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寒假因新冠疫情而延長許久，相比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社區工作人員、志願者、新聞記者的親歷見聞，被隔離在家的普通人經歷的是輕微但持續至今的生活脫節。在這漫長的假期中，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2017級學生及西南大學地理學院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2018級學生記錄了一些“脫節生活”的細節和對家鄉的思考。城市漫步欄目將選登其中部分篇目。本文作者從家鄉的地名說起，將小鎮廠區和區級商業、政治中心的變化娓娓道來，並融入了作為一名未來規劃人的思考。
“大家好，我來自重慶市巴南區魚洞。”
“啊，你們那裡是有很多魚洞嗎？”
每當我這樣自我介紹的時候，都會有人這樣問我，以至於我也很好奇，從我家出發步行十分鐘的長江邊是否有很多“魚洞”。但事實證明，魚洞沒有“魚洞”，只有帶著小朋友玩沙的父母和鬥地主、曬太陽的老人。
17年前，我隨父母從一個被他們稱為“老廠”的地方，搬遷到魚洞。那時，這裡有一個叫大江廠（全稱：重慶大江工業有限責任公司）的新廠，佔地4平方公里，下屬好幾個小廠。聽父輩說，大江廠屬於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生產過火車車廂之間的掛鉤，也生產過坦克上的部件。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見過真實版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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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大江廠區。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拍攝並提供
我的父母都在大江廠工作。大江廠是老牌的軍工國營企業，於是父母的工作也就成為傳統意義上的“鐵飯碗”。不成想，它最終在內外部環境的影響下逐漸衰落，一批一批的工人被迫下崗，原本被獨享的一個園區被分割得支離破碎。下崗的工人也開始各謀生計，有的做起了小生意，有的繼續到他處做著老本行，有人的命運就此改變，有的還是一成不變。可以說，在這個小地方，大部分人的生活都與這個國營企業有關，它的“消聲”影響著這個以“大江”命名的區域（稱之為區域是因為它既不是鎮也不是社區）。
我家有一個比我小1歲表妹和一個比我大3歲的堂哥，我們都在南區學校上學。這所學校只要你不想離開，就可以從幼兒園讀到初三畢業。它原本是屬於重慶大江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一所九年一貫制子弟校，取名叫“南區子弟校”，隨著時代的變遷，更名為了“重慶市巴南區魚洞南區學校”。當老師說“大家都沒有上過子弟校嘛，我們這輩小時候都讀的子弟校，在家屬院長大的”，只有我在瘋狂點頭，我也讀過子弟校。
小初的同學父母大都在大江廠工作，家都住在學校附近，上學不過十分鐘的路程。學校不大，幼兒園、小學和初中各一棟樓，那時候操場還是泥質的，人多跑起來還會揚塵。唯一的好處是每年都可以在操場上扎大棚，全校一起看電影，改成塑膠操場之後就不敢紮了。學校曾經有兩個門，一個對著幼兒園的被封了，還有一個對著初中的被關了，修了一個新大門，看起來像樣子些。從我家走到新校門要十幾分鐘的路，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家搬到了離新校門更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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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時候的重慶市巴南區魚洞南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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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重慶市巴南區魚洞南區學校。
“新家”靠近大江廠大門，七八年前剛搬來時，大江廠已經“病入膏肓”，沒有什麼機器在運作，所以也不再有什麼汙染了，反而多了些許好處。周圍都是工廠廠房，沒有高建築，視線通透；沒有了晚班和來來往往的貨車運輸，晚上顯得格外安靜。“新家”離長江邊只有十分鐘的路程，江上有一座橋，過了橋就是大渡口區，經歷過重慶鋼鐵（集團）的輝煌。小時候江邊是我放風箏的地方，現在依然有小朋友放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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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和哥哥在江邊放風箏。
沿著長江邊，可以一路走到我的高中的後門。因為臨著濱江路，所以有一年發洪水，操場還被浸在江水中。這裡承載了我太多的痛苦和美好，誰的高中不“煎熬”，但又有誰會不懷戀高中的生活，那是我二十年來最有衝勁的日子，最“無憂無慮”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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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中校門。
