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慨
一個想要買下蘋果的"羅玉龍"，不如我們瞭解下羅玉龍，在瞭解的過程中就知道他的理想主義是什麼：
感情很複雜。每一個人說起那個名字，幾乎都這麼說。每一個人在採訪中都在檢視自己說了什麼，怕傷害他。每一個人最終似乎都原諒了他，沒有恨意。他永遠是話題的中心，聊著聊著，就繞到他身上。不管老同事們吃飯，還是在那個名為「一個養老院」的離職員工微信群，怎麼聊也聊不完。「你知道人群裡沒有比他更健康的人，但是他又在做企業這件事上這麼難以改變，這麼固執。」草威說，「他就是一矛盾體，他是一個萬中無一的天才和病人。」文｜謝夢遙「他要創業賣尿不溼，我也賣尿不溼」站在故事的終點回頭看，錘子科技的落敗並不像是一艘巨輪的慢慢沉沒，船上的人直到最後一刻前才突然驚覺。這趟旅程中，驚濤駭浪始終跟隨。用從第一天就加入並見證全程的員工朱蕭木對《人物》的話說，「一直其實是在生死邊緣掙扎，完全是掙扎了六年。」
最大危機發生在2016年。與阿里巴巴洽談半年卻最終融資流產，錘子科技兩度無法發出工資，其中一次拖延整整一個月。員工們收到郵件，被告知銀行系統出了問題，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融資不利也直接導致三分之一的員工當年被裁。朱蕭木將他自己帶起來的VR部門的人全部裁掉了。在一個屋裡，面對40雙眼睛，他深鞠一躬：「我無能，沒法帶兄弟們繼續做這個事兒了。」那之後好幾天他沒有緩過勁來。裁員在當時處理得非常隱秘，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時已經離職返聘回來的人力總監，那位被其他人形容閃著「母性光輝」的女士，「跟大家關係都非常好」。一些波折就連內部的人也未必清楚。代號「Bono」的手機造出來了，因關鍵人物的離職，佈局東南亞的計劃流產，整個項目被砍，本應叫「堅果2」的手機從未出現過在這世界上。
「堅果1」賣了近百萬部，看似成績斐然，但能看到後臺數據的人就會知道那是一個虧損的項目，「賣一臺虧一臺」。當時，電信運營商找上門談合約機計劃，本擬訂購100萬部，卻因供應鏈負責人不同意查賬，談判崩了。一些跡象是悄悄發生的。比如茶水間裡免費零食的品類減少，直至完全消失。加班費的合規發放曾是創始人羅永浩引以為傲的事情，從2008年「老羅英語」創立就跟隨他的員工石曉宇回憶，當初月薪3500元，靠著加班能掙到近9000。但至少從2013年起，沒有人再見過加班費，儘管加班和每週工作六天成為大部分人的常態。錘子科技自2015年底搬到望京綠地中心後，電費成為財務考核的重要指標，夏天的晚上，辦公區的空調停掉，加班的人會感到，「越來越熱，越來越熱」。只有兩處地方例外，需時刻保持恆溫的光學實驗室裝有獨立空調（「整組人都跑到實驗室裡去辦公」），以及羅永浩的辦公室。每個在錘子科技待過的人，後來追憶起這場創業之旅的各個節點，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一些人有信仰崩塌的感覺，一些人則宣稱從來沒有。但至少對於一個節點，人們的體驗是高度相同的
2014年5月T1的發佈會。距離進軍手機業的高調宣言發佈2年之後，上一個身份是英語培訓學校校長的羅永浩，真的造出了第一款手機。那是所有錘科員工榮譽感達致巔峰的時刻。「進會場那一瞬間，我巴不得告訴各位，我是他媽錘子的，這個手機是我做的。」時任射頻工程師的馬寧回憶。他驕傲地向《人物》指出，首個測試電話就是他在一個電路板上打到自己手機上的。「我詞彙量比較少，但是我能說出來就是那種感覺，爆棚。」他38歲，是個外型穩重的大塊頭，但提起這段記憶，他變得像個少年，急切地表達，導致有些語無倫次。他曾就職於數家科技公司，包括諾基亞，但榮譽感從未如此巨大。「你特別崇拜一個人，那個人需要你幫他做一些什麼事情，然後你做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平時工作，馬寧習慣把工牌插在衣兜裡，但那天步入會場的時候，和同事們一樣，他把工牌掛在了胸口顯眼的位置。場外聚集著很多粉絲，他能從對方眼裡看到尊重。一個巨型紅色條幅由會場三層直墜下來，中間印著一把錘子。「這簡直就是一邪教啊。」馬寧與同事調侃，「換成希特勒那標誌，這就是一個邪教了。」
2018年5月，錘子科技在鳥巢舉辦新品發佈會圖源視覺中國現實扭曲立場是真的存在的。舞臺上的那個人有著卓絕的語言天賦，隨便一件事，在他嘴裡可以說成單口相聲的效果。在大學生群體中流傳甚廣的「老羅語錄」即是他早年在新東方講課的段子集錦，那些段子裡有著對社會的思考與普世價值觀。他身上洋溢著理想主義情懷，創辦過對公共事務緊密關注的「牛博網」。他不是娛樂明星，但從來不缺粉絲。在他的粉絲眼裡，就連他那些廣為人知的缺點，暴躁、小心眼、狂妄自大，都因為他性情裡的真，打上了柔光，變得那麼可愛。聽「老羅語錄」，追牛博網的更新，看「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創業故事」的系列演講，是成為「羅粉」的基礎操作。2008年創立「老羅英語」，以及初期錘子科技，幾乎都是受羅永浩感召而來。為了與偶像同行，很多人強行改變了人生軌跡。一個清華水利工程系畢業的高材生，在武漢軍區當上中校後，選擇復員，就為來「老羅英語」當老師。後來成為羅永浩助理的許岑，完全沒有課酬的情況下，在「老羅英語」試講一年半。錘子0001號員工朱蕭木，放棄美國建築師生涯，只為追隨那一個人，「他要創業賣尿不溼，我也就去賣尿不溼」。羅永浩的個人魅力貫穿著他創業的始終。牛博網曾開網店賣書，由於沒有折扣，相比那些互聯網巨頭毫無價格競爭力，能否贏利完全依託於羅永浩個人的宣傳。