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中国的一次最高层会议指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是在全球抗议疫情的战争中，中国的最高层关于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深远影响，对中国未来30年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做出的最重要的判断，这句话，需要每一个人，特别是思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仁人志士认真思考，更值得每一个在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在思考企业战略时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命题。
国际上，关于这次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地缘政治以及战略态势的重大影响，虽然大家的看法各异，但共识是，这次疫情对全球的影响是超越想象的，必将对全球秩序产生颠覆性的划时代的影响：
《人类简史》的作者以色列的尤瓦尔·赫拉利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认为：疫情导致的这次全球性的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
《地球是平的》的作者，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中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 即B.C-Before Corona 和A.C. — After Corona。
资深政治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发文《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在文章中，基辛格指出：在这场冠状病毒危机之后，世界将永久性改变。“虽然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希望如此），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的时间。”
疫情后的世界秩序将会如何，世界将会走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既令人激动，也令人恐慌。在人类社会任何一次重大的变革之后。总有一些国家会得益，同时，也总有一些国家会衰落，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对人类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影响的新冠疫情，一个国家如何应对，将最终决定这个国家在“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地位和前途。
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政治经济已经在酝酿巨变，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过去40多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的版图。中国成为过去40年全球经济最为成功的国家，中国也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超越美德日，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全球形成了以中国以核心的供应链体系。这是过去40年，甚至过去20年发生的事实。
中国在坚持自己政治道路的同时，在经济领域实行市场化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让欧美很多强国非常不适应。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对这种发展格局发泄不满的出口。欧美等国的民粹主义以及反全球化潮流暗流涌动。一些政客不失时机煽动对中国的仇视情绪和脱钩行动，欧美一些人认为过去的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成了中国，希望把中国屏蔽在他们的全球化之外，搞名副其实的“半球化”。而这次疫情，无疑为这种情绪最后的发泄提供了更大的出口。
这也就是高层所言的“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毫无疑问，欧美这种情绪对于中国的复兴梦想无疑是有害的，一些政客煽动情绪，希望和中国脱钩，希望遏制中国的崛起，希望打破以中国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中国需要的不是和他们寻求直接对抗。而是捍卫过去推动中国发展的全球化，捍卫以中国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和他们对着干，中国就是上了美国的当。所以，我一直说，不要和一些美国欧洲的政客争论，不要吵架。吵架对于中国的利益而言，毫无价值，却正中他们抹黑中国的下怀。
我倒觉得，中国在全球大国中率先控制住疫情，这一方面是中国的国运，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捍卫自己利益，再造更加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战略的巨大历史契机。中国完全可以在全球对抗疫情的战争中体现大国担当，承担主动角色，帮助疫情严重的国家战胜输出中国的经验和物资以及有经验的医疗人员，这对于塑造中国的大国担当的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击败一些政客抹黑中国的企图，弥补我们在战略应对上的短板，无疑很重要。如此，则中国因为帮助全球对抗疫情而继续发挥大国作用，另一方面，在未来的国际秩序的再造中，中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中国应该在疫情应对中推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的战略要义。
二战结束的时候，欧洲深陷废墟，大英帝国正式告别了全球第一强国的地位，美国跃升为全球第一超级大国。美国在战后推出了帮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美国当时总共拿出了130亿美元，美国国内对此也不乏反对的声浪。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个资助计划，是人类历史上最合算最伟大的计划。美国在战后过剩的产品和产能找到了欧洲市场，欧洲的地缘政治形成了美国希望的格局。其收益超130亿美元万倍。
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不是中国向全球撒钱，而是在全球对抗疫情的战争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在后期控制疫情方面无疑是很成功的，中国也籍此培养了大批的有经验的医疗人员，我们可以帮助疫情严重的国家去战胜病毒，包括欧美等大国。
同时，在全球对抗病毒这个共同敌人的战争中，中国应该联合美国一起和病毒斗争。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危机，各国都面临着同样的敌人，需要团结全人类的力量与之战斗。中美两国应该成为抗击疫情战争中的“盟军”。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美国著名学者斯蒂夫·奈的观点，中美应该形成很好的“合作竞争”的模式。双方在传统的大国竞争领域展开竞争的同时进行合作，生产全球公共产品，以应对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威胁。双方不应该再吵架。全球疫情仍然在蔓延，没有看到转折点，中美两大国无疑需要更多的团结和合作。
第三，中国应该积极主导联合全球各大国，发起成立“全球新冠病毒医疗基金”，帮助那些穷困的国家应对疫情。
在3月26日的G20首脑视频特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呼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这次峰会发布的会后公报也呼吁成立应对疫情的“全球联盟”条件。
疫情之后，世界将大为不同。但正如基辛格在他的文章中所言的：“但是，我们鄙视所有那些提前预判世界将变得更加贫穷、更加冷酷，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将相互保持距离的人。我们未来几周和几个月的决策将决定世界未来的面貌。”病毒的确有瓦解人类社会秩序的作用，一些国家甚至想借此实现对中国的屏蔽，抛开中国搞“半球化”。中国需要做的，就是拿出大国担当，在疫情中充分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和与国际社会的同舟共济。如此，不管未来的世界如何不同，中国将不会是未来社会秩序重建的缺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