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国际
历史上大部分的开国皇帝，都会经过艰难岁月的磨砺。对社会的各种情态，都会了如指掌。自然也就会，有应对这些情态的办法。并且还都是合乎情理，合乎规律的处置。所以，也就叫人感到他们都很英明。
一，艰难生活的磨练。
直接从一个普通百姓，经过艰苦的奋斗。而成为皇帝的，最有名的应该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小家境贫寒，就以给村里的地主放牛为生。
在1343年，他的家乡发生旱灾。庄稼欠收给人们的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第二年的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和瘟疫。使本来贫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的父亲、大哥及母亲都相继去世。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可他们又没有钱买棺材。甚至连埋葬亲人的土地都没有，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地，才将家人安葬。
自此，他与家人也分离了。就到皇觉寺剃发为僧，过了不久寺庙也闹饥荒。他就又离开寺庙，到处去化缘乞讨为生。到1348年，他又回到了皇觉寺。
在这离开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很多地方。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拓了眼界，积累了很多的社会经验。并且这些艰苦的生活，也铸就了他坚毅、果敢的性格，对他后来的人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富有传奇的一生。
其实，在他四处化缘的三年中。也是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他也看到了各处的混乱。当他回到皇觉寺后，就收到了他儿时的伙伴汤和的来信。是邀请他去参加郭子兴的起义军。那年他也才25岁，就加入了红巾军投入到反抗元朝的统治。
由于功劳显著，朱元璋最后成为了一支红巾军的首领。后来他又统一了，其他的各路起义军。在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同年秋又攻克了元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实现了从一个放牛娃，到成为明王朝皇帝的逆袭，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在他执政期间，由于深知人们的疾苦。就大力发展农业，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并都能吃饱饭。奖励耕种开垦荒地，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让各地都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保证普通的百姓也能穿上，保暖耐寒的衣物。适当地减免税负、并严惩贪官污吏。经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社会的生产逐渐地恢复和发展。达到了盛世治理的时代，历史上也把这段时期叫“洪武之治”。
并且朱元璋，也是非常勤政的一个皇帝。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他还是一个特别节俭的皇帝，当他称帝后，在应天修建皇宫。只要求坚固耐用就行，不追求夺巧华丽。直到今天，我们在南京还能看到那些坚固的城墙遗址。
在生活上他也是特别地节俭，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只要能吃饱饭就行，并无什么山珍海味。休息的床铺，也与普通人家的差不多。在给他造车子和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按他的话说，并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他要在全国范围内提倡节俭，他要在全国人们面前作一个典范。
正是由于朱元璋在早年间，经历过艰苦的年代。深知生活的艰辛，做事从来不搞华而不实的东西。才使得他从一个放牛娃，一步步地成为一个开国皇帝。并用务实的态度去治理国家，乃至要用自身的作风去影响国人的勤俭持家。明太祖朱元璋，在历史上绝对是一个难得的英明皇帝。
同看风云
他们知道创业不易，守业更难……
善若水yfb
一、世袭制度来的的影响
开国皇帝或准开国皇帝（如宋太宗与明成祖以及经过激烈角逐而登基的清朝诸帝等）对政府的行政事务有着较多的干预。但当政权运作走上正轨，政权体制和各种制度逐渐完备之后，就像计算机执行程序一样，几乎所有的政务都按照既定的法规由惯性来推动。
而后继的君主登上皇位，通常与自身的能力没有太大关系。即位登基，一般不需要经过复杂激烈的角逐，他们仅仅依靠宗法和血缘关系就能继承皇位。这样一来，即位的君主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阴谋的考较，比起前辈先祖往往缺乏政治实践与政治经验，在大臣面前更是缺乏政治威信。
这种世袭皇位制度，虽然从血统上保证了皇家特殊的政治地位，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即位君主的能力的缺失。 仅此一点，后继君主就要远远要比开国皇帝显出弱势。他所拥有权利经常有时候也仅仅是名义上属于他的而已，往往并不代表他的政治实力。而仅仅由皇位这一特殊地位所带来的。到了王朝末年皇权式微，这一特征就更加明显。例如历史上有名的汉献帝、汉惠帝、唐中宗等等一些傀儡皇帝，他们的地位更多的是带有一种象征性。
二、继位皇帝大多年幼，即位初级难以理政
中国历史上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小规模的兵变（宋太祖赵匡胤），又或者权利的渗透取代（晋太祖司马昭），
凡是能够取代前政权而登上皇位的开国皇帝，一般说来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非属一般平庸之辈。后继君主在皇位世袭制下即位的皇帝大多是幼主。
靠着血缘关系继承大统的皇帝由于尚未成年，难以理政。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也不可能就这样交到一个小孩手里。所以在国家大事上，多由前朝顾命元老大臣和宰执大臣进行辅政。
新君由于年幼，政治经验和治国经验不足对于前朝元老，往往是毕恭毕敬，唯恐不尊。这就使新君从即位之始，便直不起腰身，受宰执所左右。若是幼主，就更离不开顾命大臣的辅佐。
例如少年康熙，被鳌拜左右，少年万历，被张居正左右。甚至一些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成年人，也离不开辅政大臣的帮扶。例如宋真宗即位时，虽已非年幼，但宋史记载真宗对辅臣于禁中，每见吕端等，必肃然拱握，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请。上曰，公等顾命元老，朕安敢比先帝”
由此可见，从辅佐到亲政，不仅不起实际作用，也大多养成了事事听命于大臣的庸懦性格。因而，君弱臣强亦势所必然。明代的皇帝，除了洪武和永乐两朝，后面的皇帝基本上都用“先生”称呼实际的宰相内阁大学士，尊为师长。
历史上频发的外戚、官官、权臣弄权与太后摄政，都是借助皇权之威来行弄权之实。这一方面反映了皇权的变质，另一方面也正显示出皇权在大臣的掌控下变成了象征意义。
第三、后继君主大多接受过严格的君王教育“循规蹈矩”是常态
在王朝的草创期结束后即位的皇帝，对政府行政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影响力都逐渐开始减弱。事务的重心就由军事转向文治，而以文官以宰相或首辅为首的执政集团则自然占有了这个权力空间，成为政治运营的主要角色。
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后继皇帝必然与开国皇帝不同，基本上从行政长官的角色退役，成为不需要事必躬亲的名义上的君主。再加上王朝初建，百废待兴事务繁忙，加上人的生理极限，即使是极有能力和精力的皇帝，也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所以他们都把子女的教育问题交给了大臣。
后世的皇帝自幼就在深受儒家熏陶的大臣手下接受严格的君道教育。等到他们即位后，又有侍读侍讲制度进行继续教育，这使多数君主都具有一定的自律性，能在士大夫规定的“雷池”中循规蹈矩。
较之规劝皇帝过失的谏官制度，师傅制度和侍读侍讲制度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更有效的预防机制。在这样的前提下，后继君主事事处处都要受到“祖制”、“旧例”的巨大影响，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派系斗争、党同伐异，皇帝就是想英明神武杀伐决断都很难办的到，久而久之也就泯然于平庸了。
白羽点评：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政权转换、王朝更迭，开国皇帝们经历腥风血雨就是为了形成强大的皇权，为了巩固皇权而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
。然而，让创立者们所始料不及的是，国家机器一旦开动，上下一致都跟着运转，都会往相反的方向跑去。当初看似英明的神武的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变成另外的模样。中国的皇帝难以最终还是难以走向神的境界，虽说被称为天子，说到底还是个“彼可取而代之”的凡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