只要他發條微博吆喝一下，營業額就蹭蹭漲。「如果不發的話，這個店就跟死了一樣，一個月可能一本書也賣不出去。」負責打理網店的石曉宇告訴《人物》。羅永浩曾在演講中推薦《美國種族簡史》，那本此前10年只印了5000本的書，迅速登上暢銷書排行榜，賣出近20萬冊。硬件團隊是在2013年錘科的手機操作系統發佈之後，才逐漸建立的。錘科每年發13薪，工程師們幾乎是降薪或者平薪來的。對於這些由前摩托羅拉硬件負責人錢晨領軍、大多出自他所在體系的員工而言，落差是一定存在的。比如對於射頻測試，大廠商會耗費上百萬元建大屏蔽室，錘科採取的是一個低成本的解決方案，只搭建基礎的隔離區，測試在小屏蔽盒裡完成。硬件研發出於保密需要，辦公區封死，專門建起一堵牆，連羅永浩也沒有隨便出入的權限，通風不暢，冬天太陽從玻璃照進來，室溫能達到30多度，工程師們全穿著短褲拖鞋辦公。研發員工人手一把價值上萬元的Herman Miller牌辦公椅，曾是媒體報道錘子科技時念念不忘的一個點，這項福利只屬於早期入職的軟件工程師與UI設計師（不包括產品經理）。由於財務部門的極力反對，硬件工程師們到來時，已經失去了這項福利。但是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成，「老羅可以牛逼」。當馬寧加入錘科後，原來同事問馬寧唯一的話就是，他一個教英語的，怎麼能做手機？「業內其實除了他的粉絲，沒有人認為，錘子很有可能成功。」馬寧記得射頻部同一天入職的3個人，彼此確認過，全是羅永浩的「腦殘粉」。「我們的選擇還是很多的。絕對不是大家走投無路了，我去錘子科技試試。」馬寧說。羅永浩在錘子smartisan T2發佈會上圖源視覺中國「因為老羅是這樣的人，周圍也是這樣的人」最初吸引馬寧進入錘子科技的人，只有羅永浩。當他進入，他發現這個公司裡的人才是特別的存在。比如朱蕭木整天扎個小辮，衣著隨意，從形象到談吐都很另類，「這要在諾基亞得被人打死」。硬件部的人給他起外號，叫「太君」。三八婦女節，「太君」自己出錢給所有女同事買了一份禮物。「真的讓我大開眼界，原來世界上有這種人。」馬寧暗暗驚歎。這個公司不乏熱血的情節上演。有一次朱蕭木和女友吵架被關在了家門外。羅永浩知道消息後，號召全公司去支援。大家覺得很好笑，很幼稚，但還是很多人參與其中。於是，吃的、喝的、3G路由器、花露水以及幾個手機被送至朱蕭木女友家樓下，讓他可以一直等。有一天有個姑娘在微博上說失戀了心情低落，最盼望的事就是能擁有一部錘子手機安慰自己。羅永浩承諾寄給她一臺。寄出前，同事們紛紛往便籤裡寫鼓勵的話。有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有人說你總會遇到更好的，還有人寫，「男人都不是好東西」。難免有風雲際會之感。某個角落裡默不作聲的傢伙正是dribbble 華人區的第一名平面設計師「Paco」。管理官微的人是昔日牛博網上的當紅寫手草威。影像部門負責人林曦正是和羅永浩圍堵方舟子時的那位攝影師（「給丫一個特寫」），也是維權西門子的發佈會上那臺被砸冰箱的捐獻者。有一天馬寧收到群發郵件，東東槍入職了。對，就是那個微博大V。
2011年11月北京，羅永浩與其他志願者來到西門子公司北京總部進行維權活動圖源視覺中國相處中就能發現，很多人對自己是有要求的。比如，林曦開車從來不違停，寧可多開一段路，一定要找到正規停車位。錢晨的助理李洋，從來不走路抽菸，因為覺得那會影響別人。「跟老羅跟對了，」馬寧對自己說，「因為老羅是這樣的人，他周圍的人也是這樣的人。」馬寧也有個人的道德潔癖，他想，正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這樣的人，才能夠互相看見。李洋是從做錘子手機體驗店的店員起步的。他此前是個英語老師，應聘錘科時，他即將得到另一份月薪15000元的工作邀約，他還是決定推掉，選擇當月薪只有3000元且沒有銷售提成的店員。他一點不覺得屈才，「太多能量可以發揮，外國人溜達到我們這兒來，我接待。」那個店相較其他賣場不同在於，店員全是大學生，「大家參與不了那種技術崗，也願意加入到錘子科技」。但這不是讓李洋印象最深刻的。他頭一次見四五個店員一起抽菸，都把菸頭攢在手裡，再一起扔去垃圾桶。「這就是錘子。」就連這家公司的前臺似乎都是高配置的。「小美」從美國留學回來。「顆粒」是「富二代」，父親天天施壓讓他接班，他也不管不顧。別的公司快遞來了，都是堆在一起，錘科的前臺人員，會將快遞按樓層、部門分好類，然後推著小車去送——那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工作內容。幹起活來，每個人都很拼命。曾有一個同事因連續加班心臟出了問題被送進ICU。在諾基亞的3年裡，馬寧只加過兩三次班，但到了錘子科技，「996」是常態。有好幾次去供應商處調試機器，到了晚上6點多，家就在附近，他和同事還自願返回東北五環的望京加班。2014年的春節，年初四就上班了，車開上北四環，路上幾乎空無一人，看著遠處煙花，悲壯感油然而生。他想到了一個詞：信仰。「我其實之前是理解不了無產階級信仰，比如說拿身體去堵什麼槍眼的那種。到錘子之後，這種事是有可能發生的。」那種純粹能夠互相傳染。「這出了個事，蹦出來一個人，『這事是不是可以這麼解決？』『你這個可能不行，我這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啪啪蹦了幾個方法之後，這事誰來辦？可能三個人同時舉手，說我來。」林曦說。公司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羅永浩早期開著一輛雅閣，接送投資人時為了撐門面，一個叫應超的同事會把自己的寶馬5系借給他開。