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透《局外人》，必須要讀《尋找》。
加繆和《局外人》，早已融為一體。提前者，必接後者。舉後者為例，定不離前者。這也難怪，畢竟此小說對加繆的意義頗大。是它，讓他躋身文壇。此後，論及作家，繞不過加繆；談及作品，亦舍不下《局外人》。
向來，一部影響時代的作品，不禁會勾起讀者的好奇：它是怎麼進入作者頭腦裡的？不知你在讀《局外人》時，是否有此疑惑？想我初讀那年，若不看創作年代，或不識作者，會誤以為是當下某個作者所寫，字裡行間的情緒竟毫不陌生，透著荒誕與滑稽。
加繆在寫默爾索的故事前，已經完成了《快樂的死》。然而這本書並不令人滿意，他曾在手記裡寫道：重寫小說。至於重寫一說，是繼續完善《快樂的死》嗎？彼時他並不確定。而此時答案已揭曉，這本重新寫就的小說，將以《局外人》的新面貌出現。
“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令堂去世。明日葬禮。特致慰唁’。它說得不清楚。也許是昨天死的。”
熟悉的開篇，加繆寫於1938年，他只有25歲。
開篇已定，接下來的故事碎片，緊緊拉扯他的神經。得知母親去世的消息，加繆為默爾索安排了一系列言行，可能不符合常理，但符合主人公的性格。他將現在時、過去時和將來時混雜起來，時間的謎團耐人尋味。
加繆時刻在思考，或內容，或結構，因而僅是完成第一章，以極費心力。畢竟靈感不易得，更多時候寫作是憑藉堅持。
他發覺：“真正的藝術，是說的最少的。”表達情緒不必句句寫透，筆調簡明並非無情。有此經驗後，接下來只需耐心寫下去。
時間一晃有兩月，《局外人》已寫到第六章，第一部分即將完結。作為全書的中點，作者想給讀者一個喘息的空間，他如此比喻：“這就像在苦難之門上急促地叩了四下。”默爾索的命運暫時停住，讀者也別心急，不妨多看幾眼毀滅的命運。
加繆用小說的第一章，給讀者介紹了一位新朋友。又用小說的第一部分，讓讀者與這位朋友熟絡起來。我們無法中途棄之不顧，更不想淪為他生命裡的局外人。彷彿成為他生命的見證者，比生死本身重要。
1942年，《局外人》出版了。隨之而來的有褒獎，亦有批判，都屬正常現象。書籍一經出版，即便作者不想置身事外，大約也只能本著順其自然的心態。在眾多的批評者中，薩特的評價影響力最深遠。
日後，人們將加繆和薩特看作“雙子星”，想當然的認為兩人的觀點一致。但實際上，加繆主張：“人是其自身的目的。”他認為自己的書是“反存在主義的”。他所探討的是：“人在世界這個背景下的渺小，自然對人無動於衷的敵意。”至於薩特，他認為：“重要的是人的意識，人們之間相處融洽，或無法相處。”
以薩特的代表作《噁心》，加繆的代表作《局外人》為例，前者的主題是對他人的厭惡，後者則是表達世界對人的漠不關心。可見無論兩位作者，還是兩個作品之間，都沒有外界認為的緊密的關聯。即便有，如果通過將兩人的作品進行對照，提升一方，打擊一方，實在是沒必要。
我僅以一家之言，談談加繆寫《局外人》時的三個“密碼”。
他的小說離不開真實生活，比如：加繆曾在1935年阿爾及爾的一份報紙上，讀到某個故事，讓他無法忘懷後，在《局外人》裡他會提到這件事；再比如：默爾索來到塞萊斯特的咖啡店吃東西，大肚子的塞萊斯特和加繆的叔叔神似......
類似取材於生活的人物或片段，經過加繆的細心觀察和刻意保留，當他們出現在小說裡時，竟有種化腐朽為神奇的意味。有些人事你也見過或聽過，但作家與你不同，他們不會讓所見所聞如風拂過，而是會將這些人事製作成印戳，再按下用思想製成的印泥，而後以各種圖樣存於紙上。
但凡開始創作，加繆的腦海裡便時時刻刻都有一根無形的筆，日夜寫著。他已在腦海裡修改過無數次，添添減減，時間已融入寫作裡。創作的恆心最難得，加繆日復一日地寫，已然化作時間。
加繆所創作的人物絕非毫無目的，談及默爾索，他說：
“我從他的身上看到了某些正面的東西，那就是他的拒絕，拒絕死亡，拒絕說謊。說謊不光是指說出一件不實的東西，也指為了迎合社會而接受說出一些自己並不知道的東西。默爾索不在法官的一邊，也不在社會的一邊，也不在傳統感情的一邊。他存在，如同太陽底下的一塊石頭，風，大海——這些東西從不說謊。”
不瞭解作者的創作原因，就像吃一道美食僅關注感官帶來的感觸，而忽略與其相關的種種先前或當下的故事。假如始終不解也不礙事，斷不會影響味道或口感，但倘若知道更多，體驗總歸會不同。
寫到這兒，我便要再提本書，因為它能幫你解密《局外人》，日後你想起或重讀，收穫必將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