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宜興紫砂壺，始於明代正德年間，至今亦有五百年的時間了。紫砂器，它不但具有良好的實用性，在歷史上由於文人墨客的參入，使其逐漸具有獨特的藝術性，賦予文化的氣息。
（一）明清紫砂藝術的緣起
紫砂壺原產宜興，屬陶，比之瓷器，更具古風。它不假釉飾，沒有彩繪，以手工捏製燒成，造型別致、古樸典雅是其藝術特色，而且具有良好的保味功能，適宜泡茶，香味醇郁。
與外觀靚麗的瓷器相比，紫砂陶器充滿了泥土的本色，其材質遴選於宜興紫砂，這是一種“五色土”，但製成陶器的紫砂壺僅僅保留了底色質感，外表光潤細膩，卻不像其他陶瓷以炫目的色彩奪人眼目。
宜興紫砂
自明代中葉起，逐漸形成了集造型、詩詞、書法、繪畫、篆刻、雕塑於一體的紫砂藝術。
現在的紫砂壺，是中華七千年的陶瓷文化和一千多年的茶文化融合碰撞的產物。與其說它是一件飲茶工具，不如說它是一種文化成果。
紫砂壺有科學的材料體系，對泥料的篩選、澄煉、調配有一套科學的系統。經獨特的拍打成型技術製成壺身，並手工將蓋、流、把、底與壺身合為一體。後經窯工精確掌控窯溫，使泥質在燒成後得以最佳呈現。
紫砂壺珍品
1966年，從南京中華門外馬家山油坊橋明代司禮太監吳經墓中，出土了一把紫砂提樑壺。
同出的磚刻墓誌表明墓葬年份為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這一點可表徵此壺最晚制於是年。
所以此壺是我國目前有絕對紀年可考的最早的紫砂壺，可以作為草創期紫砂壺鑑定的標準器。 此紫砂體提樑壺有下列特點值得注意：
砂質較粗，呈灰褐色，這是早期紫砂陶的基本色調；且因澄練不夠，壺體表面色澤不勻。
以當時流行的製作琢形瓷器的手法制作壺身，故壺身內壁留上下身相接形成的“節腠”。壺蓋沒有子母扣，而是以“十”字型筋撐架固定。
壺體表面沾有不少飛釉，系直接放入燒缸壇器的窯內燒造所致。將紫砂器放入匣缽窯燒， 由萬曆間人李茂林首創。
“故前此名壺，不免沾缸壇油淚。”（《陽羨茗壺系》）
平底，無款識。 上述四點，為鑑定草創期紫砂器的重要標誌。
煮茶圖
令人感興趣的是，吳經墓壺竟與明代無錫畫家王問（1497-1576年）所繪的《煮茶圖》 中那把煮茶的提樑壺樣式驚人的相似！
如果說畫中提樑壺的材質不得而知，也許是銅壺，也許就是紫砂壺，那麼其款式在當時頗為流行，則是鐵定無疑的。
（二）明代紫砂藝術
明弘冶、正德年間(1488～1521年)，宜興湖汱九里山金沙寺僧，常與缸甕匠戶來往，熟諳製陶術，功課之餘，選練細泥，燒造容量頗大的圓形壺器，既不留款，也不鈐印，以指腡紋為標識，附近窯戶競相仿效，一時流傳。
樹癭壺式紫砂壺
宜興籍四川參政吳頤山入仕前，曾寓居金沙寺讀書。隨侍家童供春(亦書龔春或龔供春)見寺僧摶泥為壺，深悟其法，創制樹癭壺式，極為精緻。
樹癭壺呈慄式，如古金鐵，嘴及把，仿樹枝彎曲形狀，壺體樸雅古茂，酷肖百年樹癭。供春還改進不少制壺工具，如竹刃木模等。
明正德八年(1513年)，壺器形制出現菱花，菊花等式，成型採用手工捏製、泥條盤築、泥片鑲接、木模或泥模鑲接等法，但壺坯與缸甕類仍混裝入窯，焙燒時壺體容易濺上釉淚或產生火疵熔孔。
嘉靖、隆慶年間(1522～1572年)名工輩出。見諸記載的著名制壺藝人有董翰、趙梁、元暢、時朋四人，號稱四家。
當時所制壺器分龍蛋、圓珠、蓮房、六瓣圓囊、八瓣扁菊、高把提樑 等式，惟趙、元、時三家謹守供春以來的傳統，變化不多。
董翰、李茂林則另闢文麗工巧的途徑，樸中帶豔，風格別具。