不少同事都有離開後再回來的經歷，有幾位甚至三進三出。離開多半是因為工作壓力過大不堪忍受，回來則還是因為捨不得。「在錘子待久之後，沒辦法去其他公司，同事太無聊了。」市場部員工劉全有說。她辭職不到一個月就後悔了，她參加了一次發佈會，被感動得熱淚盈眶。「為什麼我要作為旁觀者的身份出現？」她質問自己。很快，她回到錘科。人與人之間沒有提防，抱有信任，對做成事充滿熱忱。「大家一說都是理想主義的人，我也不知道這個意味著什麼。某些方面高度相似。」劉全有說，「我以前沒有想過，同事關係是佔我工作中很重要一環。」由於加班是常態，同事們每天能一起吃兩頓飯，感情愈發深厚。錘科曾想過找代言人，討論出幾個選項大家集體投票，得票最高的是《冰與火之歌》裡面的小惡魔的那位扮演者。事後看來，這個想法實在過於浪漫。「這不是一個正常人能做的選擇，對市場的理解都不合格。」一個員工說，「你現在想想，你要賣給14億人，有幾個認識小惡魔的。」因資金問題，計劃沒有推行下去。這是一家樂於向外輸出價值觀的公司，相同的人能夠被吸引。錘子科技的發佈會總有粉絲自發撿拾垃圾。錘科曾舉辦「天生驕傲」的故事徵集活動，讓人們講出日常生活中那些堅守內心原則的時刻。數以萬計的人參與其中，最終被選中頒獎的其中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因為並不是講述者本人，所以公司發出兩部手機，希望講述者能將其中一部轉交給當事人。但那個人說故事中寫到的人物已經無從尋找，竟主動退還了一部手機。至此，這個活動所引發的迴響與感動已經超出了營銷本身。事實上，錘科內部對「天生驕傲」這個品牌活動有另外一種討論聲音。「好像一些值得驕傲的事，沒什麼值得驕傲的。好多人都是這個看法，覺得有點丟人。不摻假，不欺騙，真誠，這難道不是應該做的事嗎？」「做一個好人，還能賺錢」當然這一切和這間公司的主人有關。羅永浩是一個極具道德感召力的人。他曾說過，從前和朋友去唱卡拉OK，他不會主動叫姑娘，但別人叫也不避場，自從成為老師後，「只要別人叫女孩子，我馬上退場。」砸西門子冰箱維權事件中，讓馬寧感觸最深的，不是向巨頭挑戰這件事本身，而是一處細節，「他居然帶了保潔」。參與此事的林曦回憶，羅永浩讓每一個同行者簽了免責協議，表示由他一人承擔所有法律後果，這讓人感覺非常體面。羅永浩稱找來一個金主，按發票價格向林曦購買他提供的冰箱，很久以後他才知道，錢是羅永浩自己出的。投資人吳向宏發表於2014年的文章回憶，10年前見面，「羅永浩就一直真誠地堅持：個人私德和商業規範可以和諧，他可以做一個『好人』同時還能賺錢」。多年之後，他果然將他特有的堅持，帶入了手機行業這個複雜的深水區。創業初期，他就公開表示從來不用水軍，公司所有辦公軟件購買正版，錘子手機預裝的第三方應用可卸載（幾年後工信部才出臺硬性要求），不會針對跑分軟件為手機系統作弊。一些行事方式甚至與道德無關，純粹屬於羅永浩所理解的體面：官微不轉發別人評價，亦不做利誘營銷，另開了營銷賬號去做。公佈相關手機參數，不得模稜兩可，或者「不說人話」。「一定要告訴用戶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兒，而不是用一種技術語言。」朱蕭木說。羅永浩式的誠實在現實面前也會有執行不下去的時候。他曾希望，當用戶被告知手機內存是32G時，是實打實的32G，他設想過用一個另外的存儲空間來安裝系統。「當然這個是成本和各種方面不可能實現的嘛，但他確實是想那麼做，努力過。」馬寧說。微博上，他一貫有吹牛的傾向。但所有許下的捐款承諾，他都做到了。「因為都會是我這邊來幫他操作嘛。」擔任過他15個月助理的王建國說。他不會曬那些證書。有些捐款甚至並無必要，有一次他提前喊出要捐出發佈會門票收入60萬，但因為贈票過多，實際收入差了10萬元，他自己補上了。只有羅永浩身邊的人才會知道，他的每次差旅費用會分為兩部分。錘科所有員工差旅標準一致，北上廣深的酒店每晚500元，其他地方300元，飛機坐經濟艙。作為一個體重超過200斤的人，羅永浩坐飛機只選商務艙，只住五星級酒店的標間大床房。多出來的差額，他會自己付費。如果有同事隨行，出於對同事感受的考慮，他會要求機票與住宿是同一標準（他永遠不會和別人同住一間），同事多出的部分他同樣以個人名義支付。他心裡似乎住著一個道德委員會。「他自己會記得這個事，會像強迫症一樣來提醒我。有時候真的好像在打卡。」王建國說。即便到了後期一切已經流程化，每次出差回來，老闆仍然會關注有沒有扣掉超標的錢。不是為了展示什麼，他這麼問時可能根本沒有旁人。對賬也不麻煩，只要講個數字，「羅老師，你這一次出差自己花錢的部分是幾千幾千，然後他就OK了。」羅永浩性情豪爽，與朋友、下屬吃飯從來都是他買單。為了實現這一點，他會每次在飯局進行到一半時給司機發微信叫他去結賬。「我跟他相當於共事五六年，我們吃過至少上百頓飯，他沒有讓別人花過一分錢。」草威說。有一次他興起，請三四個下屬吃了一頓花了一萬多塊錢的飯。在吃飯上，他同樣公私分明，他會自行判定這頓飯的性質。至於那頓一萬多塊錢的飯，王建國確定，是他自己掏的腰包。錘子手機發布，市場部會贈出幾百個樣機，用於宣傳。據草威觀察，如送出之後對方並沒有任何宣傳舉措，羅永浩會有點難過，他覺得大家沒有認真對待公司的資產，過於兒戲。他自己也會送出幾十臺，全部是私人付款購買的。甚至一些極小物件上，他也會進行區分。比如一本書，一張唱片，或者一把左撇子剪刀。「這個是我自己買的啊，你把它記下來。」他告訴助理。王建國最初並不理解，一是東西不貴，二是實在麻煩，隨著時間推移他終究養成習慣，「除了我自己百分之百有把握的，都要去跟他確認說羅老師，這個是你個人的還是公司的啊。」「你說外部的公司，自己家裡要用什麼東西，有一些老闆都會選擇用公司報什麼的，甚至都不會被定義為一個不正常的事情。」王建國說。