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之所以引起紅迷朋友的興趣和探究，與它的流傳方式是有很大關係的。
我們知道，古代文字的載體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而不斷改進的過程。從最初的早骨文到銅鼎文，再到後來的石刻碑文，後又用羊皮獸皮乃至絹帛綾緞，再以後被廣泛應用的竹簡，從而實現了平民化發展階段。
竹簡的記文方式，雖然大大降低了成本，但信息量小不易保存和攜帶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一個秦帝國藏史館的信息量可能不及百部大部書籍的容量。
我們學習初中歷史，知道是東漢的蔡倫發明了造紙術，這個時期已經非常接近三國時代了。其實，現在的考古知識告訴我們，這種紙張起源東漢的論點是有爭議的，現在人們普遍認為，秦後的西漢時期就使用了紙張，最有力的證據是敦煌莫高窟的“卷”，現遍佈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中，有興趣的可以考證一番。
講完紙，我們再談一談印刷術。
畢昇的活字印刷術是在中國的北宋時期，大約在公元1000年左右，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發明專利的黃金時代。最早畢昇刻字的材料是木頭，但由於木頭遇水膨脹，乾燥皴裂，效果很差。以後他發現了一種泥（現在我們北方農村叫“燒土”）被煅燒之後伸縮性極小，在上面反刻文字，通過油墨和紙張刷印，字跡清晰，而且可以重複刷印。於是，他把常用的三千多個漢字（也可能兩千多，存疑）製成可存的“字模版”，專事印刷工作，自此，文字傳播的效率飛速提高。
當然，泥活字印刷術的發明雖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我們也應當知道這種使用是有嚴格的審查和審批制度的，因為從人類發展史來看，統治階級歷來重視思想統一和言論審查的，秦朝的“焚書坑儒”，明清的大興“文字獄”至今提及猶恐，既使是在最開明的唐朝盛世，因“文字獄”而被殺頭的也比比皆是。
由此觀之，我們現在學習的唐詩宋詞，楚辭漢曲，乃至治世經典不過是經過統治階級篩選篡改若干遍的“藥渣子”而已，我們相信一定有若干的經典文字被活活扼殺了，你只需要看看唐詩宋詞除了山水、送別、忘憂、閒逸這些無關痛癢的主題外，從來沒有涉及政治話題便能知道這一點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隱藏了或消滅了，其實就缺失了一個思考的維度，這也是我們中國學生思維受限的一個原因。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中國出不了《哈里波特》、《指環王》、《冰與火之歌》這種世界級魔幻現實小說的一個原因。
現在回到主題，《紅樓夢》在初期的流傳為什麼是傳抄本呢？因為現在發現的十幾種前八十回的本子全部是傳抄本，比如蒙本，甲辰本，壬申本等等。大家不要和現代印刷的通行本混淆，這是兩個概念，通行本的流行已經是清末明初的事了。
是什麼原因導致這麼好的一本書不能通過正常的官方渠道去印刷發行呢？
我想可以從這幾個方面去思考一下。
其一，作者（不一定是一個人，因為書中涉獵的內容幾乎是中華文化的全部，這樣的天才……有嗎？）家境貧寒，無錢付梓。如果是這樣的話，既然此書被各種渠道傳抄，一定是非常火爆的，那些趨利如蠅的書商會無動於衷？顯然，這種解釋是站不住腳的。
其二，作者不願授權出版。這種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一個作家費盡十年苦功，增刪數遍，字字如血，行行如淚，難道是自娛自樂？一個原省作家協會主席在疫情期間無病呻吟，喂貓網購拚湊了三四十天的日記都和美國的出版商勾結在國外出版想火一把撈把，現實中怎會有這等痴愚之輩？不可能！
其三，此書為當時的禁書。這個觀點已為廣大紅學研究者和紅迷朋友所接收。現在的問題是這部“禁書”在多大程度上觸犯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呢？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自胡適所謂正統紅學一統學術界以來，普遍的觀點是《紅樓夢》是部帶有自傳性質的隱諷家族被清政府抄家滅門而衰敗的家族史，而興於滿族入侵，隆於康熙恩寵而敗於雍正抄家的江南織造曹家正好符合這一歷史特徵，也於是有了後世的研究幾乎一邊倒地被胡適帶到了“曹家溝”，稍有不同聲音便被貫以邪說、另類、杜撰等等帽子，學術爭鳴的大環境蕩然無存。如果真是這樣，我想問一個基本的問題：《紅樓夢》第二回賈雨村課授林黛玉中寫道，“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唸作“密”字，每每如是；寫的字遇著“敏”字，又減一筆………”，說的是黛玉之母名賈敏，為避諱記而不直讀直寫，既然一個七八歲的孩子都知犯諱，為什麼作者在書中大量用了“熙、玄”等字，“康熙玄燁”這是多麼大的諱啊，作者通篇隱喻，拆字，暗諷，為何敢於如此不知避諱呢？只此一點，完全可以否認作者是康熙皇帝以後的人。
那麼，“禁書”真的是因為隱諷一個家族滅亡史嗎？如果不是，“禁書”隱諷的又是什麼呢？細思極恐，待我日後慢慢道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