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阳(绵阳)
傅雷除了是一个慈爱父亲、博雅学者、睿智哲人外，还有一种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我，这种人格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君子”。傅雷在对儿子傅聪的教育培养中把人格修养看得很重，《傅雷家书》中讲到如何做人的内容很多，处处可见“君子”人格的影子。
毫无疑问，傅聪属于比较有天分的那类人，而且很早就确立了专攻音乐的目标，但傅雷并不是一个艺术至上者，他一直教育儿子要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追求真理、道德、正义放在第一位。他在1960年12月31日的信中强调：“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在1960年8月29日的信中，他说：“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等等看做高于一切的人，也是以工作为乐的人;我用不着唠叨，想你早已把这些信念表白过，而且竭力灌输给对方的了。”
在1962年3月8日给傅敏的信中，傅雷再次强调这些观点：“我一生从来不曾有过‘恋爱至上’的看法。‘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作为立身的原则。恋爱不论在如何狂热的高潮阶段也不能侵犯这些原则。朋友也好，妻子也好，爱人也好，一遇到重大关头，与真理、道德、正义……等等有关的问题，决不让步。”
孔子说“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傅雷也强调行动。在1954年3月29日信中，他写道：“自己责备自己而没有行动表现，我是最不赞成的。这是做人的基本作风，不仅对某人某事而已，我以前常和你说的，只有事实才能证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动才能表明你的心迹。”在这封信中傅雷教傅聪做人要有“事实表现”：“一切做人的道理，你心里无不明白，吃亏的是没有事实表现;希望你从今以后，一辈于记住这一点。大小事都要对人家有交代!”
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不能忘恩负义，傅雷夫妇在书信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在1954年8月11日的信中，傅雷写道：“李是团体的负责人，你每隔一个月或一个半月都应该写信，信末还应该附一笔：‘请你向周团长致敬’。这是你的责任，切不能马虎。……切不可二三月不写信给李凌——你不能忘了团体对你的好意与帮助，要表示你不忘记，除了不时写信没有第二个办法。你记住一句话：青年人最容易给人一个‘忘恩负义’的印象。”
对于别人的恩情，不能只是理所当然享受，而应想方设法回报。在1961年6月26日的信中，傅雷写道：“而我对帮助过我的亲友，终身铭记在心，有机会就想报答他们于万一。”1957年9月17日，傅雷夫人给傅聪的信中写道：“马先生马太太都好，关于你的事也谈了许多，觉得他们两人对你的爱护，比你自己的父母还强，他们把你当作自己的儿女，什么也不计较，你一定要拿行动要报答他们。”
有理不在言高，得理也要饶人。在1956年4月29日的信中，傅雷写道：“你有这么坚强的斗争性，我很高兴。……坚持真理的时候必须注意讲话的方式、态度、语气、声调。要做到越有理由，态度越缓和，声音越柔和。坚持真理原是一件艰巨的斗争，也是教育工作;需要好的方法、方式、手段，还有是耐性。万万不能动火，令人误会。这些修养很不容易，我自己也还离得远呢。但你可趁早努力学习!”这实在是为人处世的金玉良言!
英国作家毛姆在小说《人性的枷锁》中称，人人都在名利的枷锁之中。如何看待名利?在1956年7月29日的信中，傅雷希望儿子看轻身外之名：“希望你能目光远大，胸襟开朗，我给你受的教育，从小就注意这些地方。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富贵’之列。”
“君子喻于义”，淡泊名利也是傅雷的家风。他在1961年7月7日给傅聪妻子弥拉的信中说：“像我的母亲一样，我一直不断的给聪灌输淡于名利权势，不慕一切虚荣的思想。”
《论语》有言：“吾日三省吾身”，强调君子应当时时反省自己。傅雷在1956年10月10日的信中既反省自己，也要求儿子反省：“希望你静下来把这次回来的经过细想一想，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尤其是我急躁的脾气，应当作为一面镜子，随时使你警惕。”在1956年10月11日下午信中，傅雷再次与儿子一起反省：“说到骄傲，我细细分析之下，觉得你对人不够圆通固然是一个原因，人家见了你有自卑感也是一个原因;而你有时说话太直更是一个主要原因。……这些毛病，我自己也常犯，但愿与你共勉之!”
