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看中國道路的合理性

第18期

作者簡介

從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看中國道路的合理性

陳學明教授

上海市崇明島人,生於1947年3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外國哲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雙聘”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同濟大學、東華大學、上海理工大學等高校兼職特聘教授。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全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會長、中國人學學會副會長、中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學術指導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發表論文500餘篇,出版論著、教材、譯著40多部。有4部著作被譯成外文在國外出版。完成省部級以上研究課題20多項,其中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有兩項。獲得省部級以上各種獎勵20餘次,其中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5次,二等獎7次,三等獎5次;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3次;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1 次,上海市優秀教材一等獎1 次;全國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1次。有一部著作入選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另一部著作入選中華優秀圖書獎。

內容提要

中國道路不可避免地與西方的資本現代性“糾纏”在一起,其原因就在於中國道路是在現代西方文明這個大背景下展開的。中國要開闢一條既能充分享受現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現代性展現過程中所要付出的代價降到最低限度的現代性道路,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按照新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這兩大思潮,中國要開闢這樣一條“魚和熊掌兼得”的道路並不具有合理性。能夠為中國特色的新型現代化道路提供理論依據的是馬克思主義,嚴格地說,是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關鍵就在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在現代性實現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負面效應並不是現代性邏輯所必然帶來的,中國人民完全可以找出並逐步消除造成現代性走向反面的根源,從而在充分享受現代性的積極成果的同時,使所付出的代價降到最低限度。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闢中具有天然的“在場”權和話語權。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事實上的成功,則為這一道路的合理性給予了實踐上的證明。中國人民有理由對這樣一條道路充滿著自信。

關鍵詞:中國道路;新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 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合理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是一條中國獨特的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之所說是它是“獨特的”,是因為它與西方的那條被認為是“別無選擇的”、“普適的”現代化道路不一樣。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產生了巨大的成果,整個現代文明都是這條道路的產物,但與此同時,正是這條道路也帶來了諸多不幸甚至災難。可以說,現代文明的創造是建立的巨大的代價的基礎上的。中國是個後發現代化國家,如果中國完全按照西方的現代化的路子走,那無疑在享受現代化的成果的同時,也得承受現代化的負面效應。問題在於,中國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根本承受不起這種代價。很有可能,中國人民現代化的正面成果還未充分享受到,而代價已經使自己陷於萬劫不復之地。面對這樣一種局面,中國人民唯一的選擇是走出一條既能充分現代化的正面成果又可使代價降到最低限度,即“魚和熊掌能夠兼得”的現代化之路。按照新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思潮等的理論,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負面效應是與現代性的理念,與理性、科學、技術等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在某種意義上,現代化的負面效應是由現代性理念本身滋生的。人類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也得接受其負面效應。而能夠為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道路提供理論依據的正是馬克思主義,嚴格地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關鍵在於,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並不把現代化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消極影響歸結於現代性理念本身,而是強調是社會制度、生產方式,促使現代化走向了反面,強調現代性理念與現代化過程中的消極作用之間並不存在必然聯繫。由此看來,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事實上的成功,則為這一道路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給予了實踐上的證明。中國人民對這一道路的自信既有理論上的依據又具實踐的支撐。

從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看中國道路的合理性

陳學明教授

一、中國旨在開闢一條既能充分享受現代性的成果又要把代價降到最低限度的獨特的道路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一開頭對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巨大作用的描述,實際上也就是對現代性輝煌的描述,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也就是現代性展現的過程。他們是這樣說的: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式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 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發展,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西方社會自15世紀以來,隨著啟蒙的開啟,就踏上了實現現代性的征程。 這一現代性確切地說,是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因為其主要的推動力是理性與資本的結盟。這種以資本與理性相結盟的方式為主要特徵的資本主義現代性,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樣,使社會擺脫了舊有的、固定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展現了超乎人們想象的工業和科學的神奇力量,生產力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實現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實現現代性的征程,自15世紀以來一直處於增長和擴張之中,現代人都在享用現代性所帶來的巨大成果。

