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法源寺
陳建清
陳建清，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就讀復旦大學，其後進過軍營，當過山民，本想回城當工人，卻做了些年教書匠。而後三十載傳媒生涯，將身份定格於媒體人。熱愛大好河山，鍾情步履八方，且喜“我行我說”，更願隨水而去。愛美，愛快活，愛真情；恨醜，恨愁苦，恨假意。閒來偶作小文，自認南北古今，雜燴一堆，類似徽州“一品鍋”，食材不一定高檔，味道或許尚可。各人口味，無須等同，只當消閒便是。
京城的寺廟觀庵多，而且種類紛雜。據說單以廟命名的老街就有一百五十四條，至於在犄角旮旯裡還有數不清的小廟，那就無法有準數啦。
寺廟的種類也不單一，年代久遠的佛教古剎，全真派的道教宮觀，喇嘛教的梵宮，伊斯蘭教的清真寺，還有天主教的教堂，林林總總，恐怕非專業的人士是無法說得清的。其實，我想即使是專業部門的人也未必真能全搞清楚，如天地間改朝換代般，大的也只能了了，小的就更難明白了。想來也無需求全，綱舉目張，網眼裡都留不住的東西，也就不必要去留意了。
當然，也有相反的情況，有些所謂大的未必要十分留意，而有些小的卻十分有味，值得想想的。所以，是否值得關注，或引起關注，真沒個標準。據說在北京的歷代皇上、太后以及大大小小的太監，都懷著種種原因和目的而熱衷於建廟修寺，所以京都眾多的寺廟在歷史、文化和政治等方面成了有意味的鏈，往往拎一環就能見一串的。
也不單是北京。寺廟觀庵這種特殊場所，名義上是清淨地，是隔了紅塵的所在，可是每每發生驚天動地、上天入地、昏天黑地、呼天號地的事情，常常會與這些地方有關。隨便說幾個寺院的名字吧：法門寺、甘露寺、少林寺、能忍寺、紅蓮寺、普濟寺……一個名就是一齣戲，一齣戲就是一場惡鬥，不論是文鬥還是武鬥，一樣是刀光劍影、你死我活。
被小老百姓奉為清淨的出家之處，寄託未來和真善美的佛地，事實上無時無刻不在上演著社會活劇，只是在演出的時候，籠罩著嫋嫋香菸陣陣霧靄，或鐘磬齊鳴，或死寂一片，在阿彌陀佛的佛號聲中讓頭顱落地暗血盈溝。
當然也不僅是殺戮，也有別的。比如說《西廂記》裡的普濟寺，《牡丹亭》裡的梅花庵。若是說普濟寺還有一番險動干戈的事情，到了梅花庵裡則完全是浪漫的色彩，青年男女的愛情將佛門化成了風花雪月的魅力所在，以致上百數千年後人們去“隨喜”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和要去尋覓的是那永不老去的青春故事。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寺廟的結構大小各異，可是他各自承載的歲月蹤跡卻各各不同。
公元六四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決定要親自帶兵遠征高麗。大唐帝國的領袖無法容忍高麗國在那半島上的不可一世，它竟然不把煌煌大唐放在眼裡。同時，它還居然將勢力延伸到大唐版圖內的東北遼水流域，惹得李世民的兩撇鬍子更往上翹了起來。二十萬人馬的遠征兵團厲兵秣馬，隨時準備出發。但曾經在三十年前遠征過高麗的老兵卻憂心忡忡，他們知道高麗人的戰鬥力，況且從長安到高麗山高路遠，打一場這樣規模的奔襲，恐怕是凶多吉少。而魏徵，這位唯一能勸說太宗的老臣，已經永遠離開了。
