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國際
歷史上大部分的開國皇帝，都會經過艱難歲月的磨礪。對社會的各種情態，都會了如指掌。自然也就會，有應對這些情態的辦法。並且還都是合乎情理，合乎規律的處置。所以，也就叫人感到他們都很英明。
一，艱難生活的磨練。
直接從一個普通百姓，經過艱苦的奮鬥。而成為皇帝的，最有名的應該是明太祖朱元璋。從小家境貧寒，就以給村裡的地主放牛為生。
在1343年，他的家鄉發生旱災。莊稼欠收給人們的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難。第二年的春天，又發生了嚴重的蝗災和瘟疫。使本來貧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他的父親、大哥及母親都相繼去世。家裡只剩下他和二哥，可他們又沒有錢買棺材。甚至連埋葬親人的土地都沒有，最後還是鄰居劉繼祖。給了他們一塊地，才將家人安葬。
自此，他與家人也分離了。就到皇覺寺剃髮為僧，過了不久寺廟也鬧饑荒。他就又離開寺廟，到處去化緣乞討為生。到1348年，他又回到了皇覺寺。
在這離開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很多地方。接觸了各地的風土人情，見了世面，開拓了眼界，積累了很多的社會經驗。並且這些艱苦的生活，也鑄就了他堅毅、果敢的性格，對他後來的人生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富有傳奇的一生。
其實，在他四處化緣的三年中。也是元末農民起義爆發的時候，他也看到了各處的混亂。當他回到皇覺寺後，就收到了他兒時的夥伴湯和的來信。是邀請他去參加郭子興的起義軍。那年他也才25歲，就加入了紅巾軍投入到反抗元朝的統治。
由於功勞顯著，朱元璋最後成為了一支紅巾軍的首領。後來他又統一了，其他的各路起義軍。在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府稱帝。同年秋又攻克了元大都，結束了元朝的統治。實現了從一個放牛娃，到成為明王朝皇帝的逆襲，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在他執政期間，由於深知人們的疾苦。就大力發展農業，讓老百姓安居樂業並都能吃飽飯。獎勵耕種開墾荒地，大搞移民屯田和軍屯。讓各地都興修水利，大力提倡種植桑、麻、棉等經濟作物和果木作物。保證普通的百姓也能穿上，保暖耐寒的衣物。適當地減免稅負、並嚴懲貪官汙吏。經過一系列政策的實施，社會的生產逐漸地恢復和發展。達到了盛世治理的時代，歷史上也把這段時期叫“洪武之治”。
並且朱元璋，也是非常勤政的一個皇帝。每天要批閱奏札二百多件，處理國事四百多件。他還是一個特別節儉的皇帝，當他稱帝后，在應天修建皇宮。只要求堅固耐用就行，不追求奪巧華麗。直到今天，我們在南京還能看到那些堅固的城牆遺址。
在生活上他也是特別地節儉，早飯“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只要能吃飽飯就行，並無什麼山珍海味。休息的床鋪，也與普通人家的差不多。在給他造車子和轎子時，按規定應該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銅代替。按他的話說，並不是吝惜這點黃金。而是他要在全國範圍內提倡節儉，他要在全國人們面前作一個典範。
正是由於朱元璋在早年間，經歷過艱苦的年代。深知生活的艱辛，做事從來不搞華而不實的東西。才使得他從一個放牛娃，一步步地成為一個開國皇帝。並用務實的態度去治理國家，乃至要用自身的作風去影響國人的勤儉持家。明太祖朱元璋，在歷史上絕對是一個難得的英明皇帝。
同看風雲
他們知道創業不易，守業更難……
善若水yfb
一、世襲制度來的的影響
開國皇帝或準開國皇帝（如宋太宗與明成祖以及經過激烈角逐而登基的清朝諸帝等）對政府的行政事務有著較多的干預。但當政權運作走上正軌，政權體制和各種制度逐漸完備之後，就像計算機執行程序一樣，幾乎所有的政務都按照既定的法規由慣性來推動。