正是因為他的種種堅持，一些關於他的故事裡令人不安的部分容易被忽略。石曉宇曾受羅永浩委託，為他的某位朋友設計一套名片，印出之後發現色彩不正。他責怪石曉宇設計失誤，去他電腦看原文件，發現責任其實在印廠。但他怒火已經燒起來，拿過石曉宇的電腦就砸，連砸了十幾秒。石曉宇完全嚇傻了。「很多時候是，他一開始可能也沒想發那麼大脾氣，他是越說越搓火，他自己把自己那個勁兒逗上來的那個感覺。」「你他媽備份了嗎？趕緊去把那個名片換一家供應商，重新做一下。」羅永浩甩下這話就走了。在石曉宇的講述中，這個故事的結尾是正能量的。硬盤被砸壞了，老闆把自己淘汰下來的一個電腦賠給了他。「他這個分的非常清楚。公司的，他搞壞了他要賠。」「不是為了輸贏，我就是認真」唐拉拉是在2001年認識那個新東方試講老師的。那人是個高中輟學生，她是個藝術研究院的碩士，但他們都是文藝青年，能玩到一起，交流最多的就是打口碟和電影。那人有社交恐懼，特別怕見陌生人，中間的朋友約了三次，「他才扭扭捏捏來見」。他們成了死黨，《笑傲江湖》播出，兩個人能在各自家裡打著電話把整集看完，邊看邊點評。唐拉拉感覺那人特別單純。他說他的夢想是拍電影，但他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我拍電影估計每一個細節都拍得很好，但是湊在一起就是搭不起一個框架。」唐拉拉是那時幾個文青朋友中唯一上班賺錢的，所以他經常管唐拉拉借錢，三百、五百地借，還錢信譽非常好。直至正式成為新東方老師，他就迅速成了這圈朋友裡的首富，從此包攬一切飯局的結賬。有段時間他去廣州講課，把房子騰給唐拉拉免費住，回來時發現屋裡放著太多紙箱，沒打招呼就全扔了。那是唐拉拉母親囤的安利產品，把她氣得夠嗆。「他忍不了他的任何事情被改變。」有一天唐拉拉接到他的電話：「你知道嗎，你羅哥牛逼了，出名了。」「你別瞎吹了。」「你不信上網搜一搜，你搜老羅語錄。」後來發生的故事，早在當初就有預兆。唐拉拉印象深刻，羅永浩一旦喜歡上什麼東西，就會變得非常偏執，「鑽研得很深很深」。他尤其對數碼產品感興趣，蘋果的每代產品都買。早在2003年，他就寫過一個上萬字的帖子，分析iPod的優缺點，發在BBS。「所以他後面做手機，對我來說也不是一件很驚訝的事情。」唐拉拉說。錘子科技在誕生之初就充滿野心，正如第一位招入的朱蕭木的工號，不是「01」，也不是「001」，是「0001」。這個成立初期只有十幾個人的公司，展望的是遠大前程。羅永浩意欲改變「中國製造」的定義，注以精緻、創意、人性化與情懷。他對自己的審美有著極大自信。每一代手機的壁紙他都親自挑選。他會登入國外的攝影素材庫，選出照片，讓助理逐個去聯繫攝影師詢價購買。他推崇實體鍵，把虛擬鍵貶低得一文不值。隨之而來的，是工作中兩極化的判斷標準：牛逼和垃圾。不滿意時他會直接說：「你為什麼給我端上來的總是屎？」羅永浩重視設計、關注細節的事例，經日後媒體報道成為傳奇一般的存在。比如為了做秒錶的聲音，他從德國花幾百歐買來昂貴的秒錶，在錄音棚裡收聲；比如為實現九宮格桌面解鎖有最佳吹拂效果，他逼著工程師以毫秒計地調每個板塊的動畫，自己審了一兩百遍。最為經典的一個例子是，海報送到他面前，他一眼看出左右邊框不齊，設計師拿回去檢查，發現左邊比右邊多了一個像素。事實上，據助理王建國說，老闆親自糾正像素不齊，這種事經常發生。設計部後來為避免再犯，會使用輔助線確保精準。這種極致要求，會造成一種壓迫感，戰戰兢兢，成為錘科員工的工作常態。即便置身於手機控群體中，他對好產品的痴迷與控制慾也遠超他人。有一次蘋果手機新品發售，一機難求。羅永浩迫不及待想買，曾在數碼雜誌當過編輯的林曦主動請纓，託中國電信的內部關係搞來一臺合約機。拿到公司，一群產品經理先圍了上來，想拆開研究，林曦沒多想，讓他們拆了。羅永浩知道後暴怒，把林曦叫進辦公室一頓痛罵。因為他不是第一個拆封的人。=林曦自認為是個壞脾氣的人。但當時他就站在那裡，老老實實聽老闆罵完。「罵完了吧，好，我現在告訴你這個事兒，公司也沒有講說新買的機器必須要等著你來拆。產品經理他們感興趣，也是為了工作，他們說要拿去研究一下，我覺得這事兒也不算問題。」林曦說，「如果你要覺得這事兒不滿意的話，我再給你買臺新的你拆。以後再買的新機器，我就放到你辦公室裡，哪個傻逼也不許動，行不行？」「你這話什麼意思，我還要訛你一臺機器嗎？」羅永浩又解釋半天，大概邏輯就是他要感受這臺手機的包裝和工業設計。在另一些手機廠商格外重視的事項上，他的態度是完全不在乎。比如不做粉絲會，不組織任何官方線下活動。影像部門負責人林曦曾提醒他，要做美顏相機。「老羅覺得這是一個傻逼功能，老子不做啊。」一切似乎在他的計劃之中，及至2014年4月，錘子科技完成B輪融資，融資金額達到1.8億元，估值超過10億元。正是在這段時間，一個秘密的全員會議在國貿大廈的五星級酒店裡舉行。據在場員工回憶，羅永浩講話時志得意滿，「有點像必勝的感覺了」。他說到T1估計能隨便賣上五六十萬臺，T2的外形已經設計出來了，市場一旦打開，超過小米只是時間問題，前途一片光明。期權幾年之後上市，可以換算成多少錢。「基本上你們就可以百無聊賴、很痛苦地去想後半生我們該幹什麼，該買什麼遊艇，去哪兒看看……」群情激奮。開完這個會，大家像打了雞血一樣回去繼續加班。不少人真的在網上開始看灣流、看豪車。「當時都知道這個科技界是怎麼回事兒。一個大的潮流來了，什麼期權啊、股份啊、上市啊、財務自由啊，說的都是這些東西。」朱蕭木回憶。T1發佈會進一步將這種激昂情緒推高。結尾處，大屏幕上打出「我不是為了輸贏，我就是認真」的文字。配圖中羅永浩化身為一名神情專注地打磨物件的工匠，桌前的窗戶透入一道光束。 