到了第二年三月，太宗率領千萬人馬浩浩蕩蕩向東北挺進。五月到遼東，血戰遼陽，克城。繼進軍安市，時六月，高麗十五萬軍迎擋不敵，便退卻，一路上堅壁清野，幾百裡地人影不見，當然別指望有什麼供給補充。戰事不可能象太宗的如意算盤那樣速戰速決，於是他到了進退兩難的境地。正如他多少代的後輩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一書裡描寫的那樣：“夏天快到了，唐太宗還穿著原來的袍子，不肯脫下來。七月過去了，儲存的糧食快光了，東北的天氣也冷了，唐太宗的袍子也都破了。新袍子拿來，他拒絕換，他說，將士們的袍子也都破了，我一個人怎麼穿新的？最後，只好撤軍，九月在撤退裡度過，十月在撤退裡度過，十一月，才回到幽州。到幽州的時候，所有的人馬，只剩下五分之一了。”
幽州，即現在的北京。農曆十一月的幽州，一片蕭殺，那時還根本沒有什麼皇家景象，它只是一塊封地，大唐版圖上的一塊青灰色。唐太宗征戰高麗無功而返，將十六萬生命拋灑在了即將封凍的北國土地上。凝望著青灰色的天空，唐太宗久久沒有言語。彷彿，魏徵在不遠處站著，微微地搖著頭。要是魏徵還在，就不會有這次行動了，他想。可是，一切都已過去，一切都已經成事實。面對十幾萬精靈的無根浮游，他該做些什麼呢？
唐太宗鬱鬱寡歡地回到長安，心間不時漂浮著那些客死他鄉的遊魂。於是，他下了一道既安慰他人也安慰自己的詔，命在幽州敇建一座寺廟，名“憫忠寺”，是年為唐貞觀十九年。
幽州是他率領遠征大軍誓師的地方。也不過一年的光陰吧，十幾萬生靈便空存了一個沒有氣息的名字，寂寞地久駐在遠離關中萬里之外的燕山腳下。戰爭的殘酷不僅影響到當代，它將久遠地在歷史的綿綿長河裡散發著，令人驚悚。
其實，所謂的寺廟也就是一所陣亡將士紀念堂而已。唐太宗在出師之地建這樣的一個紀念堂，是追思，還是反思？抑或還是有其它什麼原因，如今我們沒有依據來說明。當年李鴻章的淮軍與太平軍大戰之後，死傷無數。於是他在無錫惠山腳下建了一座“淮軍昭忠寺祠，將陣亡將士的名字刻在一個個沒有生命的木牌上，供以香火。其目的是很明確的，是追思。有意思的是，辛亥革命後昭忠祠改成了“大同殿”，取共和天下大同的意思，那大概是反思了。
這種留下的，便是歷史更迭的痕跡。
“憫天高閣，去天一握”，可見當年建造的規模不小。那一場戰爭就這樣沉澱在了幽州一角，直至今人們還可以遠眺依稀。
這憫忠寺晃晃悠悠地經過了一千三百多年，如今擠在牛街東北角的一條窄窄的小街上，宣武門外的教子衚衕邊。當我輾轉尋覓好不容易找到時，陽光好像還沒有斜得很厲害。只見寺門已經緊閉，兩側有幾個乞丐斜倚在寺牆根，愛理不理的樣子。人，牆，地，甚至還有樹，都被紅橙凝重的陽光染成一色。這凝重的陽光給一切定下了一個陰鬱而蒼涼的基調，那就是久久的血痕。
這座寺廟給人的感覺確實有些與眾不同，既無歡喜也無傷悲，但充溢著悲愴和大漠般的荒寂。這裡的一切給予你的無言的凝重，除此之外還是凝重，化都化不開。
這裡是京都最古老的佛寺，它最早的位置可能已經無法尋覓。關於建寺，據史籍記載，唐太宗是在遠征未果的第二年就打算在幽州城東門之東建的，但不知為什麼，直到高宗李治再下詔修建，仍未造好。直至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寺始建成，並賜名“憫忠寺”。這寺名究竟是太宗早已定下的，還是建成之後，秉承太宗之意命名，好像說得不大清楚。好在也無關大局，因為意思沒改就行。這樣看來，從動議到建成，期間相隔了不少年。
憫忠寺造好後，唐中和二年，便遭回祿之災，塔閣均化為灰燼。至景福年間，節度使李匡威重加修建，並蓋起三層巨閣。五代時一度改為尼寺。到遼保寧三年，幽州大地震，全寺傾廢，隨即奉詔修復。金大定十三年，曾以此寺作為女真人進士考場。明正統二年，寺僧再次修葺，易名“崇福寺”。清雍正十二年（一說九年）改名“法源寺”，直至今。如果沒有相應的介紹，今人誰也不會去想到是一千多年前的那場血腥的戰事造就了這座寺廟。
面對這樣是一座寺廟，還有另一層意思敦促我想進去看看，那就是，在歷史中走過來的它，為什麼總是與那些悲愴的人物相關。