而後繼的君主登上皇位，通常與自身的能力沒有太大關係。即位登基，一般不需要經過複雜激烈的角逐，他們僅僅依靠宗法和血緣關係就能繼承皇位。這樣一來，即位的君主沒有經過戰火的洗禮，陰謀的考較，比起前輩先祖往往缺乏政治實踐與政治經驗，在大臣面前更是缺乏政治威信。
這種世襲皇位制度，雖然從血統上保證了皇家特殊的政治地位，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即位君主的能力的缺失。 僅此一點，後繼君主就要遠遠要比開國皇帝顯出弱勢。他所擁有權利經常有時候也僅僅是名義上屬於他的而已，往往並不代表他的政治實力。而僅僅由皇位這一特殊地位所帶來的。到了王朝末年皇權式微，這一特徵就更加明顯。例如歷史上有名的漢獻帝、漢惠帝、唐中宗等等一些傀儡皇帝，他們的地位更多的是帶有一種象徵性。
二、繼位皇帝大多年幼，即位初級難以理政
中國歷史上無論是通過戰爭，還是小規模的兵變（宋太祖趙匡胤），又或者權利的滲透取代（晉太祖司馬昭），
凡是能夠取代前政權而登上皇位的開國皇帝，一般說來具有較強的綜合能力，非屬一般平庸之輩。後繼君主在皇位世襲制下即位的皇帝大多是幼主。
靠著血緣關係繼承大統的皇帝由於尚未成年，難以理政。國家的命運和前途也不可能就這樣交到一個小孩手裡。所以在國家大事上，多由前朝顧命元老大臣和宰執大臣進行輔政。
新君由於年幼，政治經驗和治國經驗不足對於前朝元老，往往是畢恭畢敬，唯恐不尊。這就使新君從即位之始，便直不起腰身，受宰執所左右。若是幼主，就更離不開顧命大臣的輔佐。
例如少年康熙，被鰲拜左右，少年萬曆，被張居正左右。甚至一些缺乏治國理政經驗的成年人，也離不開輔政大臣的幫扶。例如宋真宗即位時，雖已非年幼，但宋史記載真宗對輔臣于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握，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比先帝”
由此可見，從輔佐到親政，不僅不起實際作用，也大多養成了事事聽命於大臣的庸懦性格。因而，君弱臣強亦勢所必然。明代的皇帝，除了洪武和永樂兩朝，後面的皇帝基本上都用“先生”稱呼實際的宰相內閣大學士，尊為師長。
歷史上頻發的外戚、官官、權臣弄權與太后攝政，都是藉助皇權之威來行弄權之實。這一方面反映了皇權的變質，另一方面也正顯示出皇權在大臣的掌控下變成了象徵意義。
第三、後繼君主大多接受過嚴格的君王教育“循規蹈矩”是常態
在王朝的草創期結束後即位的皇帝，對政府行政事務的關心程度和影響力都逐漸開始減弱。事務的重心就由軍事轉向文治，而以文官以宰相或首輔為首的執政集團則自然佔有了這個權力空間，成為政治運營的主要角色。
因此從這一時期開始，後繼皇帝必然與開國皇帝不同，基本上從行政長官的角色退役，成為不需要事必躬親的名義上的君主。再加上王朝初建，百廢待興事務繁忙，加上人的生理極限，即使是極有能力和精力的皇帝，也不可能做到事必躬親。所以他們都把子女的教育問題交給了大臣。
後世的皇帝自幼就在深受儒家薰陶的大臣手下接受嚴格的君道教育。等到他們即位後，又有侍讀侍講制度進行繼續教育，這使多數君主都具有一定的自律性，能在士大夫規定的“雷池”中循規蹈矩。
較之規勸皇帝過失的諫官制度，師傅制度和侍讀侍講制度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更有效的預防機制。在這樣的前提下，後繼君主事事處處都要受到“祖制”、“舊例”的巨大影響，再加上各種各樣的派系鬥爭、黨同伐異，皇帝就是想英明神武殺伐決斷都很難辦的到，久而久之也就泯然於平庸了。
白羽點評：中國歷史上頻繁的政權轉換、王朝更迭，開國皇帝們經歷腥風血雨就是為了形成強大的皇權，為了鞏固皇權而建立起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
。然而，讓創立者們所始料不及的是，國家機器一旦開動，上下一致都跟著運轉，都會往相反的方向跑去。當初看似英明的神武的決定，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會變成另外的模樣。中國的皇帝難以最終還是難以走向神的境界，雖說被稱為天子，說到底還是個“彼可取而代之”的凡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