一个人行为做事应当首先想到别人、对得起他人。傅雷在1956年10月3日的信中写道：“尽管人生那么无情，我们本人还是应当把自己尽量改好，少给人一些痛苦，多给人一些快乐。说来说去，我仍抱着‘宁天下人负我，毋我负天下人’的心愿。我相信你也是这样的。”傅雷与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为人原则正好相反，倘人人都能如此，则社会就会太平，人人就会安宁。可惜的是，现在践行曹操信条的人还不少。
一个人不能只想到自己方便，应该还要想到让别人方便。在1955年10月底的信中，傅雷写道：“上封信中，我要你注意：住在华沙必须问明房东的睡眠时间，切勿深夜练琴的事，望随时记住。”傅雷特别注意这些生活细节，所以反复叮咛。而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做到一点。要么在公众场合高声喧哗，旁若无人;要么把电视、音乐声开得很响很大，视邻居为无人;要么在广场跳舞跳到很晚，不管是否惊扰邻近居民。
修养既是一个理论概念，更是一个实践概念，必须从生活的细节做起。在1954年8月16日给傅聪的信中，傅雷教儿子注意教养，注重礼貌，注重细节，注重起码的礼仪规范。他写道：“你素来有两个习惯：一是到别人家里，进了屋子，脱了大衣，却留着丝围巾;二是常常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或是裤袋里。这两件都不合西洋的礼貌。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不穿大衣时，也要除去围巾，手插在上衣袋里比插在裤袋里更无礼貌，切忌切忌!何况还要使衣服走样，你所来往的圈子特别是有教育的圈子，一举一动务须特别留意。对客气的人，或是师长，或是老年人，说话时手要垂直，人要立直。你这种规矩成了习惯，一辈子都有好处。”
还是在这封信中，他说：“在饭桌上，两手不拿刀叉时，也要平放在桌面上，不能放在桌下，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你只要留心别的有教养的青年就可知道。刀叉尤其不要掉在盘下，叮叮当当的!”
“君子怀德”，对万事万物都有一个颗悲悯之心。在1957年3月18日的信中，傅雷写道：“我祝福你，我爱你，希望你强，更强，永远做一个强者，有一颗慈悲的心的强者!”我以为，“慈悲的心”这几个字太关键、太重要了!真正的强者不是战胜一切人，不是对他人的残忍、打压、掠夺，而是遇事坚强，敢于面对困难、克服战胜困难。对他人、对社会、对弱小始终怀着一颗同情之心、怜悯之心、慈悲之心，始终救助他人，帮助弱者。这才是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君子。
傅雷的“慈悲之心”还表现在对动物的爱怜之上。在1957年2月24日的信中，傅雷深深为没有照顾好一只猫而自责：“上海这个冬天特别冷，阴历新年又下了大雪，几天不融。我们的猫冻死了，因为没有给它预备一个暖和的窠。它平时特别亲近人，死了叫人痛惜，半个月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起，可怜的小动物，被我们粗心大意，送了命。”
最能展现傅雷君子风格的是收在《傅雷家书》中的最后一封信，这封写于1966年9月2日夜的信不是写给傅聪或傅敏的，是写给他妻兄朱人秀的。严格来说，这是一封遗书，是傅雷留给世间的最后文字。此前，傅雷遭受诬陷、抄家、批斗、殴打等身体和精神的长久折磨，几近崩溃。信中可见他心中的痛苦：“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此时，于傅雷而言，唯有一死，方可解脱。但他并不是一死了之，而是死之前尽可能把后事料理得清楚明白，不给世人、不给亲属增添麻烦。这一点从他委托朱人秀办理的13件事上可以证明。他从容细致地安排钱财、物品，把欠账还清，把该付的钱准备好，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信中最后，为朱人秀受他所托之累感到抱歉：“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这是一封有条不紊的别样遗嘱，这是一位仁人君子悲愤而从容的人世告别。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于是，不可辱的傅雷走了。
(注：本文《傅雷家书》原文引自译林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的《傅雷家书》及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的《傅雷家书全编》。文中外文字母及括号内的内容均为原文所有。)
编辑：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