問題在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給人類帶來無限享受的同時,也使人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果說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這種代價還剛呈現於前,人們還能承受的話,那麼,到了20世紀末,這種代價已充分顯示,人們對這種代價的承受快接近極限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在描述了資本主義生產力、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的輝煌成就以後,馬上筆鋒一轉,深刻地揭示資本主義生產力、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惡果。還是看一看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說的: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係,這個曾經彷彿用法術創造瞭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彷彿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彷彿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

“隨著資產階級即資本的發展,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現代的工人只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賣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貨物一樣,也是一種商品,所以他們同樣地受到競爭的一切變化、市場的一切波動的影響。”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僱的僱傭勞動者。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族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裡深刻地審視了資本主義生產力、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帶來的社會的衰頹、人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異化,審視了資本與理性的結盟褻瀆了一切神聖的東西,不僅抹去了一切職業的神聖光環,而且無情地將溫情脈脈的家族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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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明教授優秀著作推薦

西方社會孕育了資本現代性,資本現代性帶來了“禍福相依”的現代文明。顯然,資本現代性發源於西方社會,但它不僅僅是屬於西方社會的,地球上的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會不可避免地捲入全球現代化的進程之中。15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實際上就是西方資本現代性全球擴張的歷史。西方資本現代性不斷地越過西方國家、西方文明的界限,把商品、工業、經濟以外的東西,如政治、法律、社會、文化等體現的“資本現代性”的內容,送到了非西方國家和地區、非西方文明之中。

無疑,非西方的落後國家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現代性問題上的關係,就是學生與老師、模仿與原型的關係。西方文明似乎就是現代文明,而西方資本現代性的歸宿似乎就是全球所有國家與地區的共同歸宿。這樣,非西方的國家與地區的歷史似乎都只是現代性的史前史。如果用資本現代性的作為衡量標準,那麼處於“史前史”的這些非西方的國家和地區,就可以被稱為“野蠻地”。

當然,這些非西方的國家與地區捲入資本現代性的結果,不僅僅是享受到了現代文明的正面效應,與此同時也得忍受資本現代性所造就的磨難。資本現代性給予西方國家的那種繁榮昌盛,非西方的國家和地區領悟到了,而資本現代性在西方國家所表現出來的兇險,非西方國家與地區更有深刻的體會。所以,非西方國家和地區面對洶湧而來的資本現代性,往往所表現出來的不僅是興奮,更有焦慮,這也在情理之中。

比起其他非西方的國家和地區,中國較晚走上資本現代性的道路,就現代性而言,有人把中國說成是“後發外生型”國家,即中國不但走上現代性道路較晩而且又主要是在西方資本現代性的影響下“被迫”地捲入現代性的洪流之中。 這樣,即使中國跨入現代性的門檻時間不長,對資本現代性的“禍福相依”這一點的感受可能特別深切。

面對西方資本現代性的浪潮,在當代中國,似乎只有要麼放棄對現代性的追求,要麼執著地按西方的現代性的路子走下去這樣兩種選擇。但事實清楚地擺在那裡:第一種選擇是要中國人民放棄對現代文明成果的享受;第二種選擇由於置現代性的負面效應於不顧,很有可能中國人民現代性的成果還沒有充分享受到,而代價卻已把中國拖垮了。

那麼,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呢?還有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呢?

