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书上看到了这样一篇内容，95年我国的一位外交人员访问莫斯科时，拜访了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就是当年苏联派驻中国的专家，阿尔希波夫。上世纪80年代末，受当时苏共主要领导人委托，他召集了苏联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了中苏间关系的恶化问题。关于苏中冲突的原因，阿尔希波夫的文件大致是这样分析的。
社会主义阵营形势图
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着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的配置和对比。苏联与中国在政治上互相作用的性质、内容和形式，是由国内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对外政策的诸多因素的复杂机制所决定的。
50年代前期，苏中两国观点、估价和内外政策的一致，以及它们在基本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吻合，首先是因为两国的经济过程与政治制度、经济管理形式和方法及其社会政治生活相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在许多方面采纳了苏联的管理制度，及其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方法与实践。尽管苏中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各有特点，但它们对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实践问题的态度相同，这成了决定苏中在国际领域合作的基本和主导因素。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同西方在政治上尖锐对抗，以及苏中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利益的一致，也促进两国加强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与联盟。中国得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和支持，所以在50年代前期，实际上是在沿着苏联对外政策的轨迹走。毫无疑问，1950年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国际方面和对于两国的合作都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与斯大林
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两国间虽然存在某些复杂化的因素，首先是双方政治和经济往来上的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即“老大哥和小兄弟”关系的状态，但总的来说，两国关系是在全面合作、互利互助的健康基础上发展的。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消除以往积累下来的不平等等令人气愤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苏中合作。苏中军事政治联盟与经济合作，成了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核心与骨干。
5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苏中两国间在许多对内对外政策上产生分歧和进行论战，这无疑是由一些客观因素促成的，但这些客观因素又多次为某些主观因素所加强。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些领导人的性格和特点所加强的。苏中之间分歧产生的土壤，以及并随之造成冲突的客观上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两国的过去历史、革命斗争性质和形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阶段不同，与此相应，两国对政治方针和措施的评价标准、领导干部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也都有差异。
其二，苏中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有很大差别，由此而产生双方优先考虑的对外政策重点有很大不同。这使双方领导人在国际局势的估计、对外政策策略、军事政治措施和反帝宣传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分歧。
总之，截至50年代末，苏中关系总的情况是，苏联已经开始改变其对内和对外方针，而中国则受客观条件等原因的限制，仍在继续沿着先前的方向走，因而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就产生了利益、目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行动上的区别和矛盾，对立与冲突。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苏联和中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只是为出现分歧提供了可能性，但绝不意味着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注定地必然要发生尖锐的政治冲突。如果当时存在一种机制和做法能够使分歧的各方经常进行平等协商，协调在国际领域的政策，尤其能够事先通报情况和协调双方拟定采取的对外政策和行动，苏中之间的冲突本来是可以防止的，或者说至少是可以缓和的。
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所产生的尖锐分歧，要求我们双方，尤其要求苏方，要表现出更大的沉着和耐心、更大的谨慎、更大的灵活和更大的分寸与委婉，甚至在提出和解决有争议问题时做出更大的让步，在高层次内部会谈时更多地考虑中国的特殊利益，不容许诉诸其他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它们对中国领导人施加集体压力，尤其不容许为此而利用诸如收缩经济合作，采取宣传手段和军事手段施加压力。然而，实际上一切都沿着相反的、恶劣的道路走下去了。
50年代后期，苏联方面对于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犯了不少策略性错误和失误。这首先表现为在同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认为苏联在一切方面都是“领导”国家，而中国则是“被领导”国家。形式上，我们承认所有党都是平等的，具有同等的权利，但我们却把中共同其他小得多的、政治上不够成熟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置于同一行列，忽视了中共理应有受到苏共领导特殊关照的权利，并对有必要同中共领导人经常进行平等协商和协调政策估计不足。
苏共和中共关系上具有腐蚀性甚至毁灭性的因素，就是由来已久的在政治上对中共领导的不信任。此种不信任也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无疑中方对于此种不信任是经常感受到的。作为“回报”，中方对于苏联领导人的不信任与疑心也就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加剧。
赫鲁晓夫
如果说是谁“主动”展开公开论战，并把分歧扩大到国际论坛和报刊上，那么在这方面采取决定性步骤的，较大程度上说是苏方，而且是由尼·谢·赫鲁晓夫个人所决定或坚持的。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谢·赫鲁晓夫）总是竭力想“坚决反击”中国人的“特殊观点”与“分裂活动”，为此就先是对中国施加精神和政治压力，然后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中国领导人接受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形式与途径、关于国内国际政策的观念和观点。最初是在个人会见时的谈话中这样做，然后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论坛上这样做，随后又通过采取外交行动和通过报刊这样做，终于展开公开论战，并日趋尖锐。结果，冲突“公开化”，引起全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认为是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基本上也是苏方主动。在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明显失算，过高估计了苏联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而低估了中方抗拒压力的能力。客观地讲，应当指出，在最初阶段，中共和中国领导表现了相当大的克制，但随后则进行抵抗，其规模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情绪越来越激愤。这场逐渐尖锐化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使用宣传和外交手段加以克制已毫无效果，于是促使苏联领导人采用越来越“强大的杠杆”，如经济贸易的、国际政治的、进一步是军事的杠杆，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些步骤越来越扩大了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线。被日趋积极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而且也有被迫对冲突双方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尖锐的斗争扩大到了中国同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关系上，并且扩及世界政治领域。
总的来说，苏方用于影响中共和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其本身就背离了各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健康的同志式关系的准则，因而明显是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采取此种方法，结果是违背了苏联的利益，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中苏两国冲突局面的尖锐化，给中国，也给苏联自身，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包括经济损失，并且引起了国际共运事实上的分裂。苏联在对中国政策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伟大卫国战争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的失败，即同苏联的主要盟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发生了冲突。这给苏联带来了最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苏联专家援华宣传画
从俄国专家学者的反思体现出中国与苏联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苏中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和民族特性不同、国际地位的差异使得双方在国际局势的估计、对外政策策略等方面，拥有重大分歧。而在当时因为种种因素使得这种分歧没有得到好的管控与协调，最终导致了中国与苏联从兄弟般的同盟关系走向破裂，甚至于恶化到刀兵相见。而中苏两国的破裂也对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消极后果，同时也对两国未来的发展历程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实际上，中国跟苏联的友好关系曾使得新中国在建立初期，获得了大量来自于苏联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尤其是援助了大量的专家与管理人才，对于新进入大城市和大工厂，极其缺乏相应经验的新中国早期干部群众来说，带来的帮助是极大的。甚至来说与苏联的同盟对于保证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也起到了相当作用。但最终中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恶化，对中国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十分巨大，它使得新中国的北方军事安全压力剧增，威胁到新生祖国的生存安全，同时也导致了早期新中国外交的局面变得更加艰难。可以说，中苏交恶，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俄国，都是一次双方外交史的不悦之处。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俄关系的改善，双方重新建立了新时代下的友好和互信状态。带着对历史的事实的回顾与反思，对于中俄两国来说，都会更加清楚这种友谊的难能珍贵。
对我们个人来说，从外国学者的反思中去了解这段尘封的历史，理清其中缘由，能够让我们对当初中苏间的外交，和当年国际共产主义形势，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外交情况有更好的理解。
我想，从历史的角度中，我们能更好看懂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另一种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