大門已經緊閉，但右邊的一個小側門還開著。守在門裡的一位老者見我欲進的樣子，便毫無表情地對我說了聲：“關門了。”我婉轉地對他說 ，我尋找了近兩小時，剛剛到這裡，而且明天就要離開京都了，能否通融一下，讓我進去看看。老者呆呆地凝視著我，然後把頭一偏，沒說話。但我明白了，連忙道謝，並欲購門票，他搖搖頭，說：“去吧。”
夕陽裡的法源寺空廓寂寥，連一個僧人都不見。幾塊石碑靜靜地矗立在斜陽裡，受光的一面血紅，背光的一面青灰。陰陽交錯，生死分明。寫碑文的人已不再見，刻碑文的人不再見，所記文字中的人事也不再見。曾沉默在碑前的人一茬一茬，當然也不再見。
“寂寞餘花落舊紅”。
時光倒轉一百多年，有一個人也在寂寂地看碑，他就是康有為。六通古碑一字排開，訴說著千百年的滄桑。懷著忠君強國夢的康南海，胸中正翻滾著變法的條文。由變法導致政變，光緒皇帝被禁瀛臺，譚嗣同等六人被斬於菜市口，那處離譚嗣同居所瀏陽會館不遠，生死就一步之遙。康、梁倉皇逃出京都，幾十年後成了保皇派。
時光再退回幾百年，十二世紀，南宋滅亡。有一位曾任過江西信州太守，名叫謝枋得的江西進士，懷著忠君復國夢的書生，用平時握筆書卷的纖細之手，拿起冷兵器殺向了蒙古兵。結果當然可想而知，妻子被俘，自己狼狽逃竄，隱於江湖靠算命度日。書生還有一副酸脾氣，只收吃的不收元朝的錢幣。元朝統一中國以後，採取懷柔政策，派人到江南訪求宋朝遺士，開出的名單中居然也有謝先生。邀功的官吏好不容易在武夷山中找到了他，強迫他北上。到了北京，被安置在了憫忠寺裡。元朝的統治者畢竟是從北方來的，同以後的清朝統治者一樣，深知文化的統治是政治統治的支柱，因此用謝枋得這樣的前朝知識分子起到的作用決非是用兵器能達到的。知識分子從骨子裡存著所謂的忠孝節義的空泛概念，而且往往以為天行者，是他們的天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為天下是他們的天下，這就是他們進入到誤區，也是他們一切悲劇的根源。
謝枋得軟禁在憫忠寺內，無路可走。於是他只得以絕食抵抗，還寫了一封遺書，說“吾年六十餘，所欠一死耳，豈有它哉。”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千里顛簸到北國，憂鬱悲憤地以死抗爭，又經得起幾日！最終也真死在了寺裡。據說他的母親桂氏得到兒子死亡的消息後竟然泰然處之，無一怨語，還說什麼“義，當然也。”我對此是有懷疑的。兒子意外慘死而又不得見，老婆婆竟然在知道後能泰然，除非是已經老年痴呆。
所以，我總以為這些記載已經有很大程度的摻水和造假。我不懷疑謝枋得的忠君忠國，大凡有志的知識分子在這方面常常一往情深。他們會痛恨本朝皇帝的昏庸無能不信忠良，但極少見由此而提出把昏君殺掉的。他們寧可將額頭在青磚地上撞得鮮血直淌，或大聲呼斥，然後將好不容易得來的烏紗帽擲地而去，讓皇帝老子嚐嚐酸果子，臨行還忍不住淚眼回眸，期望高高在上的龍顏能否有所動容。
就在謝枋得被關到憫忠寺不久，他所忠於的大宋國君也無獨有偶地曾在憫忠寺羈押。那就是北宋的欽宗。他的那個藝術家爸爸徽宗雖然寫得一手漂亮而富有獨特個性的瘦金書，但治國絕對不行。這也證明滿腦子藝術細胞的人是當不好政治家的，形象思維太多，七情六慾時時要主宰行動，那怎麼能治國平天下呢。雖說成功的政治家也不乏豐富的內心世界，但那至多隻能在第一位的大事之後或之下，要不然，就要誤大事。
欽宗只從他爹手裡接了一年的班就亡了國，然後做了三十一年的囚犯。憫忠寺裡的斜陽，照著失魂落魄的欽宗呆呆的臉。他當時會不會想到從此將成為一個遊魂，而那些忠於他國家社稷的謝枋得們也將永遠魂歸不得故鄉了呢？
大唐十幾萬忠魂永遠回不了生養他們的中原了，謝枋得永遠看不到他所忠於的大宋了。譚嗣同儘管“橫刀向天笑”、“去留兩崑崙”，而那個他所寄予無窮希望和深情的大清卻把他殺了。