看來,中國必須選擇一條既能充分享受現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現代性展現過程中所要付出的代價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即“魚和熊掌兼得”的道路。如果說原先的現代性都是資本主義的現代性,那麼中國實際上要走出一條與資本現代性不同的道路。西方文明不等於現代文明,同樣,西方的資本現代性不等於現代性。中國要追求的是社會主義的現代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條社會主義的現代性道路,它所追求的正是既能充分享受現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現代性展現過程中所要付出的代價降到最低限度,讓中國人民在盡情享受現代性所給予的愉悅的同時,不會經受現代性的種種磨難。

中國道路是不可避免地與西方的資本現代性“糾纏”在一起的,其原因就在於中國道路是在現代西方文明這個大背景下展開的,在一定意義上,沒有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中國道路,離開西方現代性大談中國道路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但是,中國道路與西方資本現代性“糾纏”在一起,並不意味著中國道路無可選擇地一定要全盤接受西方的資本現代性,並不意味著中國道路所追求的現代性一定是西方資本現代性的中國化,即西方資本現代性在中國的翻版,當然也並不意味著中國人民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一定要如西方人那樣在享受現代性的成果的同時必然經受現代性所帶來的折磨。

二、按照新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思潮的觀點,中國是不可能開闢新型的現代性道路的

中國要開闢一條既能充分享受現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現代性展現過程中所要付出的代價降到最低限度的現代性道路,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有可能嗎?它究竟有沒有合理性?

目前在西方世界,乃至在整個世界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思潮還是新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而按照這兩大思潮,中國要開闢這樣一條“魚和熊掌兼得”的道路並不具有合理性,從而也是不可能的。

說及現代性,不能不談啟蒙,啟蒙是現代性的前提準備和開端,這正有學者所指出的:“因為通常認為,現代性的基本觀念來自啟蒙運動的精神” 。而談及啟蒙,最權威的就是康德。康德撰有《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一文,在該文中他這樣論述了啟蒙運動的宗旨:“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自己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 康德在這裡指出啟蒙運動的宗旨就是使自己從“不成熟狀態”下襬脫出來,而所謂“不成熟狀態”就是“對自己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而之所以說這種“不成熟狀態”是“自己加之於自己”的,是因為人本來實際上並不“缺乏理智”,而只是沒有得到“別人的引導”從而亦就沒有“勇氣和決心”去運用自己的理智。對於什麼是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和原則,他有一連串經典的表述:“Sapere aude![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 “公眾要啟蒙自己,卻不有可能的;只要允許他們自由,這還確實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哪怕是在為廣大人群所設立的保護者中間,也總會發見一些有獨立思想的人;他們自己在拋卻了不成熟狀態的羈絆之後,就會傳播合理地估計自己的價值以及每個人的本分就在於思想其自身的那種精神。” “這一啟蒙運動除了自由而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 康德在這裡明確地把理性與自由視為啟蒙的基本原則,儘管在他看來,人的理性是要依靠先知先覺者開啟的。

從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看中國道路的合理性

中央黨校禮堂

康德把啟蒙與理性聯繫在一起,是符合實際的。在西方,啟蒙原初就意味著人運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從宗教的矇昧中解放出來,它確立了理性在人間的至高原則。有學者曾經根據康德的論述,提出啟蒙有著“永不過時的三大遺產” :理性的自我批判能力;理性公開運用的勇氣;自由而正義的法治秩序。這位學者所說的啟蒙的“永不過時的三大遺產”正是現代性的核心內容。現代性正是在這“三大遺產”的基礎上生成的。啟蒙主義者都是這“三大遺產”的推崇者,當然也是現代性的推崇者。而西方的新老自由主義者在一定意義上都是啟蒙主義者,新老自由主義者都崇尚啟蒙,擁抱現代性。在他們那裡,崇尚啟蒙與擁抱現代性是一回事。而他們對啟蒙和現代性的推崇,尋根究底,就是對啟蒙的這“三大遺產”的推崇。

