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绍兴文风炽盛，文人辈出。
根据《绍兴县志资料》统计：从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至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绍兴学子中进士者636人，举人者竟达2361人。
绍兴文人的“生产率”十分平稳且输出质量高，一句“天下师爷出绍兴”就可见绍兴文人是能干大事的。
绍兴周氏素为当地望族。明代嘉靖年间，周氏族人迁居绍兴城内保祐桥河沿，是为周恩来先祖。保祐桥周氏祖居原名曰“锡养堂”。如今的周氏祖居旁有周恩来纪念馆，厅内矗立着身着戎装的周恩来汉白玉雕像，楹柱上悬挂着“为国为民孺子牛，任劳任怨绝代尹”的对联，高度概括了伟人一生。
蔡元培也是绍兴人，其故居堂门上高悬一块“翰林”匾额，因为蔡元培26岁考中进士被清廷授予翰林院编修，原匾为清廷所赐。
讲绍兴文人绕不开鲁迅，鲁迅在周家新台门内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儿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踪迹。鲁迅讲到的“三味书屋”蕴含文人产生的家风条件，这就是“三味”的含义：“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
绍兴大街上写着广告词“书圣故里”，王羲之《兰亭集序》顾后且瞻前，惆怅而眷恋。该序以蚕茧纸、鼠须笔书写，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尽美尽善。据说，其真迹被唐太宗陪葬于昭陵，传世者皆为摹本。
绍兴城中，王羲之将旧居捐出建成的“戒珠寺”内，陈列着一系列王羲之的名帖，显示出历史上南渡后纷乱时代里文人身心的疲顿和不快。
其后的陆游、王阳明、徐渭、张岱、鲁迅等等山阴文人，也是一样的与笔作伴，与不愉快作伴，人世命运就这样时暖时寒。
陆游没有照片，后人只能依据《剑南诗稿》等文本来描绘其肖像：嶙峋如会稽山，孤寒如山阴雪。其实呢，陆游还是“山阴情种”，沈园里充满了“错、错、错”“莫、莫、莫’’和“难、难、难”“瞒、瞒、瞒”的爱，飘荡着他撕心裂肺的断肠声。
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最好的句子并非关于山阴梦中幻象，而在于结尾处痛心疾首：“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个惆怅的诗人在呐喊。
绍兴的张岱，是明末清初史学家、文学家，号古剑老人，一个同样任诞、简傲、排调之人，一直在诗歌和想象中寻求灵魂的自救。至今，绍兴还有他的“快园”。
把绍兴的地域文化拉长了看，自杭州钱塘江启程，经山阴、剡溪、天姥山、临海、天台山，终结于东海，简直就是一条“唐诗之路”。李白、杜甫、孟浩然等等四百余位唐代诗人，在这长约一百八十公里的水路山路上，乘舟、骑驴、步行，写下约一千六百余首诗篇。
这条唐诗之路，吸引无数后世文人骚客，奔向山阴吴越。
如今的山阴路上，四面葱茏，一路题满诗句，署名为谢灵运、李白、杜甫、孟浩然、韦应物、朱庆余、王勃、贺知章、许浑、宋之问、杜牧、苏东坡、陆经、林逋、李渔、郁达夫……历代诗人打破时间界限，在此欢聚一堂。
绍兴可不仅是诗词歌赋，笔墨文章，这里也是血性肝胆、豪气干云，此处可谓既是名人雅士之地，又是报仇雪耻之乡。
以前的有勾践、陆游、徐渭，后来的是徐锡麟、秋瑾、鲁迅，他们或者在古越大地上驰骋，或者在书本素纸上彷徨，目的都是报仇雪耻。
会稽山以南，龙泉，就是中国铸剑业肇始之地。《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曾特请龙泉铸剑师欧冶子，铸造出五把名剑：湛庐，纯钧，胜邪，鱼肠，巨阙——清湛的草庐，纯粹的力量，正义的胜利，微弱的柔肠，巨阔的城池……以剑名来言志、抒情，是不是比一支笔更有说服力呢。
1203年，辛弃疾任职绍兴府，与陆游在这里惺惺相惜，一同写“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人梦来”、“自恨不如云际雁，南来犹得过中原”、“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绍兴草木旧，胸中波难平，两人“提刀独立顾八荒”——那嵌有黄金纹的金错刀啊！
1210年，85岁的陆游去世，临终绝笔：“但悲不见九州同。”
秋瑾，自号“鉴湖女侠”，是第一个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女英雄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
天地悠悠，此地永远留下了她的足迹和身影、还有温暖的呼吸。“虽千万人，吾往矣”。
绍兴，就是笔与刀，笔尖墨、刀刃血。笔的伟大，成于刀的失败。
绍兴文武兼备，如此卓越，与地方官员大儒密不可分。范文正公曾以吏部郎的身份于1038年出知越州，在此亲手浚通了一方枯泉，取名“清白泉”，并在旁边建造了“清白堂”，即“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之意。
明代南大吉任绍兴太守，心学大师王阳明为这个弟子写《亲民堂记》。其曰：“南子元善之治越也，过阳明子而问政焉。阳明子曰：政在亲民。”南大吉遂将府署莅政之堂命名为“亲民堂”，他说：“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于是此地，千年礼门庄重，安仁宅以衍生，子弟堂堂正正，映风流之万载。只有在绍兴，才切身悟出“白头夫妻三更月，碧血英雄一局棋。”
人生大戏，无非“爱”“恨”“情”“仇”四字。月落之江，绍兴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