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鄒嘉驪深情回憶：父親鄒韜奮告訴我“不要怕”
原創作者：艾草
《現代家庭》雜誌社特別授權發佈
1944年7月24日，重病的鄒韜奮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彌留之際，他的嘴唇微微顫動，似乎還有話說，卻怎麼也發不出聲音。女兒鄒嘉驪與大兒子鄒嘉驊默默守護在病床邊，妻子沈粹縝低聲抽泣。沈粹縝遞上筆和練習本，鄒韜奮用盡最後一點力氣，寫下了三個幾乎不成形的字：不要怕。那一年，鄒嘉驪只有14歲，而這三個字支撐著她渡過了一生的難關，成為了她終身的座右銘。
與父親相處的日子短暫而快樂
重慶南路上的萬宜坊低調而優雅，淡黃色的民居外牆搭配紅色的瓦片，窄窄的樓道里，記錄著歲月的變遷。1930年6月14日，鄒嘉驪便出生在這片石庫門新式里弄中。
嘉騮（左）、嘉驊（中）、嘉驪（右）三兄妹在萬宜坊
鄒韜奮一共有三個孩子，鄒嘉驪是老么，兩位哥哥分別是鄒嘉驊、鄒嘉騮，每個孩子的名字中都有“馬”，寓意著他們是鄒家的三匹好馬。而“驪”的意思就是黑馬，恰巧小時候的鄒嘉驪皮膚也是黑黝黝的，所以，她便自詡為爸爸媽媽的小黑馬。
鄒嘉驪與父親鄒韜奮朝夕相處的日子非常短暫，一家五口為數不多的全家福，都是在萬宜坊拍攝的。照片裡，瘦瘦小小的鄒嘉驪還會害羞地抱著鄒韜奮，把腦袋埋在父親的長衫裡。
對於孩子，鄒韜奮特別寵愛，無論多忙，他都會抽出時間陪伴他們玩耍。每天晚上，鄒韜奮都要先逗逗孩子們，然後才去他的工作室，這是雷打不動的。有一回，鄒嘉驪趴在地上哭鬧，怎麼勸都不肯起身，鄒韜奮非但沒有發火，還學著女兒的樣子趴在地板上假裝大哭，滑稽的模樣很快便讓鄒嘉驪破涕為笑。
珍貴的全家合影，左起：長子嘉驊、夫人沈粹縝、鄒韜奮、幼女嘉驪、次子嘉騮
母親沈粹縝是位知書達理的蘇州姑娘，她溫良賢淑，持家有道。鄒嘉驪還記得，過去父親每個月的工資都上交給母親管理，而沈粹縝會按用途將錢裝在一個個信封中，然後按計劃使用。沈粹縝的廚藝特別了得，尤其是紅燒肉，濃油赤醬非常美味，因而在鄒嘉驪的記憶裡，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飯時總是其樂融融的。父親母親經常說笑話，鄒嘉驪和哥哥們總被逗得哈哈大笑。全家的氣氛特別融洽，在當時的上海文化圈裡，鄒韜奮一家就是模範家庭。
顛沛流離的童年，一次次的逃亡
快樂的日子短暫得讓人不忍心細數。從很小的時候開始，鄒嘉驪就不得不經歷與父親分別的痛苦。1933年至1935年，鄒韜奮流亡國外，後來又因為“七君子案”被捕。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1月上海淪陷，鄒韜奮因此離開了上海，與生活書店一起轉移，先到香港，再輾轉到武漢。此後，鄒嘉驪也隨著沈粹縝以及兩個哥哥，沿著這條路線去了武漢。鄒嘉驪的生活便與“顛沛流離”以及“逃亡”聯繫在了一起，每當有危險，總是鄒韜奮先撤離，家人隨後想方設法跟上。
不久之後，武漢也遭遇淪陷，鄒韜奮全家來到了重慶，一家人租了一間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子，擠在一起。重慶的上空時不時響起警報，每當這時，大人們緊張得不得了，但年幼的鄒嘉驪卻並不那麼害怕，相反，她還會跟小夥伴們去撿轟炸遺留下來的彈片和彈頭，把它們賣了換錢。這樣的小插曲，讓小小年紀的鄒嘉驪學會了苦中作樂。
1940 年，鄒韜奮全家攝於重慶，左起：次子鄒嘉騮、夫人沈粹縝、長子鄒嘉驊、幼女鄒嘉驪、鄒韜奮
1941年，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開幕之際，鄒韜奮憤然辭去國民參政員之職，準備秘密離開重慶前往香港。一家五口一起走目標太大，所以鄒韜奮先行離開，而他走後，特務加緊了對沈粹縝的跟蹤和盯梢，要她勸鄒韜奮回來。對於鄒韜奮的動向，沈粹縝守口如瓶，不向特務透露半點風聲。