2014年5月20日北京，羅永浩在錘子手機發佈會上圖源視覺中國「成功和失敗都在同一個點上」到了T1的量產環節，麻煩來了。一處缺陷是，實體鍵按下去後會卡住，無法彈回。為了解決燃眉之急，朱蕭木等產品經理一度被緊急調去生產線，逐個鍵去按，撿出良品。直接原因是羅永浩的嚴格，他要求按鍵跟前屏之間的縫隙為0.15毫米——接近無縫界面在觀感上是完美的，但這個要求超過業內的加工精度。「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好多人都已經跟他講，東西不能那麼設計。」林曦回憶，「無論是結構工程師也好，錢晨也好，都會跟他講，這麼設計是有風險的。」在吃了大虧後，最終還是通過更改設計，問題才得以解決。另一個缺陷，在內部看來卻沒有那麼嚴重，是攝像頭無法對焦。「比如拍五次，偶然有一次四個角對不上焦。普通用戶我認為是發現不了，你覺得可能只是個意外，你再拍一張就好了。」馬寧說。但羅永浩過不了這一關。經過反覆調試，最後才發現是選定的開環馬達存在對焦慢的問題，又是幾周過去了。其實，影像負責人林曦早就指出過這個隱患，但羅永浩並沒有選擇成本更高的閉環馬達。「我更願意接受的事實的真相是，當時他不懂，所以我跟他講，他也聽不懂。但是，等這事出了之後，我再跟他講的時候，他就聽懂了。」林曦說。即便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環節，羅永浩都會計較。比如絕大多數用戶根本不會多看一眼的集線器（出廠時用於纏繞數據線的裝置），羅永浩提出，超過三個黑點即為不良品。「那個東西你說誰會那麼在乎？橡膠的東西你知道很容易吸灰塵，供應商跟我說，蘋果的要求也不過如此。」馬寧說，「他卡供應商卡那麼嚴，供應商是出不來貨的。剩下你扔掉，我給你錢，那這些成本一下就double了。」T1推出白色款時，羅永浩要求塑料邊框和玻璃前屏、背板顏色一致，但三個部分的材質不同，難免存在色差。這是一個不具量產性的設計（蘋果手機的解決方案是邊框採用不鏽鋼），美觀度不盡人意。2014年10月1日，北京中關村，中國首家錘子手機T1產品體驗店內景圖源視覺中國錘子成功和失敗都在同一個點上。它太追求完美了，理想特別美好。你知道工程化和理想化是有一定的gap的。」馬寧說。賣手機有如賣海鮮，講究時效，T1花費4個月才實現正常產能，錯過了銷售窗口期，預定機的逃單率到2014年9月下旬已經逼近90%。羅永浩不得不選擇降價銷售，此前他曾一口咬定不會降價，又引發一輪巨大的輿論反彈。由於時間拖延，某些幾個月前尚不構成麻煩的環節，也成了麻煩。T1採取的是3G網絡制式，上市時4G網絡已經鋪開了，3G手機很難賣動。「剛好趕在一個切換的點，這個點很難受。」馬寧說。「所有的影響都是一點一點積累起來的。T1這款產品最大的失敗就是可量產性太低。那一個人生病了，很多原因會死，比如肺癌，比如艾滋病，比如非典，T1是一個非典艾滋癌。」一位錘科員工說。外界不曾注意的是，T1階段的錘科處於一個極佳的時期，富士康給的賬期是半年——最大程度解放了資金壓力；高通的客戶分級裡，錘子排在華為、小米之後的第二梯隊裡，遠遠超過其實際體量夠得上的標準。這當然是因為羅永浩這個名字，和一個理想主義者打交道，可以省去很多信用成本。但生意畢竟是生意，T1毀掉了一個好的開局，供應鏈上的支持度降低了。如果把錘科的歷程當作一個通關遊戲，難度已經由此進入hard模式。回頭來看，前幾代手機產品對市場的理解也存在失誤。當其他廠商採用解像力更好的6P鏡頭時，T1用的5P；當指紋識別風靡一時，T2是市面上唯一沒有納入該功能的旗艦機。T2也沒有正反可插的橢圓形USB-C接口。「作為一個定價在3000元的旗艦機，這是你該有的配置，它可以沒用，大家也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沒有。」林曦說，「你一定要有這個判斷能力，你要知道下游供應鏈行業的發展，你會知道到了那個時間點大家都在做什麼事。而你沒做到。」但這應該全部歸咎羅永浩嗎？硬件上的把控，按理應該是CTO錢晨的工作。但羅永浩是個極度有主見的人，「幾乎不可能被說服」。早在T1時，他就想全金屬無縫邊框，被錢晨攔下了。到T2時，據馬寧回憶，通過「不斷地給你施加壓力」，這一想法終於達成，確實美觀，蘋果手機都未做如此嘗試，但如工程師們早就指出的，手機信號不佳，引發又一輪的媒體炮轟。在這過程中，羅永浩與錢晨的關係逐漸變得緊張。但據接近錢晨的人說，兩人間的第一次裂痕出現，卻並非和手機有直接關係。起因是一句話。「以後公司有錢了，去美國都坐頭等艙。」創業初期，羅永浩曾對員工說。結果有一次他真的要帶隊去美國參加電子展會，有人提起了那句話。「買！」羅永浩說。他當時的助理李劍威隱隱感到不對，彙報給錢晨。錢晨一聽就覺得不行，去找了羅永浩。「這個是承諾，必須得履行。」羅永浩說。「這個是你的面子問題，這個不是什麼承諾。」錢晨說。事情演變成辦公室裡的大喊大叫，最後財務負責人也加入進來。經過一番拉鋸，一個奇怪的規則從此生效：超過10個小時飛行，可以坐頭等艙。但是如果不坐頭等艙的話，回來以後公司補貼一萬元。那趟美國之行，基本上所有人都選擇一萬塊錢補貼。「你背後這個專業的團隊」救火隊員唐拉拉在2014年9月份入職錘科。當時這個規模已達四五百人的公司，連公關部都沒有。羅永浩從前不在乎，唐拉拉說，「他老是有一個特別幼稚的想法，我們做好了，你就來報道我嘛，這應該是記者的本分。」相比外部的職業公關，羅永浩顯然更信任老朋友——雖然公關並非她的專業，給的工資很高，「沒有辦法拒絕」。他讓唐拉拉拜訪一下各路記者，「吃吃飯，聊聊天。」初衷非常簡單，不要再寫不實報道了。市場部的草威回憶，那段時間，他打開郵箱看公司相關的報道剪報時需要做幾次深呼吸，因為他知道會看到有真有假的上百個負面消息。網絡謠言更是鋪天蓋地。比如有人匿名發帖：如何看待錘子科技員工在公司裡吸大麻？言之鑿鑿，彷彿定論。這種境況，除了錘科本身的不足，與媒體溝通欠佳，也源於羅永浩過於高調、把話說得太滿的行事方式。