用手工捏制、泥条盘筑、泥片镶接、木模或泥模镶接等法，但壶坯与缸瓮类仍混装入窑，焙烧时壶体容易溅上釉泪或产生火疵熔孔。
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年)名工辈出。见诸记载的著名制壶艺人有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四人，号称四家。
当时所制壶器分龙蛋、圆珠、莲房、六瓣圆囊、八瓣扁菊、高把提梁 等式，惟赵、元、时三家谨守供春以来的传统，变化不多。
董翰、李茂林则另辟文丽工巧的途径，朴中带艳，风格别具。
自李茂林之后，紫砂壶焙烧已摒弃陈旧的“裸胎露烧法”，采用匣钵套装坯件入窑，使壶器色泽光润。
时大彬画像
万历年间(1573～1620年)，时朋之子时大彬精选上等紫砂泥，调配成各种泥色用以制壶。其作品古朴雄浑，不尚妍媚。
时大彬早期作品多模仿供春大壶，自从听取太仓名士品茶施茶之论以后才改制小壶。此后时大彬挟其绝技，交接公卿，才名益盛，壶艺也日渐精进。主要作品有僧帽、竹节和各式筋纹器。
时大彬广收门徒，紫砂界几乎半数是时派弟子。
李仲芳 如意披肩壶
其中以李仲芳和徐友泉最为著名，时有“壶家妙手称三大”之说。“三大”即时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师徒三人。李仲芳制壶注重文巧，制品的嘴、把端庄、口盖严谨；徐友泉制壶，以仿古铜器造型和调配色泥见长。
万历末，江西景德镇造瓷名工陈仲美，至宜兴改业紫砂器，运用瓷雕技术创制各式花货(塑器类)，所制壶器大都重镂叠刻，精雕细琢，或摹拟花果，或缀以草虫。其中束竹紫圆、蟠桃寿星、龙戏海涛等壶，时称精品。
天启时(1621～1627年)，壶器盛行铭刻和署款。
尚陶簃所藏陈用卿砂壶全形拓本
一般名手几乎无不注意书法，如陈用卿，俗名陈三呆子，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人，制品工整规范，不落俗套，如莲子汤婆、钵盂、圆珠诸器，能做到不规而圆。
陈用卿其落款直接运用刀工，有钟繇贴意，当然也不能排除印钤。
陈用卿的书法造诣也很深，其款字有晋唐风格。
惠孟臣款梨形壶
崇祯年间(1628～1644年)士人倡导浅尝低斟的茶风，这种饮茶方式使茶壶趋向小型化。
惠孟臣创制的小型水平壶可容水60至80毫升。
陈六如、陈正明、徐次京、王友兰等人的壶作，玲珑纤巧，精致雅丽。
明代创始期的紫砂壶是以捏制为主，壶内胎往往有掏空时捏按的指纹。
到了晚明的时候，时大彬创造的木模制壶方法，壶内壁不见指纹，但有竹刀刮削的痕迹，在柄与壶身、流与壶身相接触往往比较粗糙，有时为了美化接痕而贴上柿蒂形泥片而成为最早的附加装饰。盖与钮的相接触有时也会这样处理。
由于明代不单独烧壶，反将壶放在同窑的缸中套烧，所以经常有缸瓮飞洒的釉泪沾在壶体表面，有的砂壶还因受到火的原因凸起气泡，使表面凸凹不平，壶的内壁也薄厚不一。
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温度不够，砂壶不能完全烧结，所以其胎质较为疏松。
（三）清代紫砂艺术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紫砂壶的品种日益增多。形制多姿多彩，有仿古形、花果形、几何形等。泥朻配色也更丰富朱泥、紫色 为主体，另有白泥、乌泥、黄泥、梨皮泥、松花泥等多种色泽。制壶技艺、装饰手法都有新的创造和发明。
由于技艺的日益精进，紫砂器也被宫廷泉宰看重，成为贡品，也因此出现用特种工艺装饰的紫砂壶。
除了壶、杯等茶具的大量生产外，还有花盆、雅玩陈设等紫砂产品。
陈鸣远 南瓜壶
清康熙、雍正年间，紫砂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陈鸣远。
当时文人仰慕陈鸣远的紫砂技艺，都以陈鸣远制器题诗落款为幸事。
陈鸣远先后与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过程中，陈鸣远听取、吸收、采纳了这些文人学士对紫砂器物制作的喜爱和偏好，积极地将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并由此开创了紫砂文具制作的先河。
乾隆宫廷壶
到了清初雍正和乾隆年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汉文、杨季初、张怀仁、陈滋伟、杨彭年、杨凤年、邵大亨、朱石梅、吴阿昆等。
其中陈汉文精工制紫砂壶，尤善铺砂，杨季初善制菱花壶，张怀仁善于壶技篆刻，以仿唐代书法家怀素的笔法知名。
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壶，并承制宫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则以体质坚净，款式精雅而著称，邵玉亭所作“乾隆御制”壶，亦工雅可观。
陈文伯和陈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畅销日本。
嘉庆、道光年间文人参与到紫砂壶的设计中使紫砂壶在形制和装饰上发生了重大改变。
虽然文人参与紫砂壶艺在明代已有出现，但相比之下，这一时期显得特别突出，甚至成为紫砂壶艺的主流，并且对紫砂壶艺的发展产生了 实质性的推进作用。
这一潮流的首倡者为嘉庆时溧阳知县陈鸿涛，后继者有道光时的瞿应绍、邓奎、宋坚、乔重喜等第一批文人。
与乾隆时期紫砂壶注重妍巧的风气相比，此时期紫砂壶的式样转趋典雅古朴，书法、绘画、篆刻成为刻画装饰的主要内容。
由于这种原因，紫砂壶的器形也变成以几何形为主，壶体上装饰线条简练，尽可能扩大光洁面的面积，以便使用刻画装饰手段来表现书法、绘画、篆刻等内容。
文人参与的结果，使紫砂壶的书卷气、金石味更加浓烈， 使紫砂壶的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宜兴窑区的紫砂贸易仍很繁盛。
相传今汤渡镇附近的建墩和台墩两处废窑，即是当时的窑址。
但是在太平天国后期，因遭焚掠破坏，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者造恢复，产量持续上升，但在工艺水平方面却停步不前，制壶名手亦寥寥无几。
紫砂器的进入宫廷，与文人学士的爱好进一步结合，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是清代紫砂业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甚至到国外开设陶瓷商店。
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以前就开设在上海的“鲍鼎泰”和“鲍生泰”两家陶器店。其后于1816-1911年间在上海、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瓷商店就达十家。
清代的紫砂壶一般采用打泥片，再将泥片镶接而成，所以壶胎厚薄比较均匀，制作也比较精细，其壶底多有放射状痕迹。
另外也有制壶大家仍坚持以手捏制为主，如陈鸣远、杨彭年等人，他们所制作的壶已达到炉火炖青的境界，一般人是望尘莫及的。
清早期的壶嘴为单孔，晚期为多孔，清中期以前的壶均为手制，到了清末就有用模制或轳辘成型的工艺。
结语：
在陶文化、茶文化的碰撞之下，紫砂壶应运而生。它既有得天独厚的淘气特质，又与茶事结缘，以独特的艺术造型诠释出博大精深的饮茶之道。也难怪紫砂壶可以历经千年而不衰，声播全球而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