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根，文明之基。長江養育了長江文化，養育了中華文明。
5000年前，在今天的中國境內，最早的國家文明出現於長江流域
在長江上游發現舊石器早期巫山人、元謀人，長江下游出現的繁昌人字洞舊石器文化，時代可以早到170萬年到200萬年間，這是迄今東亞區域最早的人類和文化遺存。
長江流域是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目前還是我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製作技術誕生地，長江流域先民發明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木結構建築技術、木船製造技術、漆器製作技術等，在浙江跨湖橋遺址、河姆渡遺址、田螺山遺址等，都發現了幹欄式建築遺存或造船與漆器製作遺存，那些令人驚歎的榫卯技術實物為後來中國乃至東亞區域的木結構建築體系和傢俱工藝開啟了技術先河。
5000年前左右，在今天的中國境內，最早的國家文明出現於長江流域。2019年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良渚文化古城遺址，正是5000年前良渚文明誕生的標誌性遺存。在這裡，保存著具有都邑性質的古城、高等級祭壇式墓地、發達的農業水利系統、巨大的水稻倉儲設施、宛如天工的玉禮器系統及其他先進的手工業如絲織、竹編、牙雕、石器、漆木等遺存，還有遍佈於太湖平原和杭嘉湖平原的不同規模和級別的良渚農業聚落群，都展現出這一中國時代最早的區域性古國高度發達的文化創造。
到距今2500年前左右的春秋戰國時期，在長江流域最終形成了三個主流文化圈，上游的巴蜀文化圈、中游的楚文化圈、下游的吳越文化圈。這一時期，長江流域的三大文化圈都有非凡的創造，有的文化成就影響極其深遠。如長江中下游的青瓷及其“龍窯”燒製技術，楚國發達的漆器工藝，吳越國家的銅劍鑄造技術和航海技術，吳、越、楚國的鐵器冶煉技術、絲綢紡織技術，齊人孫武在吳國完成的《孫子兵法》，楚國偉大的文學家屈原等人創造的“楚辭”文化成就，楚人老、莊完成的“道家”學說等，都代表著許多開創性的業績。
公元前202年，劉邦建立西漢王朝，漢語、漢字、漢賦、漢民族、漢文化、漢文明等都因西漢而得名，而漢文化體系中便包容著大量楚文化要素。我們從西漢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可以深切感受到楚文化在其中佔有著重要地位。
六朝，長江流域成為華夏文化之中心
長江流域攀登上更高的文化高峰是從漢唐之間的六朝時代開始的。公元220年進入三國時期，當時長江流域上游有蜀漢政權定都成都；中下游有東吳政權定都建業（今南京），又有副首都在中游的武昌（今鄂州）。孫吳以南京為中心，開挖了連通江南運河與秦淮河的人工運河“破崗瀆”，這是把長江支流秦淮河第一次納入大運河系統的重要工程。孫權還以今南京為中心，充分利用“通江達海”的有利條件，派海軍或使臣去遼東、夷洲（今臺灣）、扶南（今東南亞柬埔寨等地），開闢了長江流域的“海上絲綢之路”事業。
西晉末年，晉室琅琊王司馬睿率領一批大臣渡過長江，到達原東吳都城及江南地區，史稱“衣冠南渡”。這一時期，黃河流域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江南大地得以保存和發展，江南經濟文化迅速發達。都城建康，人口多達百萬左右。沿江一線，大城市眾多，著名者就有益州、荊州、雍州、湘州、江州、郢州、南徐州、廣陵、毗陵郡、義興郡、吳郡等。整個六朝時代，人才薈萃，文化成就突出，在建築、哲學、文學、科學、史學、教育、書法、繪畫、雕塑、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方面湧現出一大批著名學者、藝術作品及著作等，有的作品或著作迄今還屬於經典之作，如王羲之的書法，顧愷之的繪畫，南朝石刻，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蕭統的《昭明文選》，范曄的《後漢書》，裴松之的《三國志》，沈約的《宋書》，蕭子顯的《齊書》，謝靈運和謝朓等人的詩歌，周興嗣的《千字文》，徐陵的《玉臺新詠》，蕭繹的《職貢圖》，常璩的《華陽國志》，葛洪的《抱朴子》《肘後備急方》，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弘明集》，慧皎的《高僧傳》，法顯的《佛國記》等，皆為當時文化智慧之凝聚。其時，長江流域成為華夏文化之中心，以都城建康為代表的文化遠播到東亞列國，對日本、韓國、朝鮮一帶的文化產生深遠影響。
唐宋，長江流域經濟文化地位超過黃河流域格局大體定型
隋唐時期，長江流域全面崛起。唐代人有謂長江下游區域是“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之勝地。長江下游的揚州和上游的益州成為全國性大都市。在長江及大運河沿線，分佈著眾多政治和經濟中心城市，國家的經濟、文化中心逐漸從過去的黃河流域南移到長江流域，對外交往的中心也漸次南移，揚州、明州（今寧波）、青龍鎮（在今上海）都成為重要的國際海港。“安史之亂”後，長江流域經濟文化地位超過黃河流域的格局便大體定型。