在當今世界的思想學術界居有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義者竭力維護和肯定啟蒙、現代性的這些基本精神。他們反覆強調的是,這些基本精神是當今世界唯一完美的、不可超越的人類寶貴精神財富,它們構成現代社會和現代主體的生存之基。正是現代性的內在驅動使近、現代的人類歷史內涵之豐富程度達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程度。人類面對現代性是別無選擇的,人類社會唯一的發展方向就是西方式的現代化模式。啟蒙、現代性永遠在路上,人類只有忠誠於啟蒙和現代性,才有自己的出路和生機。新自由主義者用來為現代社會高唱讚歌和竭力辯護的理論依據就是從十五世紀以來逐步形成並不斷完善的啟蒙、現代性理論。他們的主要立足點就是啟蒙、現代性的精神遺產是“永不過時”的。新自由主義者常常這樣來說服人們必須接受現代性的基本原則:現代性反對矇昧,而反對矇昧依然是當下時代的任務;現代性提倡自由,而追求自由依然是當下時代的主旋律;現代性相信理性,而崇尚理性依然是當下時代的思維方式。

新自由主義者對待現代性的基本立場大致可以歸結為:其一,全盤肯定現代性的成果,在他們眼裡,現代性永遠是無限美好的,現代性就是“真、善、美”,現代性對人類只有正效應,沒有負效應,或者說負效應相對於正效應可以忽略不計;其二,現代性的所有給人類帶來的這些美好成果都來自於啟蒙、現代性的“精神內涵”,肯定現代性就是肯定啟蒙、現代性的“精神內涵”;其三,現代性的展現具有唯一性,這就是15世紀以來在西方世界所出現的那種現代化模式,這種現代化模式具有普適性。

啟蒙、現代性在起源上的西方屬性與進步性,使得新自由主義者在現代性問題上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的霸權”,這就是使他們有理由這樣去宣揚:西方社會終結了人類現代性的其他可能性,西方現代性方案作為人類走向現代過程中的最優選擇,具備了無條件對外擴散的至高道義優先性。有學者深刻地指出:“在此背景下,廣大後發民族國家應當而且只能走一條道路,那就是就照搬西方現代性方案。這種意識形態的幻象在很大程度上也為殖民主義現代性的侵略與擴張披上了神聖的外衣,似乎使殖民主義現代性歷史本身成為最高的道德律令。因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唯一可能性無外乎就是無條件、無差別地延續西方現代性的基本方針。”

這些新自由主義者從其對現代性的基本立場,即現代性問題上的“意識形態霸權”立場出發,“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中國要開闢一條新型的現代性道路是不可能的。中國要實現現代性唯一的選擇就是走西方式的,也是普適的現代性道路。在他們看來,企圖在這一普適的現代性模式之外,去探索另一種新的什麼現代性模式,實際上是對現代性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遺產的挑戰和否定。由於新自由主義者所宣揚的是整個世界必須“無條件、無差別地延續西方的現代性”,而且 這樣做符合“最高的道德律令”,具有“至高道義優先性”,從而在他們看來,中國企圖在這種西方的現代性之外尋找另一種獨特的現代性,是“大逆不道”的。

後現代主義者在什麼是現代性的精神內涵這一點上,即認為理性是現代性的精神內涵這一點上,與新自由主義者應當是一致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不是一味地看到現代性的積極成果,而與此同時也正視現代性展現過程中所伴隨的消極效應,不是一味地讚頌作為現代性的精神驅動力的理性的正面作用,而與此同時也正視理性把現代性引向反面,從而他們對現代性,對理性展開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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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學員茶社

以市場經濟為根基、以自由理性為內核、以個人主義和民主政治為向度的西方現代性,成為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宰制著現代社會。但是歷史無情地表明,由於現代性其自身內部矛盾而呈現出一種張力,現代性給人類所帶來的並不是無限光明,而且還有黑暗與災難。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出現了波瀾壯闊的現代性批判,而後現代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相對應,也開始流行起來。後現代主義者高舉現代性批判的大旗,直麵人類的生存困境,尤其是戰爭和其他現代災難事件給人類帶來的巨大沖擊,從理論上探索現代性困境的深層根源。他們把批判矛頭直指現代性的核心範疇——理性,把現代性批判變成理性主義批判。他們在現代性範疇與啟蒙精神之間建立同一關係,進而又在啟蒙精神與工具理性之間建立同一關係。他們強調,導致現代性陷入危機和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理性”,因為“理性”本來就是矛盾的產物,是帶著矛盾來到“人”的世界裡的。啟蒙主義者、現代主義者所推崇的“永 不過時的遺產”,在他們眼裡,同時也是人類無法擺脫的“包袱”。在他們看來,隨著理性的失落,現代性也已跌落神壇。

