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書上看到了這樣一篇內容，95年我國的一位外交人員訪問莫斯科時，拜訪了一位老朋友，這位老朋友就是當年蘇聯派駐中國的專家，阿爾希波夫。上世紀80年代末，受當時蘇共主要領導人委託，他召集了蘇聯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研究了中蘇間關係的惡化問題。關於蘇中衝突的原因，阿爾希波夫的文件大致是這樣分析的。
社會主義陣營形勢圖
蘇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是整個國際形勢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許多方面決定著世界舞臺上力量的總的配置和對比。蘇聯與中國在政治上互相作用的性質、內容和形式，是由國內政治、社會經濟以及對外政策的諸多因素的複雜機制所決定的。
50年代前期，蘇中兩國觀點、估價和內外政策的一致，以及它們在基本國際問題上的立場相吻合，首先是因為兩國的經濟過程與政治制度、經濟管理形式和方法及其社會政治生活相同。中國革命勝利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在許多方面採納了蘇聯的管理制度，及其解決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方法與實踐。儘管蘇中兩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兩國政治制度和文化各有特點，但它們對待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和實踐問題的態度相同，這成了決定蘇中在國際領域合作的基本和主導因素。
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同西方在政治上尖銳對抗，以及蘇中在反帝反殖鬥爭中利益的一致，也促進兩國加強在世界舞臺上的合作與聯盟。中國得到蘇聯的全面援助和支持，所以在50年代前期，實際上是在沿著蘇聯對外政策的軌跡走。毫無疑問，1950年簽訂的《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國際方面和對於兩國的合作都具有重大意義。
毛澤東與斯大林
所有這些因素都決定，兩國間雖然存在某些複雜化的因素，首先是雙方政治和經濟往來上的明顯的不平等現象，即“老大哥和小兄弟”關係的狀態，但總的來說，兩國關係是在全面合作、互利互助的健康基礎上發展的。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新領導採取了一系列步驟來消除以往積累下來的不平等等令人氣憤的因素，從而進一步加強了蘇中合作。蘇中軍事政治聯盟與經濟合作，成了當時正在形成中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的核心與骨幹。
50年代後期，情況開始發生變化。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蘇中兩國間在許多對內對外政策上產生分歧和進行論戰，這無疑是由一些客觀因素促成的，但這些客觀因素又多次為某些主觀因素所加強。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些領導人的性格和特點所加強的。蘇中之間分歧產生的土壤，以及並隨之造成衝突的客觀上最重要的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其一，兩國的過去歷史、革命鬥爭性質和形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主義建設所處的階段不同，與此相應，兩國對政治方針和措施的評價標準、領導幹部的文化特點和民族性格，也都有差異。
其二，蘇中兩國所處的國際地位有很大差別，由此而產生雙方優先考慮的對外政策重點有很大不同。這使雙方領導人在國際局勢的估計、對外政策策略、軍事政治措施和反帝宣傳等方面，都出現了重大分歧。
總之，截至50年代末，蘇中關係總的情況是，蘇聯已經開始改變其對內和對外方針，而中國則受客觀條件等原因的限制，仍在繼續沿著先前的方向走，因而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就產生了利益、目的、對外政策方針和行動上的區別和矛盾，對立與衝突。
應當強調指出的是，蘇聯和中國之間存在的差異，只是為出現分歧提供了可能性，但絕不意味著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註定地必然要發生尖銳的政治衝突。如果當時存在一種機制和做法能夠使分歧的各方經常進行平等協商，協調在國際領域的政策，尤其能夠事先通報情況和協調雙方擬定採取的對外政策和行動，蘇中之間的衝突本來是可以防止的，或者說至少是可以緩和的。
蘇共和中共、蘇聯和中國之間所產生的尖銳分歧，要求我們雙方，尤其要求蘇方，要表現出更大的沉著和耐心、更大的謹慎、更大的靈活和更大的分寸與委婉，甚至在提出和解決有爭議問題時做出更大的讓步，在高層次內部會談時更多地考慮中國的特殊利益，不容許訴諸其他各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組織它們對中國領導人施加集體壓力，尤其不容許為此而利用諸如收縮經濟合作，採取宣傳手段和軍事手段施加壓力。然而，實際上一切都沿著相反的、惡劣的道路走下去了。
50年代後期，蘇聯方面對於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犯了不少策略性錯誤和失誤。這首先表現為在同中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上，我們的出發點總是認為蘇聯在一切方面都是“領導”國家，而中國則是“被領導”國家。形式上，我們承認所有黨都是平等的，具有同等的權利，但我們卻把中共同其他小得多的、政治上不夠成熟的一些共產黨和工人黨置於同一行列，忽視了中共理應有受到蘇共領導特殊關照的權利，並對有必要同中共領導人經常進行平等協商和協調政策估計不足。