還有一位，明萬曆進士，名將、軍事家袁崇煥。近年來人們對他的重新提起，還是因為他的守墓人佘氏的耿耿忠心事蹟引起了注意。三百餘年佘家子子孫孫世代相續固守袁冢。至今的守衛者，佘家的後代，因墓冢的地盤屢遭侵廢，發出呼籲，引得社會關注。
袁崇煥作為一員兵部職方主事，在當時努爾哈赤屢屢南下之時，提出守關外以捍關內的方略，主動請纓，任寧前兵備僉市事。期間，修築寧遠、錦州、松山、杏山及大小淩河各城，構成了遼東地區江都防線。應該說，他是一個很有遠見的軍事家。可是，當時的遼東經略高第卻下令盡撤關外守軍入關內，袁大將軍拒不從命。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率軍十一萬攻寧遠，袁採取堅壁清野的策略，率領全城人民“憑堅城，用大炮”，擊敗後金八旗軍，炮傷努爾哈赤，獲寧遠大捷。次年又反擊後金對寧遠、錦州的進攻，大敗皇太極。崇禎二年（1628年），皇太極避開寧遠、山海關，從長城龍井口、洪山口、大安口入關，進逼京都。袁崇煥得到消息後連夜馳援，統領各路援軍重創後金軍於廣渠門外，解除了後金對明皇朝的威脅。
按理說，袁崇煥是忠心耿耿，鞠躬盡瘁了。但是事情就是那麼奇怪，崇禎皇帝得到密報，說袁是私通後金的叛徒，於是就將他逮捕入獄，並於次年寃殺於北京西四甘石橋。說他寃，是因為明朝皇帝以為他是叛國分子，而皇太極使了離間計，借刀殺人成功。
袁崇煥裡外不是人。這是一個忠臣的下場。
據說，袁被斬首後，還被暴屍於市，人人都要吃他的肉。只有他的僕人潮州佘氏冒死將袁的屍體埋葬於廣渠門裡臥佛寺北牆外，並守墓終身。期間，袁柩曾暫擱在憫忠寺內。那麼，憫忠寺又暫寄過一忠魂。
千百年來，憫忠寺就這樣與各色人物相關聯，充斥著幽怨、悲憤、無奈、蒼涼，一點也沒有佛門的氛圍，有的只是血腥和哀怨。也許，這是建寺之初就定下的宿命？
憫忠，憫忠，可憐的愚忠啊！
也許，到了清朝，這座寺廟才算香火暖點起來。從順治在寺內設壇受戒開始，康熙六次去禮拜過。雍正即位後，便用國家的錢大事修繕，並欽定為律宗寺廟，主持受戒，賜名“法源寺”。1778年，乾隆皇帝臨幸，特賜“法海真源”御匾，並寫了一首五言律詩，說什麼“所期資福力，寰宇屢綏豐”，已是一派昇平景象，沒有半點血痕了。
就在這樣一個鬱悶、滄桑的地方，卻開放著滿園的丁香，這又是異於它處的。據說自金、元、明、清乃至民國時期，經常有文人雅士雲集於此，以丁香為題限韻唱和。齊白石曾多次來院裡寫生。1924年5月，那位與康橋揮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的浙江才子徐志摩，還特地陪同來華訪問的印度詩哲泰戈爾到法源寺釋佛並觀賞丁香。
一說到丁香，就不由會想起戴望舒的《雨巷》，想到那丁香一樣的江南女子，在酥酥雨中的背影。丁香竟然在那麼血腥、蒼涼的寺院裡盛開，而且年年不敗。是生命和思想的不屈，還是本來就是人們認識出現的悖論？真難以說清。
如今的法源寺，寂寞而安詳地籠罩在京都硃紅的夕照中，是一位被硃砂顏色塗抹著的黃昏老人。若干年後，也許他也隨著歲月的逝去而不復存在。後人只是在殘壁斷垣間，仍能見到那淡淡幽幽的丁香，有意無意地沁出幾許昨日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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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收錄於《我行我說》（陳建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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