高中三年，每年我們都會舉辦初中同學聚會，一般有四分之三的同學會來；但高中同學的聚會我卻不敢想，因為大家都來自更遠的地方。現在，每次從西南大學坐上兩個小時的軌道交通回到魚洞這個小地方的時候，我又有另一番感受，它沒有變，但又像哪裡變了。
上大學前，我的主要娛樂範圍就是魚洞南區-大江-銅鑼灣。小時候，過年期間大江會掛很多彩燈、燈籠和生肖燈飾。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燈飾統統取消，大街上再無熱鬧喜慶的氛圍，過年時的街道反而多了幾分寡淡。
小時候，平安夜的銅鑼灣會有眾多人群聚集，拉綵帶的、噴雪花的、放飛氣球的，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大概是因為禁止過洋節，聖誕節的銅鑼灣再無人聚集。銅鑼灣也讓人覺得越來越小，越來越不起眼，直到在銅鑼灣邊上建起了一個商場。在那之後三五年，這裡又成為了魚洞的中心，是人們娛樂消遣的地方。因為去了新的商場太多次，我有點想不起它曾經的樣子。
又過了三五年，龍洲灣的萬達廣場正式投入運營，更多人寧願坐30分鐘的車到萬達廣場消費，也不願意去10分鐘就可以到的銅鑼灣。漸漸地，在銅鑼灣只能看到不想花費路途時間的中老年人和更小的小朋友。銅鑼灣也沒有再去過多地翻新，來挽回損失掉的年輕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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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廣場。
龍洲灣近年來的發展的確令人刮目相看。隨著萬達廣場的興建，周邊的漢海海洋公園、水上樂園等設施也跟著發展，不僅吸引了巴南區本地的市民，還引來了重慶市各地的市民前來遊玩。龍洲灣連接著重慶市的城中區（南岸區、渝中區、江北區等），便利的交通為它的發展提供了幫助。
龍洲灣不僅取代了魚洞銅鑼灣商業中心的位置，政治中心也同樣遷移了。老區委和區政府坐落於魚洞，現在都搬到了龍洲灣。一時龍洲灣成為了巴南區的中心，魚洞曾經的輝煌不再，只是一個還有些許人氣的地方。我曾跟一個朋友提起，家附近的火鍋店啤酒不要錢，或只收一塊錢，住在九龍坡區的他滿臉驚訝地看著我，“現在這個社會，哪裡還會有這種？”是呀，這裡大家的消費水平都不算高，又拋不開重慶人愛吃、樂吃的天性，孕育出來的經營模式就是這樣令人稱奇。
魚洞也有一個華熙LIVE，比肩北京華熙LIVE·五棵松。它的建設足以令人驚歎，也讓更多的人知道了魚洞，為這座原本“老齡、養老”的小鎮增添了年輕的活力。不得不說，決策者沒說錯，華熙LIVE的建設打造了西南地區最強的體育場館和文娛中心，但未曾想到，它同樣面臨著當地人消費水平不平衡的問題，每當演唱會或體育賽事結束，這裡就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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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街口。
來談談疫情當下的魚洞。大年三十，我們一家老小都回到了隔壁區江津老家過年，雖然也有新冠疫情的消息傳出，但不成想會掀起軒然大波。正月初二，聽到多地封城的消息，我們連夜從老家趕回魚洞。沒多久，小區就開始了封閉管理，每家每戶每三天只能有一人外出採購。
作為家裡唯一的男性勞動力，老爸成了唯一一個有機會外出的人。聽老爸回家報告，最早的時候街上還有些許不戴口罩的人，但這類人群也漸漸減少；農貿市場慢慢開始憑票進場；攤販也有意迴避現金交易；藥房採取排隊購藥和信息登記……種種的措施看來，重慶管控得相當嚴格，因此才有了近三十天“無新增病例”的成果。原本應當作為黨員上“前線”的我，也因為疫情之初就惹上感冒發燒，把家人嚇得不輕，不讓出門。
閉關一個月左右，大家的心開始“躁動”了，午後樓下聚集了更多的老人、小孩，他們談論，他們玩耍，小區的保安多次制止，但效果也像貓和老鼠一樣，你走我來，你來我走。直到最近，重慶正式解除小區管制，所有人都可以外出。這時上街，我們看到更多的人自覺地戴了口罩，自覺配合公交車站的體溫監測，進入公共場所自覺登記。
這場瘟疫帶給我的除了悲傷，更多的是思考。人們是否會從現在開始更加註重飲食，是否增強了對野生動物的保護意識，是否養成了飯前洗手的習慣，是否願意使用公筷……同時，這場瘟疫也讓我們小時候筆下的未來得到了些許實踐的機會，例如在家辦公、線上學習、服務到家等。
同時我們也不難發現，這些快速上線的項目，終究有它不適合時代發展的一面。突然被放大的網絡學習功能，讓我們既欣喜於可以邊吃早飯邊上課，又無奈於缺少與老師的直觀溝通，這樣的學習方式不僅令學生頭疼，更是逼瘋家長。值得思考的是，未來教育的發展方向究竟是網絡教育融入教室，還是網絡教育走進家庭？我想，實體校園存在的必要性又再一次得到了印證。
老媽在看新聞的時候提到一個問題：“武漢拿出了那麼大兩塊地來建火神山、雷神山，從哪裡找到的地？”這大概也是我們在城市規劃中要去努力“維護社會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眾利益”的方面，我們不能一味地在土地上填滿各種各樣的功能，還需要給它留出自由發展的空間，留下可以進退的戰略預留區。老爸回答說：“如果疫情在重慶暴發，重慶也可以馬上拿出一塊地建醫院。”是的，給自己的城市留條後路也是我們規劃人要做的。
我在魚洞這座小鎮生活了17年，未來還會在這裡生活。它承載了我童年和青春的美好記憶，我也見證了她的變遷。無論滄海變桑田，還是繁榮成衰落，她還是那座小鎮，讓我想要伴著清風放風箏的小鎮，讓我想一直探究是否存在“魚洞”的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