他在微博上對業界的率性臧否，傷害到其他品牌的粉絲，為自己樹立了許多網絡上的敵人。控制羅永浩的微博使用權，這個討論早在一年之前就有了，高管開會經常會提，但無法執行，最後不了了之。他做了一些讓步，公開回應前會和大家先商量。「他會忍痛去掉一些他心愛的這種字句，有些他還是不忍心，他就一定要保留，他的情緒、他的態度。」草威說。在唐拉拉到來之前的2年多里，錘科的一項鐵律是，除羅永浩外任何人不允許接受媒體採訪，而他的語言風格是既定的。唐拉拉試圖改變這種局面。「市面上對錘子手機不信任，是因為對你的不信任，他不知道這個手機不是你生產的，而是你背後這個專業的團隊生產的。」她對羅永浩說。她把這過程形容為「推牆」。她專門給羅永浩發了一封郵件，為了引起注意，她寫道，「給我一個月時間，把輿論整體改變。」羅永浩終於有所鬆動，「可以試試」。但他要求採訪放在年底發佈會的團隊集體亮相之後。唐拉拉知道，如果那時候再開放採訪，成稿也要時間，任由負面新聞發展下去，公司「可能已經被黑死了」。她決定先斬後奏。面對老闆是羅永浩的時候，大概也只有她敢先斬後奏。「理論上是他只要說過的話，就是不可以改變的。」採訪每天進行。全公司中層以上，只有羅永浩矇在鼓裡。界面的《錘子風雲》率先面世，那是一篇頗具積極影響力的報道，也是首次將錘科多位幕後功臣推至臺前。發稿之前，唐拉拉請羅永浩過目。她知道採訪的事已瞞不住了，「開始打哆嗦，準備等著急風暴雨。」沒想到，老闆打來電話，表示很滿意，顯然，他已經把先前的交代忘了。這之後，權限就放開了。公關部也順理成章地建立起來。客觀地說，這不能改變錘科面對輿論放大鏡般審視時的弱勢，但至少多提供了一個溝通渠道。如果這算的上一點點改變的話，已經值得一番書寫了，改變羅永浩太難了。比如他拒絕參加行業大佬們扎堆的峰會、頒獎禮之類的活動。邀約源源不斷地來，他能推都推了。「我老說他心理年齡也就14歲，」唐拉拉說，「所有的喜怒哀樂全都掛在臉上，他受不了推杯換盞的社交遊戲，反感這種有可能需要言不由衷的場合。」再比如他的拖延症。每一次發佈會，多達三四十人的籌備組會提前一週進賓館閉關，因為對於細節的過分糾纏，PPT不斷改動，在他登臺的一刻才能確立下來，相比之下，小米的雷軍會至少彩排3次。每一次都有教訓和遺憾，下一次拖延照舊。他對商務合作保持警惕。西貝莜麵村曾找上門，希望在錘科辦發佈會的時候，為錘友提供聚會與直播，吃飯打折。唐拉拉提過四五次，他都拒絕了，最後一次以羅永浩大發雷霆結束。類似這樣被拒絕的合作有很多。「他是那種完美主義性格嘛，一定要方方面面都考慮好了，覺得拿出去非常漂亮，他才肯做。」唐拉拉說。2015年底，前新浪微博副總經理苗穎成為錘科的市場副總裁，在她主導下，公司終於有了一些更商業化的操作，有了帽子、檯曆之類的衍生品，手機瀏覽器中新增了名站導航的廣告位，發佈會也加入較以前更多的互聯網產品推廣。但羅永浩依然有他守住的陣地。他拒絕輸入法的聯想詞導向廣告鏈接。錘子發佈會從未有過品牌冠名、口播植入廣告，雖然那早已是廠商的普遍操作。即便到了後期，羅永浩還是要親自過問太多細節。成都辦公室裝修，健身房地板他先是選擇用橡膠，待一切裝好後他認為不符合他的想象，又剷掉改為鋪地毯。地毯顏色也是他指定，一種接近黑色的灰。身為副總裁的苗穎甚至無法決定一個紀念T恤的外包裝，羅永浩要和她手下人開會確認，他建議用牛皮紙袋，高級。羅永浩與錘子團隊圖源網絡「新來的嫡系部隊，騎著高頭大馬」錢晨是在2016年6月末離職的。他走得很決絕。辦公室的東西還是行政打包後，再送去他家的。但這件事並不意外，他和羅永浩的矛盾早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取代錢晨的，是華為榮耀產品副總裁吳德周。在他到來之後的3年，錘子手機的供應鏈問題得到解決，產能和良率都提升了。更多他曾經的部下被招募進硬件部門。隨人事變動，錘科的氛圍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羅永浩挖人不計成本，新人們有著更高的工資。錢晨曾帶領的所謂「摩托系」老員工難免有微詞。「人家來了是為了什麼，是為了掙錢來的。如果是為了情懷，或者說相信老羅理想主義那一套的話，他早就會來。」朱蕭木不認可這個說法。「首先當然有自己的訴求，肯定有的，大家都有，對吧。你吸引他的肯定也不純是錢，還是這套東西。因為公司一直也沒有特別壯大嘛，不然沒必要過來嘛，為啥不去小米，為啥不去華為呢？」從前錘科，包括羅永浩在內，只有幾種稱呼，哥、姐、爺、老師。現在，「總」出現了，領導與下級有了明顯區分。飯桌上開始敬酒。「他們整個的氣質跟（原來的）錘科是格格不入的。」唐拉拉說。某些管理制度移植過來，部門裡有了委員會。上下班每天打卡，而錢晨是一貫反對打卡的。吳德周每天早上會在大群裡發一篇轉自公眾號的新聞早報，新人會在下面發一串鮮花、掌聲的表情，老員工沒有跟風的。「我們特別驕傲。包括老羅在大群裡說話，公司從來沒有過這種風氣，」李洋說，「我們不明白一個又不是他總結的東西，你往底下翻，鮮花、掌聲，就感覺進了國企。」即便在硬件部門之外的人也能感受到變化。一位產品經理回憶，一次發佈會前收到了打氣郵件，「我們要團結一致，要向前看」。「措詞反正我們看著是比較尷尬的，」他說，「當時我們還在群裡討論說，那個風格我們有點暫時接受不了。」也許新人所帶來的風格，與他們對公司所作的貢獻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事實上，他們幹活非常拼命，吳德周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外號「鐵人」。因為在錘科最薄弱的環節成為了救急人選，他得到了一個新外號，「120」，意為救護車。