他們對現代性、理性主義的批判,主要表現於他們對從理性演化為工具理性的揭示。韋伯通過“合理性”、“合理化”這些概念開創了將現代性作為工具理性批判的先河。後現代主義者基本上承繼了韋伯的批判思路,強調工具理性是理性極端化的表現,當知識與權力結盟,理性就必然走向工具理性,理性需要工具理性為其合理性提供合理化合法化證明。“所謂工具理性,是指隨著大機器生產的發展,人的主體性逐漸讓位於工具的主體性,從而使工具成為人的實際統治者,人的生活方式乃至存在方式都被工具化,目的和手段關係被完全顛倒了。” 後現代主義者要說明的正是“工具理性是人的主體性逐漸消解並最終本質性失落的表徵”。他們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濫觴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一方面“人死了”,“人被技術所控制,人失去了批判性和超越性,世界成為一個機械的、冷冰冰的物的世界”;另一方面,“工具理性正是人類中主義得以確立的關鍵性前提。技術與人類中心主義聯姻,又使工具理性得到進一步的膨漲,其結果是人與自然關係的破壞,從而造成生態危機”。

後現代主義者對現代性的批判非常尖銳,但關鍵在於,他們真正找到了現代性的病根了嗎?實際上並沒有。嚴格地說,他們對現代性的批判主要是一種“觀念論”的批判,因為他們主要是揭示現代性的精神特徵和精神原則,沒有進一步深入到揭示這些精神特徵和精神原則的社會歷史存在論基礎。他們所展示的理性演變為工具理性的過程以及所揭示的由此帶來的不良後果確實沒有多少可以挑剔的,但他們認為這一過程是必然的,不可改變的。也就是說,他們把現代性、啟蒙精神定向為一種“工具理性”,強調這是理性的必然歸宿。這樣,在他們那裡,現代性的危機就是啟蒙精神的危機,理性主義的危機。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清楚地看到,後現代主義者強調的是現代性在展現過程中所出現的那些消極效應是同現代性的核心精神原則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是這些核心精神原則本身所帶來的,從而也具有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選擇了現代性,也就選擇了這些核心精神原則,也就得接受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現代性有正效應,也有負效應,而且隨著現代性的深入展現,後者的成分越來越多,關鍵在於要明瞭,正效應、負效應都是與現代性的核心精神原則捆綁在一起的,不可能只要前者而不要後者。

這樣,按照後現代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由於所要追求的正是在充分享受現代性的正面效應的同時,把負面效應降到最低限度,從而並不具有合理性。中國如要選擇現代性的道路,那就應準備承受現代性所帶來的種種不良後果,準備付出沉重的代價,但倘若感到無法承受這些不良後果,經受不起代價,那麼就乾脆放棄對走現代性的道路。西方面對現代性,主要有兩種截然有別的思潮:一是堅守現代性的新自由主義;二是批判現代性的後現代主義。我們看到,不但堅守現代性的新自由主義認為旨在既充分享受現代性的積極成果又要把代價降到最低限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不具有合理性,而且批判現代性的後現代主義也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圖“魚和熊掌兼得”僅僅是一廂情願。

三、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為中國特色的新型現代化道路提供理論上的依據

能夠為中國特色的新型現代化道路提供理論依據的是馬克思主義,嚴格地說,是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

馬克思與後現代主義者一樣都看到了現代性展現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弊端,都對此展開了激烈的批判,主要在於,這些弊端是如何造成的?它們是可以改變的嗎?正是在這關鍵的問題上,馬克思與後現代主義者形成了尖銳的對立。