蘇共和中共關係上具有腐蝕性甚至毀滅性的因素，就是由來已久的在政治上對中共領導的不信任。此種不信任也擴大到國家關係上，無疑中方對於此種不信任是經常感受到的。作為“回報”，中方對於蘇聯領導人的不信任與疑心也就逐漸積累和發展起來，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情緒加劇。
赫魯曉夫
如果說是誰“主動”展開公開論戰，並把分歧擴大到國際論壇和報刊上，那麼在這方面採取決定性步驟的，較大程度上說是蘇方，而且是由尼·謝·赫魯曉夫個人所決定或堅持的。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尼·謝·赫魯曉夫）總是竭力想“堅決反擊”中國人的“特殊觀點”與“分裂活動”，為此就先是對中國施加精神和政治壓力，然後施加經濟壓力，以迫使中國領導人接受我們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形式與途徑、關於國內國際政策的觀念和觀點。最初是在個人會見時的談話中這樣做，然後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論壇上這樣做，隨後又通過採取外交行動和通過報刊這樣做，終於展開公開論戰，並日趨尖銳。結果，衝突“公開化”，引起全世界各種政治勢力的注意，認為是兩個“共產主義巨人”之間的關係“破裂”。
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基本上也是蘇方主動。在此，我們從一開始就明顯失算，過高估計了蘇聯對中國施加影響的可能性，而低估了中方抗拒壓力的能力。客觀地講，應當指出，在最初階段，中共和中國領導表現了相當大的剋制，但隨後則進行抵抗，其規模越來越大，矛盾越來越尖銳，情緒越來越激憤。這場逐漸尖銳化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使用宣傳和外交手段加以剋制已毫無效果，於是促使蘇聯領導人採用越來越“強大的槓桿”，如經濟貿易的、國際政治的、進一步是軍事的槓桿，來對中國施加壓力。這些步驟越來越擴大了意識形態鬥爭和政治鬥爭的陣線。被日趨積極捲入這場鬥爭的不僅有其他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而且也有被迫對沖突雙方採取這種或那種立場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尖銳的鬥爭擴大到了中國同華沙條約組織和經互會成員國的關係上，並且擴及世界政治領域。
總的來說，蘇方用於影響中共和中國領導人的政策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其本身就背離了各黨之間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健康的同志式關係的準則，因而明顯是無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採取此種方法，結果是違背了蘇聯的利益，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造成中蘇兩國衝突局面的尖銳化，給中國，也給蘇聯自身，給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巨大損失，其中包括經濟損失，並且引起了國際共運事實上的分裂。蘇聯在對中國政策上的失算和錯誤，導致偉大衛國戰爭後蘇聯對外政策的最大的失敗，即同蘇聯的主要盟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中國發生了衝突。這給蘇聯帶來了最沉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蘇聯專家援華宣傳畫
從俄國專家學者的反思體現出中國與蘇聯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在於，蘇中兩國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文化和民族特性不同、國際地位的差異使得雙方在國際局勢的估計、對外政策策略等方面，擁有重大分歧。而在當時因為種種因素使得這種分歧沒有得到好的管控與協調，最終導致了中國與蘇聯從兄弟般的同盟關係走向破裂，甚至於惡化到刀兵相見。而中蘇兩國的破裂也對當時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嚴重消極後果，同時也對兩國未來的發展歷程造成了一些消極影響。
實際上，中國跟蘇聯的友好關係曾使得新中國在建立初期，獲得了大量來自於蘇聯的援助，而這些援助，尤其是援助了大量的專家與管理人才，對於新進入大城市和大工廠，極其缺乏相應經驗的新中國早期幹部群眾來說，帶來的幫助是極大的。甚至來說與蘇聯的同盟對於保證新中國政權的鞏固與發展也起到了相當作用。但最終中國與蘇聯之間關係的惡化，對中國造成的不良影響也十分巨大，它使得新中國的北方軍事安全壓力劇增，威脅到新生祖國的生存安全，同時也導致了早期新中國外交的局面變得更加艱難。可以說，中蘇交惡，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俄國，都是一次雙方外交史的不悅之處。蘇聯解體後，隨著中俄關系的改善，雙方重新建立了新時代下的友好和互信狀態。帶著對歷史的事實的回顧與反思，對於中俄兩國來說，都會更加清楚這種友誼的難能珍貴。
對我們個人來說，從外國學者的反思中去了解這段塵封的歷史，理清其中緣由，能夠讓我們對當初中蘇間的外交，和當年國際共產主義形勢，以及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外交情況有更好的理解。
我想，從歷史的角度中，我們能更好看懂和理解這個世界的另一種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