自李茂林之後，紫砂壺焙燒已摒棄陳舊的“裸胎露燒法”，採用匣缽套裝坯件入窯，使壺器色澤光潤。
時大彬畫像
萬曆年間(1573～1620年)，時朋之子時大彬精選上等紫砂泥，調配成各種泥色用以制壺。其作品古樸雄渾，不尚妍媚。
時大彬早期作品多模仿供春大壺，自從聽取太倉名士品茶施茶之論以後才改制小壺。此後時大彬挾其絕技，交接公卿，才名益盛，壺藝也日漸精進。主要作品有僧帽、竹節和各式筋紋器。
時大彬廣收門徒，紫砂界幾乎半數是時派弟子。
李仲芳 如意披肩壺
其中以李仲芳和徐友泉最為著名，時有“壺家妙手稱三大”之說。“三大”即時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師徒三人。李仲芳制壺注重文巧，製品的嘴、把端莊、口蓋嚴謹；徐友泉制壺，以仿古銅器造型和調配色泥見長。
萬曆末，江西景德鎮造瓷名工陳仲美，至宜興改業紫砂器，運用瓷雕技術創制各式花貨(塑器類)，所制壺器大都重鏤疊刻，精雕細琢，或摹擬花果，或綴以草蟲。其中束竹紫圓、蟠桃壽星、龍戲海濤等壺，時稱精品。
天啟時(1621～1627年)，壺器盛行銘刻和署款。
尚陶簃所藏陳用卿砂壺全形拓本
一般名手幾乎無不注意書法，如陳用卿，俗名陳三呆子，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人，製品工整規範，不落俗套，如蓮子湯婆、缽盂、圓珠諸器，能做到不規而圓。
陳用卿其落款直接運用刀工，有鍾繇貼意，當然也不能排除印鈐。
陳用卿的書法造詣也很深，其款字有晉唐風格。
惠孟臣款梨形壺
崇禎年間(1628～1644年)士人倡導淺嘗低斟的茶風，這種飲茶方式使茶壺趨向小型化。
惠孟臣創制的小型水平壺可容水60至80毫升。
陳六如、陳正明、徐次京、王友蘭等人的壺作，玲瓏纖巧，精緻雅麗。
明代創始期的紫砂壺是以捏製為主，壺內胎往往有掏空時捏按的指紋。
到了晚明的時候，時大彬創造的木模製壺方法，壺內壁不見指紋，但有竹刀刮削的痕跡，在柄與壺身、流與壺身相接觸往往比較粗糙，有時為了美化接痕而貼上柿蒂形泥片而成為最早的附加裝飾。蓋與鈕的相接觸有時也會這樣處理。
由於明代不單獨燒壺，反將壺放在同窯的缸中套燒，所以經常有缸甕飛灑的釉淚沾在壺體表面，有的砂壺還因受到火的原因凸起氣泡，使表面凸凹不平，壺的內壁也薄厚不一。
在很多情況下，由於溫度不夠，砂壺不能完全燒結，所以其胎質較為疏鬆。
（三）清代紫砂藝術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紫砂壺的品種日益增多。形制多姿多彩，有仿古形、花果形、幾何形等。泥朻配色也更豐富朱泥、紫色 為主體，另有白泥、烏泥、黃泥、梨皮泥、松花泥等多種色澤。制壺技藝、裝飾手法都有新的創造和發明。
由於技藝的日益精進，紫砂器也被宮廷泉宰看重，成為貢品，也因此出現用特種工藝裝飾的紫砂壺。
除了壺、杯等茶具的大量生產外，還有花盆、雅玩陳設等紫砂產品。
陳鳴遠 南瓜壺
清康熙、雍正年間，紫砂歷史上出現了一位承前啟後的紫砂巨匠陳鳴遠。
當時文人仰慕陳鳴遠的紫砂技藝，都以陳鳴遠制器題詩落款為幸事。
陳鳴遠先後與陳維崧、汪柯庭、楊中訥、曹廉讓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過程中，陳鳴遠聽取、吸收、採納了這些文人學士對紫砂器物製作的喜愛和偏好，積極地將他們所提供的意見建議付諸實踐，並由此開創了紫砂文具製作的先河。