馬克思對現代性的批判絕不如後現代主義者那樣僅僅是“觀念論”的批判,即馬克思絕不僅僅是“觀念的歷史敘述”,而是開闢了“現實的歷史敘述”。馬克思的這種批判絕不停留於觀念的層次上,而是把矛頭直接現代社會的存在論的根基,正如海德格爾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深入到歷史的本質的維度之中了。按照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現代性展現過程中之所以導致瞭如此多的不良後果,問題不是出在現代性的理念本身,不是由現代性的精神原則,即理性帶來的,籠統地把現代性的惡果歸結於理性、知識、科學是不公平的,而應當追溯隱藏在所有這些背後的“物質”的動因。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也正視現代社會中價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蛻化”,但並不認為這種“蛻化”是由理性本身所必然帶來的,而是認為是理性背後更深層的社會的原因在導致理性的這種“蛻化”。

從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看中國道路的合理性

中央黨校亭臺一角

馬克思認為,隱藏在理性背後導致現代性日益走向反面的是“資本”。馬克思強調是資本這一現代社會的存在論根基,才把現代性引向這種可惡的不歸路。馬克思用“資本”這一範疇將現代社會概念化了,用“資本”置換掉了“現代性”。這樣,我們就有理由把馬克思對現代性批判說成是“資本現代性”批判。對於這樣做的意義與實質,有學者總結說:“這不是簡單的置換,而是一個根本性的轉向:從‘觀念的歷史敘述’向‘現實的歷史敘述’、從歷史唯心主義向歷史唯物主義的轉向。毫無疑問,只有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深入到歷史的本質的維度之中,才能洞察現代性的內在本質。……對資本的總體性的考察是對現代性的總體性考察的當然前提,或者坦白地說,對資本總體性的考察實質上是對現代性總體性的考察。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本質是資本批判。”

資本是現代性的本質範疇,現代性實質上只是資本本性的意識形態化,是資本邏輯在人們觀念領域中的呈現。馬克思對現代性展開過程中負面作用的批判,也就是對資本展開過程中負面作用的批判,馬克思認為現代性本身包含著對立、衝突、分離、悖論,也就是認為資本本身包含著對立、衝突、分離、悖論。馬克思曾明確地指出:“在資本的簡單概念中已經潛在地包含著以後才暴露出來和那些矛盾。” 就這樣,馬克思把導致現代性出現“壞”的方面的真正根源揭示出來了。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的最大誤解在於,認為馬克思也如後現代主義者那樣把現代性的原則界定為理性,或者認為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原則是理性與資本的混合,從而強調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也是一種理性主義批判。這是用後現代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來解讀馬克思,或者說把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化了。馬克思在早期,例如在《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確實曾經依據理性法和理性基礎國家的理論基礎批判資本主義、批判現代性,當然“這種批判無疑是立足於啟蒙理性”之上,但是不能因此就斷定在馬克思那裡,“現代性的邏輯即理性。事實上,過不久,馬克思對這種基於理性主義的批判持懷疑態度,馬克思不斷地加以思考:究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制利益決定了國家和法的理性,還是國家和法的理性決定了現實的物質利益?有學者指出:“這是馬克思一直思考的問題,即啟蒙理性與現代性究竟有沒有那麼密切的關係?現代性的邏輯在現代社會真的就是理性嗎?馬克思認為並不是。” 確實正如這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關鍵就在於,馬克思後來認識到了資本才是現代性的邏輯原則,一改原先把現代性的邏輯界定為理性的傳統。理性原則與資本原則相比,只是後者的一種表面解釋而已。“在馬克思那裡,資本取代理性成為現代性的邏輯。資本比理性更能夠明晰地解釋現代性問題,同時,資本比理性更能夠明晰地解釋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本質。” 馬克思把資本而不是把理性視為現代性的基本原則,把現代性批判變成資本批判,不但使他找到了造成現代性走向反面的真正的根源,而且也與強調現代性走向反面是不可避免的觀點劃清了界限。