但在「摩托系」口中，「120」有了另一個惡毒的含義，一米二，他們諷刺的是吳德周的身高。不同群體的兼容性出現了問題。一個說法開始流傳，新人群裡稱要「清洗摩托系」。有人看到微信截圖的轉發。在一次會議上，馬寧感覺自己被針對了。「一直質疑我，一直質疑我，十來分鐘。結果他自己人說一句，現在基本上行業內也就只能做成這樣。」他感到困惑，不得不這麼想：「新人來了，原來那些人做的什麼都是錯的，說的什麼都是錯的，那你才能立得住。」馬寧感到失望，「那種感覺就是殘兵敗將，蹲在路邊，看著新來的嫡系部隊，跨著衝鋒槍，騎著高頭大馬，從我們面前過去。」他決定離職。離開前，他給羅永浩發微信，反映士氣低落，以及工作流程上種種問題。羅永浩回覆：「硬件的事你去找吳德周，如果你覺得吳德周有問題，你就告訴我怎樣。」隨著公司越來越大，羅永浩已經無法對每個人負責。「這句話之後，我是沒辦法再跟他說了。」馬寧想，「其實錢晨不被信任之後，就真的在錘子待不下去了。」李洋沒有選擇離職，雖然他確實感到，「牽住我們那個線越來越細了」。從專賣店職員，到錢晨助理，再轉崗為林曦手下的影像工程師，他始終留在錘科，試用期長達9個月，最後工資也不過6000元。他還是捨不得這裡。他大概是全公司為自己考慮最少的人，加班到深夜，為了給公司省錢，他不打車，坐夜班公交回家。他還在群裡號召，只上下一兩層的同事不要坐電梯，為了讓有急活的人行方便。李洋所在的整個影像部門，連同負責人林曦—暴脾氣的他和吳德周的矛盾是公開化的，在2016年底的大裁員中被吳德周裁掉了。 
「這就是你不適合當他助理的原因」在成為錢晨助理之前，李洋曾當過羅永浩的第二助理，3個月試用期過去，他被告知不合適。他一直對這個結果耿耿於懷，很多天以後，他找到機會去向當時負責考核他的王建國求證。王建國問了他一個問題：「如果老羅做了一個決定，明顯這個決定就是錯的，讓你去執行，你會不會去執行？」「我肯定得把這個道理跟他說一下。」「這就是你不適合當他助理的原因。」《人物》記者向王建國求證，他笑了。他說他的意思其實是，在助理的工作範疇內，不存在真正的對錯，「是老闆喜歡蘋果和喜歡梨的區別。」他聲音很溫和。而李洋太有個性了，一個例子是，他無論打字還是填報銷單堅持用繁體字。他假設，僅僅是假設，如果老闆不喜歡會怎麼樣？王建國感覺自己能夠成為羅永浩助理也很奇怪，在他之前幾個有過相關經驗的人，羅永浩面試後都不喜歡。反倒是他，沒輪到被老闆面試就被錄用了。後來他才知道，在柴靜央視節目實習的經歷幫助了他，羅永浩打聽過，他是「柴靜放心的人」，羅永浩信任柴靜。因為老闆是一個考究細節的人，所以助理也一樣。曾擔任羅永浩助理的李劍威向下任交接時，有一個很多頁的文檔，記錄了每一個城市的酒店選擇與注意事項，細節包括：「如有高級大床房比正常大床房貴一兩百塊錢就住，如果貴特別多就算了。」如果訂酒店，王建國會把地圖打印出來，工作地點和幾個可供選擇的酒店位置標註在上。永遠要給他選擇權，永遠要經他確認，擅作主張會惹麻煩。即便是五星級酒店，他也有好惡，「四季和希爾頓像養老院」，不要訂。他穿梭於各種會議，你要見縫插針找到他，在等待過程中，你要處理助理的其他工作，還要不斷更新機票酒店的信息—以便他翻出自己查到的信息挑戰你時，你可以告訴他，「半個小時之前最後一個座位已經被訂出去了。」直到他說確認的那一刻，立馬去買。永遠不要相信第三方預定，一定要在入住前一晚打到酒店前臺確認有房。「每個東西有他自己特別準確的習慣的方式，你只要照這個來就行了。」王建國說。羅永浩極其看重個人空間的隱私。他的辦公室絕未經允許絕對不可以進入。他明確提過要求，門必須保持關閉。王建國通過試用期，還過了一段時間才獲得進入權限。老闆隨時可能召喚。王建國洗澡時，也會把手機放在旁邊。另一位助理看電影時，永遠只選擇手機有信號的電影院。由於周全謹慎，王建國沒有犯過大錯，也沒有惹怒過老闆。但他見過無數次老闆動怒，那大概是羅永浩性格中最讓人琢磨不透的部分，他不明白罵一個人怎麼可以罵到那種程度。「那種東西好像自己也不好消化，就是有一點積壓，蠻焦慮的。」焦慮最嚴重的時候，他會在睡覺中抓傷自己。他能理解，為什麼羅永浩手下的那些產品經理容易陷入抑鬱。羅永浩暴怒時，他音量會飈到極高。馬寧記得，身處有隔音牆的硬件區，三天兩頭還能聽到關著門的會議室裡老闆高聲罵人。他隨手抓過東西就砸，摔過的東西包括門、自行車、杯子、鍵盤、礦泉水……對於把他視為偶像的員工，在見證了他的發作後，會存在光環破碎的一刻。對於李洋來說，那一刻發生在羅永浩在走廊裡大罵行政總監應超的時候。全樓層的人都能聽到，那近乎一場公開羞辱，各種髒話，罵了近20分鐘。應超一句話不說，靜靜地等他罵完。李洋感到非常難過。事由僅僅是，到夏天了，洗手間的水龍頭還在出熱水，令他不舒服。也許發怒的關鍵不在於這些問題本身，甚至不在於這個人，而是他需要找到一個宣洩的出口。一個員工發現，羅永浩罵人的時候，並不會針對一個人看，眼神總是對住一個空的位置。「因為他不是想罵這個人。」「我應該是公司被罵得最多、最慘的一個人，但我不覺得怎麼樣。」朱蕭木對《人物》說，「我覺得很多人一開始特別欣賞他，來了以後給他罵了一頓，感情就變了，我覺得太脆弱了，何必呢，這有啥呢，不就是罵你一頓嘛。」但顯然有一些話是覆水難收的。2017年底，因發佈會票務處理的分歧，他把矛頭指向負責執行的石曉宇。「那天真的是憋不住了」，石曉宇頂了回去。雙方有來有回，其他同事都看傻了，沒人敢勸解。最終以羅永浩的一句話結束這場較量：「明天給他辦離職，我他媽明天不想看到他。」石曉宇跟了他10年，從「老羅英語」到錘子科技，他曾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得到過登陸他微博操作的權限，那天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中國的企業家，甭管他標榜自己有多自由啊，骨子裡都有皇帝思想。」