乾隆宮廷壺
到了清初雍正和乾隆年間著名的紫砂藝人有陳漢文、楊季初、張懷仁、陳滋偉、楊彭年、楊鳳年、邵大亨、朱石梅、吳阿昆等。
其中陳漢文精工制紫砂壺，尤善鋪砂，楊季初善制菱花壺，張懷仁善於壺技篆刻，以仿唐代書法家懷素的筆法知名。
王南林、楊繼元、楊友蘭、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壺，並承製宮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則以體質堅淨，款式精雅而著稱，邵玉亭所作“乾隆御製”壺，亦工雅可觀。
陳文伯和陳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暢銷日本。
嘉慶、道光年間文人參與到紫砂壺的設計中使紫砂壺在形制和裝飾上發生了重大改變。
雖然文人參與紫砂壺藝在明代已有出現，但相比之下，這一時期顯得特別突出，甚至成為紫砂壺藝的主流，並且對紫砂壺藝的發展產生了 實質性的推進作用。
這一潮流的首倡者為嘉慶時溧陽知縣陳鴻濤，後繼者有道光時的瞿應紹、鄧奎、宋堅、喬重喜等第一批文人。
與乾隆時期紫砂壺注重妍巧的風氣相比，此時期紫砂壺的式樣轉趨典雅古樸，書法、繪畫、篆刻成為刻畫裝飾的主要內容。
由於這種原因，紫砂壺的器形也變成以幾何形為主，壺體上裝飾線條簡練，儘可能擴大光潔面的面積，以便使用刻畫裝飾手段來表現書法、繪畫、篆刻等內容。
文人參與的結果，使紫砂壺的書卷氣、金石味更加濃烈， 使紫砂壺的藝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前期，宜興窯區的紫砂貿易仍很繁盛。
相傳今湯渡鎮附近的建墩和臺墩兩處廢窯，即是當時的窯址。
但是在太平天國後期，因遭焚掠破壞，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後期者造恢復，產量持續上升，但在工藝水平方面卻停步不前，制壺名手亦寥寥無幾。
紫砂器的進入宮廷，與文人學士的愛好進一步結合，以及海外市場的開拓，是清代紫砂業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隨著陶業生產的不斷髮展和銷售地區的擴大，宜興陶業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又向商業資本方面發展。紛紛在上海和蘇浙皖各大碼頭開行設店，甚至到國外開設陶瓷商店。
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國以前就開設在上海的“鮑鼎泰”和“鮑生泰”兩家陶器店。其後於1816-1911年間在上海、蘇南和杭嘉湖地區開設的陶瓷商店就達十家。
清代的紫砂壺一般採用打泥片，再將泥片鑲接而成，所以壺胎厚薄比較均勻，製作也比較精細，其壺底多有放射狀痕跡。
另外也有制壺大家仍堅持以手捏製為主，如陳鳴遠、楊彭年等人，他們所製作的壺已達到爐火燉青的境界，一般人是望塵莫及的。
清早期的壺嘴為單孔，晚期為多孔，清中期以前的壺均為手製，到了清末就有用模製或轤轆成型的工藝。
結語：
在陶文化、茶文化的碰撞之下，紫砂壺應運而生。它既有得天獨厚的淘氣特質，又與茶事結緣，以獨特的藝術造型詮釋出博大精深的飲茶之道。也難怪紫砂壺可以歷經千年而不衰，聲播全球而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