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與後現代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的區別點可以歸結如下:其一,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雖然與後現代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一樣都激烈地批判了現代性,但並不像後者那樣全盤否定現代性的成果,而是強調對現代性持辯證的態度;其二,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在揭示現代性的種種弊端時,並不像後者那樣簡單地把這些弊端歸結為理性,而是揭示理性背後更深層的“物質”原因,即資本邏輯,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並不是一種“觀念論”的批判,而是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資本現代性的批判;其三,正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並不把現代性的弊端歸結為理性,而是歸結為資本,從而並不像後現代主義那樣認為現代性走向反面是現代性的邏輯展開的必然結果,並不像後現代主義那樣強調現代性走向反面是必然的,不可以改變的;其四,這樣,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就不會如後現代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那樣得出結論:人們選擇現代性就必然要承受由此帶來的痛苦與不幸,倘若不想承受這些痛苦與不幸,那隻能放棄現代性,回到前現代去,而是強調只要改變造成現代性走向反面的真正根源,即正確地限制與駕馭資本,創建一種與資本現代性不一樣的新的現代性,就實現“魚和熊掌兼得”,即既能充分享受現代性的積極成果,又可避免承受現代性展現過程中所做出的沉重代價;其五,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強烈要求現代化運動不是與資本主義而是與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提出了實現現代性的資本主義形式與社會主義形式之間的區別,這樣它就對現代性以及現代化運動的負面效應的揭露和批判變成了對社會主義理想追求的必然性的論證。

從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看中國道路的合理性

中央黨校亭臺一角

知道了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與後現代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的這些區別,就可明白正是這樣一種理論可以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提供堅實的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闢中具有天然的“在場”權和話語權。關鍵就在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既然在現代性實現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負面效應並不是現代性邏輯所必然帶來的,那麼中國人民完全可以找出並逐步消除造成現代性走向反面的根源,從而在充分享受現代性的積極成果的同時,使所付出的代價降到最低限度。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宗旨正在於此,而這樣做有著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的強有力支撐。中國人民有理由對這樣一條道路充滿著理論自信。

四、實踐業已證明中國選擇走這樣一樣道路是正確的

中國人民對自己選擇的道路的自信心不僅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理論的支撐,更基於實踐上的成功。現實生活是判定一條道路、一種選擇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根本標準。中國這幾十年的成功,證明了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指引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旨在既能充分享受現代性的積極成果,又把代價降到最低限度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一開始就與現代性“糾纏”在一起,中國人民是在與現代性“糾纏”的過程中開闢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的。

中國人民堅持辯證地對待現代性。只要把現代性放在辯證的視野中加以思考就可知道,現代性是可以選擇的,中國就是要創建一種適合自己國情的新現代性。中國實踐的成功,是中國人民辯證地對待現代性,創建新的現代性的成功。

中國人民在面對和處置現代性問題上的成功經驗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5點:

第一,堅持現代性的發展目標,決不放棄對現代性目標的追求。中國自近代以來,就有實現現代性的夢想,中國追求現代性的過程是與中國近代以來的啟蒙過程是相一致的。儘管這一過程是那麼曲折,但先進的中國人從來也沒有放棄過這一夢想。當中國處於最有可能實現這一夢想的歷史時刻,就更不會放棄這一夢想。雖然中國人民看到了現代性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如此大的消極影響,但中國人民還是以積極的態度進入現代性的進程以發展自身。

第二,不是停留於“片面的現代性”,而是全面地實現現代性。中國所要實現的現代性,並不是侷限於社會的某一領域,而是在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要實現現代性。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性主要是“單向度現代性”,這就是說,主要是在經濟領域實現現代性,而我們中國所追求的是“多向度現代性”,即在經濟發展、政治建設、文化創新、社會進步以及人的現代轉型等方面全面地賦予現代性的價值。在中國,“強起來”是“富起來”的升級版,與此相應,“全面的現代性”也是“片面的現代性”的升級版。

