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官正同志離開工作崗位後，出版了個人著作《閒來筆潭》，書中吳官正同志以第一人稱生動講述了自己的童年記憶、求學經歷及部分工作回憶，讀完令人感動，也令人深思。 今天摘錄該書部分內容，一起了解吳官正同志的人生起點，也希望啟迪大家，珍惜現在的幸福生活。
名字的由來
我的家鄉是江西餘干縣烏泥村，1938年農曆八月二十五日約下午3點，我出生了。
在我出生前，因村裡一戶惡霸家的人把髒水潑到我祖母身上，叔叔來水一氣之下動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個不要命的人，就惡人先告狀，上縣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結果判我叔賠他家18擔穀子，否則就坐牢。萬般無奈，我叔就去賣壯丁，賣了18擔穀子，頂人去當兵。我出生後，父母請來水叔叔給我取個名字，他想了一下不無感慨地說：“本來是我有理，到頭來卻輸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隨部隊開往湖南衡陽，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亂死了。
當時爺爺奶奶、我們一家，還有大叔一家、細叔都擠在一幢很小的三間瓦房裡。由於貧困拮据，三世同堂難以維持，終於分了家。這房由爺爺奶奶和細叔住，我家和大叔家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親戚的一間半破屋住。後來妹妹又出生了，全家六口擠在一張舊床上。
當時，家裡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頓難保下頓，一年到頭常喝稀菜飯，最可憐的是父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親對我特別關愛，每到晚上都給我一個紅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時，母親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進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們家就斷根了。”
我大概5歲時，一有錢鄰居家的兒子結婚，一個小孩端著飯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飯和碗裡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親等人家走遠後，把地上的肉撿起往我嘴裡塞，那味道真好，感到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肉，接著母親又把草上的飯也抓起來給我吃了。
“偷”家裡幾升米交學費
8歲時，父母送我去讀私塾，大概用了幾個月，很快就把識字的三本書學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詩》，後來又要背《綱鑑》，我識字背書常受先生誇獎。
9歲那年，家裡實在窮得沒法，只好中止學業，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著拾豬糞的時候，到村裡小學教室旁曬太陽。老師在裡面教，我隔窗認真地聽和記。放學時，為了顯示一下，我故意大聲背誦老師教的內容。一個胖老師，後來知道是詹洪欽老師，聽到後問我：“你叫什麼名字？讀過書嗎？怎麼不來上學啊？”我回答說：“讀過一年私塾，已經忘了一大半，家裡窮，沒錢上學。”他說：“你家連幾升米也沒有？”我聽後，默然離開學校回了家。
幾天後我要求去上學。父母說，真供不起，你就種田吧！我不死心。又過了一天，我“偷”了家裡幾升米，用一條舊褲子扎著，揹著父母，一溜煙跑到學校去報到。
到了學校，老師看我已過12歲，問上幾年級，我想了一下，就說，“上四年級”。上課時，語文課本里許多字不認識，算術更沒學過，跟不上老師講課的進度。經過努力，勉強上了五年級。五年級開始要寫作文，我不會，常抄同學的。算術學得還可以，歷史、地理記不住。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五年級下學期，才慢慢地補過來，能跟上學習進度了，有的課學得也不差。
1952年年底，我小學畢業。在家勞動了半年，1953年夏，烏泥小學18人參加初中升學考試，我和村裡另外兩位同學考取了。為籌學費，我四處撿豬糞、拾瓜子，備錢上學，有時也到學校去看看書。
靠助學金上初中
1953年夏，我考取了餘干中學。餘干中學在縣城，離我家有十多公里路。我帶著一床破舊被子、一個木臉盆來到餘干中學。學校看了村裡的介紹信，給我評了丁等助學金，每個月3.6元。由於助學金少，不夠交伙食費，讀了不到兩個月，一個週末，學校公佈停我的伙食。
我找到班主任張泗安老師說：“張老師，我家沒錢，實在讀不下去了，我想過兩天休學回家。”張老師說：“你村裡的介紹信說你家生活‘比較困難’，所以給你丁等助學金。有的同學開的介紹信是‘很困難’，就給甲等，‘困難’給乙等或丙等。”我介紹家裡的情況後，張老師說：“啊，這麼個情況！我向學校領導反映反映。”第三天，張老師找到我說：“學校決定給你丙等助學金，一個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夠的你家想辦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趕回來，這樣也能讀下去。”
1954年發大水，家裡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無所有。這個學還能上嗎？可我太想讀書了，決心堅持讀下去。母親把她和姐姐、妹妹的首飾拿到縣銀行賣了十元四角錢，總算交上了學費。在親戚家抵押不成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裡。
那一年學校也進了水，只好改在糧食倉庫上課。水退後，又搬回學校。也許是差點兒失學的原因，我不知哪裡來的那股勁，學習動力十足，學得也很輕鬆。不僅完成了當時的學習進度，還擠時間自學數理化，到初二下學期，初中的數理化全部學完。在老師的幫助下，這年我也評上了乙等助學金。
到了初三，我學習更主動，成績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還加入了共青團。快畢業時，張泗安老師三番五次給我做工作，要我報考高中。我說：“我家實在太困難了，如果已經定了，請學校給鄱陽中學說好，每年給甲等助學金，不然我確實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說：“這個，你放心。”
這樣，我就借來高中一年級的數理化和語文書，開始自學。到鄱陽中學上學時，高中一年級的全部課程我都自學完了。
帶著“傷寒”高考
鄱陽縣離我家約25公里。1956年8月底，我帶著八角錢去鄱陽中學報到，註冊登記的那位中年人說：“請交錢和證件。”我回答說：“我說不上高中，校長硬要保送我來。我只有八角錢，還要留下用。學校答應過，你去問問好嗎？”這個中年人說：“還有這樣的學生，真有意思！”他問後回來說：“你先報到吧。”
開學以後，學得輕鬆愉快，助學金也如願得了個“甲等”，沒有了生計的後顧之憂。我更潛心鑽研，希望這一年抓緊自學完高中二、三年級的課程，爭取第二年去考大學。我很刻苦，也很認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課本在一年內全部自學完，所有的練習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問學校領導：“高一學生能不能報考大學？”校領導回答：“不行，沒有這個規定。”我頓時像洩了氣的皮球。
從高二開始，我就自學大學的數學，用了兩年時間，學完了極限、導數、微分等課程。高二、高三每學期考試，各門功課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學期的時候，父母得了傷寒，我請假回了趟家。回校後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傷寒，高燒不止。學校很著急，把我抬到縣醫院，有一週左右高燒到39.5℃-40℃不退。孫守謙校長請求縣委書記批准用18顆氯黴素。我吃了兩天，燒就退了。住了近一個月的院，家裡沒錢，據說是學校報請上級教育局同意，用幾個名字領甲等助學金報銷了我的醫藥費。
在高考的節骨眼上，我卻發起燒來，考數學時高燒39.7℃，學校請醫生給我打安乃近退燒。監考老師很關心，看到我做完題正在檢查，就說：“你都做對了，交卷吧，回去休息。”
1959年8月上旬，清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來了。我聽說後，從家裡跑了四公里路到石口鄉政府去領。心裡高興，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後來又趕到縣城告訴了我的愛人，高中同班同學張錦裳。她也很高興，不過又有些擔心。為了使她放心，我說：“我們結婚吧！”她點點頭，同意了。沒過幾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飯，用的是舊床、舊被，我們就這樣結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