錢晨曾對李洋講起，「老羅也有。」「真是一個傷人的地方啊，不愛怎麼傷呢」最初，是一群理想主義者，然後，以錢晨為代表的實用主義者加入了，如果按照一部分落寞離開者的說法，機會主義者也來了。那麼最後的潰敗，是理想主義的錯嗎？「我們最大的問題還是商業上和道路選擇的問題。手機這個行業不是這麼小的資金，或者這麼點人能做起來的，應該更早地去選擇去做一些智能硬件。」去年底以副總裁身份離職的朱蕭木對《人物》說，「然後手機不應該每年出這麼多款，這個才是最後欠款多的原因。去年出了很多款手機，有的都沒上市，因為已經上不了了。」這位羅永浩最知名的支持者，與羅永浩本人一起，先後闖入了電子煙的賽道。現在他們是競爭者。朱蕭木很多年不再談論政治了，他認為企業家才是真正偉大的職業，引領世界往前走的力量，「企業家討論的是產品，是商業，是市場營銷，這些東西才是真正有技術含量的、值得討論的東西。」對於如何用電子煙的減害來改變世界，在採訪中他侃侃而談。事實上，像朱蕭木這樣堅持到錘科最後階段的人是少數。早在終局之前，離散已經發生。絕大多數早期員工，在2018年以前離開了。李洋成了一名自由攝影師。應合作伙伴要求，他不再使用繁體字。接受《人物》7小時採訪的那個晚上，一路聊得很開心。他一點不後悔那幾年的付出，「雞湯不是別人灌給你的，是你本身自己就是熬雞湯的人。大家都是有自我的思想的，我也認為我沒有被老羅洗腦。」談話最後，他還是陷入了憂傷。「哎呀，真是，錘子科技真是一個傷人的地方。大家也愛，你不愛怎麼傷呢。」因為於心不忍，草威掙扎了半年才提出辭職。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個講故事的人。「主流觀點特別沒勁的一個方面，失敗了你就一無是處，沒有人真正關心失敗的故事。」他想，自己用了4年多的時光，「目擊了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故事」，而這故事至今不斷帶來餘震。提離職那一晚，羅永浩問起他理想，他回答說拍電影，於是兩人聊電影聊到早上四五點。「他也沒有挽留你，他就是這麼一個率性的人。」在離開後，唐拉拉已經兩年沒見過羅永浩了，大家都忙。她一直試圖撮合羅永浩和錢晨的關係，在兩人中間傳話。她覺得錢晨是真心幫助羅永浩的師長，也經受了很多委屈。「告訴錢晨，過兩年等我翻了身我再請他吃飯。」羅永浩說。石曉宇成了一名單口喜劇演員，他的舞臺風格總不自覺地帶有曾經老闆的痕跡。關係未破裂前，他每年春節會在微信給羅永浩拜年，去年依照慣例他還是發了一句新年快樂。羅永浩回覆一句新年快樂，給他發了8000塊的紅包。他為什麼這麼做？他是愧疚嗎？石曉宇想，但他沒有道歉。「如果拿一段感情來舉例，這可能是你最好的也是最差的一段感情。」在一個工作日的晚上，馬寧和《人物》記者吃飯，他全程很激動，幾乎沒有動過筷子。「情緒其實已經淡很多了，如果不是今天跟你聊，我可能都不會有什麼波瀾。」如今他在聯想繼續做射頻工程師，電腦上卻至今貼著錘子的logo。出於賭氣，林曦去了競爭對手公司，他知道這是一個令大家傷心的舉動。在錘科時，他曾因為發現供應鏈環節涉嫌違規操作而哭了一場，他感到他的世界觀都被摧毀了。現在，工作就是工作，他不再投入感情。他說這兩年想清楚了一些事，辦公室政治在哪裡都存在，為了自保，他也曾變成這鬥爭的一部分，可以很冷酷。他不喜歡這個自己。但馬寧說，他還是能看見從前的那個林曦。兩個朋友最近一次去滑雪，停車時看見一輛車倒車撞了輛奔馳後就直接跑了。林曦的行車記錄儀拍到了。他特地下車，在小紙條寫下電話，夾到奔馳的雨刷上。第二天聯繫上，他把視頻和逃逸車的車號都交給對方。劉全有記得2015年一個週末加班，父母來公司樓下給她送東西。羅永浩下車出來，似乎很著急走過去了。「你爸媽啊。」「是啊。」上樓後，老闆和她聊起。他說他不敢上來打招呼，甚至想過從地庫繞過去，「他說他對我們和對我背後的家庭，都是有愧疚的。」她加入了羅永浩的電子煙公司。她願意繼續相信他。感情很複雜。每一個人說起那個名字，幾乎都這麼說。每一個人在採訪中都在檢視自己說了什麼，怕傷害他。每一個人最終似乎都原諒了他，沒有恨意。他永遠是話題的中心，聊著聊著，就繞到他身上。不管老同事們吃飯，還是在那個名為「一個養老院」的離職員工微信群，怎麼聊也聊不完。「你知道人群裡沒有比他更健康的人，但是他又在做企業這件事上這麼難以改變，這麼固執。」草威說，「他就是一矛盾體，他是一個萬中無一的天才和病人。」圖源視覺中國 密斯陳精彩體育視頻
對此時此刻的羅永浩來說，理想主義者成了名副其實：他是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接連挫敗不氣餒，擦乾眼淚再出發，令人驚歎也讓人心疼，更讓人欽佩！
羅永浩印證了一個真理：對失敗者和多次失敗者來說，理想是最大最重要的支撐，這種時候，說什麼“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已經沒有實質意義，讓理想鼓舞鬥志是不貳的選擇。
以本人的觀察，在羅永浩開通直播帶貨之後，他應該開始遠離乃至丟棄理想，因為現實過於殘酷，他首先也必須直麵人生和現實，必須從理想的空中樓閣走出來，以商業實現來證明自己，除了做一個裸泳者，羅永浩別無選擇。
羅永浩的理想是什麼？如果讓他自己回答他會不會這樣說：我的理想，我現在的理想，就是“無債一身輕”。
如果讓我回答羅永浩的理想是什麼？我會說：羅先生，別把理想當飯吃，別把直播不當乾糧！
元谷元
說來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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