第三,根據複雜現代性的現實,正確駕馭各種矛盾。正視在當代中國,現代性總是與前現代性、後現代性交織在一起這一客觀事實。在深刻認識現代性的複雜性的基礎上,知道自己是如何捲入現代性的複雜的矛盾與關係之中,從而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處置這種複雜性的政策措施。當認識到應當並致力於超越現代性時,千萬不能忽視我們的社會實際上還存在著的許多前現代的東西,現代性在中國還沒有完全確立,從而應當繼續關注如何用現代性來消除前現代性。

第四,正視現代性的負面效應,找出造成負面效應的真正根源,從而逐步消除這些負面效應。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人們往往突出某一目標而忽視其它目標,從而往往為了實現某一特定的目標而不惜採取一些損害其它目標的手段。為了“富起來”這一目標, 我們必須充分利用資本,對利用資本可能帶來的有損於其它目標的實現這一點,暫時不加以過多考慮。現在在我們的目標系統中,“強起來”成了主要目標,那麼對資本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就非但不能忽視,而應著重關注加以切實克服,否則就無從談及“強起來”。

第五,在實現現代性的同時還超越現代性,通過超越現代性來使自己真正“強起來”。必須明確,不僅批判現代性是為了超越現代性,而且實現現代性也是為了超越現代性,把超越現代性作為自己最為根本和徹底的任務。如果說我們在致力於“富起來”之時關注的重點是如何實現現代性、如何利用資本,那麼,在致力於“強起來”之時就應當較多地關注超越現代性、超越資本。中國的真正“強起來”必然不是完全建立在實現現代性、利用資本上,而是必然與超越現代性、超越資本聯繫在一起。已經基本實現了“富起來”的當下中國,完全有條件超越現代性,進行新的現代性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本質上是對當代中國既實現現代性又超越現代性的一種理論規劃。

從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看中國道路的合理性

中央黨校亭臺一角

《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指出:“數十年來,中國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從19世紀至20世紀西方實踐經驗的成敗中汲取教訓,同時立足於本國國情,尋找一條融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優點的道路。” 我們可以對他所說的“融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說法表示異議,但不可否認他表述了一個事實:中國這些年來的成功離不開正確地對待本屬於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中國道路與現代性的“糾纏”說到底是與資本的“糾纏”。中國道路正確面對現代性,說到底是正確面對資本。儘管現代性的許多弊端源自於資本邏輯,但中國人民並不因此而丟棄資本,因為中國人民明白,中國要實現現代性,離不開資本邏輯這個現代社會的基本元素。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道路面臨社會發展的基本事實是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實質上是資本擴張的全球化,是資本邏輯的全球性擴張。中國加入全球化,也就意味著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和範圍內接受了資本邏輯。在這個意義上,資本邏輯是中國道路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道路不能沒有資本邏輯這個現代社會的基本元素。” 當中國人民利用資本邏輯這個強大的動力系統來發展生產力時,也並沒有忘記資本邏輯畢竟還會導致一系列消極作用,所以,中國人民所做的選擇是:充分展現資本邏輯“偉大的文明作用”或“非常革命”的方面,“而這又以遮蔽、壓制資本邏輯的‘邪惡性’為前提”。 中國道路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優勢,致力於消除資本邏輯的種種消極作用。中國道路的複雜性、艱鉅性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體現在對資本邏輯既要利用,又要限制,在利用與限制之間保持“張力”的複雜性與艱鉅性上。中國人民在走向現代性的道路上,如想既要享受現代性的積極成果,又要使現代性的消極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就必須正確地面對資本,即在利用資本與限制資本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而中國人民在正確面對資本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哪怕是沿著正確的方向跨出了可貴的幾步,也足以表明:中國開闢一條旨在既要享受現代性的積極成果,又要使現代性的消極作用降到最低限度的獨特的現代性道路,是完全可行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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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中文版序言”,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文章 |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6期

圖文排版 | 思想先聲編輯部

風景圖 | 轉自“大有公社”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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