據國內外史家研究，兩宋時代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均達到中國古代最繁榮的時期。史載北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冠，時有“蘇常熟，天下足”之說。宋代國家財政中，商業稅佔到財政總收入的70%左右，當時商業稅的主要收入來自城市，北宋年收稅40萬貫的城市有東京和杭州2城，長江流域佔其一；20萬貫的城市5個都在長江一線；10萬貫的城市18個有17個在長江流域；5萬貫以上的城市有31個，其中18個在長江一線；3萬貫以上的城市有43個，其中23個在長江流域。兩宋時代，西北陸上絲路受阻，海上絲路發達，長江一帶設負責外貿機構“市舶司”的城市有杭州、明州（寧波）、蘇州、潤州（鎮江）、溫州、江陰軍（江陰）、嘉興府（秀州）的華亭（松江）、澉浦（海鹽）、上海鎮（上海）等。
這一時期，長江流域教育發達，科技稱雄，民間書院興起，理學興盛。有關四大發明,畢昇是杭州人；沈括在鎮江完成了“中國科技史上的座標”——《夢溪筆談》的撰著；火藥及火槍製造中心主要在江陵、安陸、壽縣等地；指南針已用於海上航行。宋代長江流域名人輩出，古文運動大師歐陽修，“三蘇”（蘇洵、蘇軾、蘇轍），江西詩派的開創者黃庭堅，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北宋理學大師周敦頤，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南宋四大家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尤袤，詞作大家晏殊、蘇東坡、周邦彥、秦少游，著名詩人文天祥等，皆是長江流域的文化鉅子。
元明清，長江流域整體上處於經濟高位，推動文化發達和思想創新
元代的長江流域，出現了黃道婆這樣的紡織技術改革家。特別是元代在景德鎮創燒青花瓷，景德鎮發展成為中國及世界的“瓷都”。
明代早期，朱元璋以南京為中心，建立了明朝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制度。朱棣遷都北京時，實際是把南京的國家文明體系遷往北京，包括其宮室、陵寢規劃建設制度等均移自南方。國家經濟上更是依賴南方，明代學者丘浚說“天下之租賦，江南居其十九，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之十九，而蘇州尤甚。”明清三大織造中心（南京、蘇州、杭州）都在長江流域；瓷都景德鎮、陶都宜興分別位於長江中下游。明代的南京人口達百萬左右，是沿江規模最大的城市，它藉助長江運道，一舉成為海上絲路的中心城市。在這裡，鄭和七下西洋，28年間航行世界30餘國，把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推到了歷史的巔峰。
明清時代，長江流域已經是人才淵藪。位於南京的國子監，一度學生規模達到9000多人；“江南貢院”作為長江下游科舉重地，蘇州則成為“狀元之鄉”。從更大的範圍而言，明清時代，長江流域整體上處於全國經濟的高位，由此推動了文化的發達和思想的創新。在長江流域，明清時代產生過大量優秀學術成果，如王陽明的心學，王艮的泰州學派，無錫的東林之學，顧炎武為代表的實學，乾嘉學派中的吳派、皖派和揚州學派，常州學派，安徽的桐城派，湖南復興的湖湘學派等。其中“湖湘學派”起於兩宋，到明末清初以王夫子為代表，形成名家層出的態勢，從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魏源、陶澍、賀長齡到譚嗣同、陳天華、黃興等，展現了該學派經世務實、愛國體民的優良傳統。
近代以來，幾乎所有重大里程碑事件都發生在長江一線
1840年，“鴉片戰爭”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敲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在侵略者的嚴酷挑戰下走上艱難的現代化歷程，長江流域既是標誌著中國進入近代史的《南京條約》的簽訂地，也是被迫接受這種挑戰並率先做出積極探索的區域。從上海、寧波、南京、武漢等城市“開埠”，到“太平天國”戰爭的發生，從“洋務運動”興起，到“維新運動”的參與，從“辛亥革命”打響第一槍，到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建立；從“新文化運動”的開始到《新青年》雜誌的創辦，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到“南昌起義”，從井岡山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建立到瑞金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從於都邁出萬里長征第一步到“遵義會議”召開，從“四渡赤水”到“飛奪瀘定橋”，從第二次“國共合作”到抗戰勝利，從打響“渡江戰役”到新中國成立……近代史上幾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都發生在長江一線。
萬里長江，澆灌了長江文化數萬年之花，哺育了中華文明五千年果實，滋養著近現代無數的仁人志士持續奮進——他們立足長江，面向世界，探索著天人合一、知行圓融、家國情懷、大道之行的至理和實踐。
今天，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進程中，長江又肩負起新的偉大使命。從“三峽工程”到“南水北調”，從“長江經濟帶”到“長三角一體化”，從“一帶一路”交匯地到“生態文明”先行區，既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又要創新發展不止步，引領全國作貢獻。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