那個時候，沈粹縝已經秘密策劃起和孩子們一起轉移的事宜。在房東太太的陪同下，沈粹縝一點點將家裡的細軟換成紙幣，而傢俱和日常用品依舊擺放在原處，以迷惑特務視線。
某日清晨，鄒嘉驪和二哥照舊去上學。突然，警報聲響起，住校的大哥接到沈粹縝的電話，立即離校，鄒嘉驪也與二哥一起跑出學校。趁著人們躲避轟炸的慌亂，三個人來到了約好的地點，接著，他們跟隨沈粹縝登上了運輸公司的卡車，成功逃出重慶，趕往香港與鄒韜奮團聚。
原本以為，經歷苦難之後，一家人可以稍微安穩一段時間，但沒想到的是，到了香港後沒多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香港，鄒韜奮全家不得不再次撤離。按照組織的要求，依舊是鄒韜奮先走，沈粹縝帶著三個孩子隨後跟上。
那時的鄒嘉驪還不到12歲，她並不能完全理解一次又一次逃亡背後的原因，以及父母為此所承受的撕心裂肺的痛楚。直到很多年後，當沈粹縝接受媒體採訪時，鄒嘉驪才從母親口中瞭解到了1942年1月那場無奈分離前夕，讓人心碎的一幕。那一天，鄒韜奮和沈粹縝單獨在房間裡，窗外還響著槍炮聲。鄒韜奮含著淚跪在了沈粹縝面前，他握著妻子的手說：“今後我們能見面最好，不能見，你帶好三個孩子，有困難找共產黨。”
1月9日傍晚，鄒韜奮換上一身唐裝，登上了遠行的船隻。上岸後，他躲過重重關卡，翻過幾座山頭，終於於1月13日，抵達了深圳寶安縣白石龍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司令部駐地。
那時，鄒嘉驪還在香港和母親、哥哥們焦急地等待接應。1月中旬，地方黨組織把母子四人護送到西貢，交給護航隊，再由護航隊送到廣東惠陽。這一路，沈粹縝帶著孩子們混在難民的隊伍裡，路過封鎖線時，日本士兵一眼看中了沈粹縝手中的兩條毛毯，他們像強盜一樣伸手便把毯子搶了過去。
那時正是寒冬臘月，毛毯是孩子們唯一禦寒的物品。平常溫柔賢淑的沈粹縝放下矜持，衝到士兵面前，以最快的速度搶回了毯子。為了孩子們晚上不挨凍，偉大的母親將自己的安危完全拋在了腦後。
與父親最後歡聚的日子
沈粹縝和孩子們來到了白石龍附近的陽臺山區，在那裡，他們終於與鄒韜奮團聚了。然而，這卻成為了鄒嘉驪一生中與父親最後歡聚的日子。
陽臺山地勢隱蔽，可以防備日本侵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攻擊。山上新建了兩座人字形大草寮，一座供起居，一座供吃飯休息，鄒韜奮一家便住進了這兩座大草寮中。
那兩個月，是鄒嘉驪最幸福的時光，失而復得的團聚，讓一家人格外珍惜。每天早上醒來，鄒韜奮都會給自己做頭部按摩，接著，他躺在通鋪上做保健操，他還將這套操教給了同寮的友人。
如果天氣好，鄒韜奮就會帶著孩子們一起去小河裡摸小魚小蝦。平時，鄒韜奮斯斯文文的，但只要跟孩子們在一起，他便成了一個愛撒野的大孩子。河水在陽光的照射下，清澈而寧靜，鄒韜奮用手急速撈起魚蝦，一抓一個準的厲害功夫，讓鄒嘉驪一直記在心裡，她眼中的父親如此高大，也如此可愛。
那時候，游擊隊的成員們對鄒家的幾個孩子特別好，他們想方設法找來紅糖片，而鄒韜奮就“騙”孩子們說，這是巧克力。鄒嘉驪和哥哥們搶著把“巧克力”放進嘴裡，那甜蜜的味道，讓她至今回想起來，都覺得好美妙。
在年幼的鄒嘉驪看來，如果能天天如此，跟爸爸膩在一起，那該多好。然而，1942年4月，形式出現急轉，戰事逼近，一家人再一次被迫分離。鄒韜奮先被轉移到了梅縣江頭村隱藏了一段時間，後來又去了蘇北根據地。而鄒嘉驪和母親、哥哥們，則轉移到了桂林。
1943年，身患重病的鄒韜奮回到上海治病，為了照顧父親，鄒嘉驪的大哥先被接到了上海，隨後，心急如焚的沈粹縝也馬上跟了過來。當鄒嘉驪回到上海時，鄒韜奮的病情已經惡化了，一隻眼睛失明，鼻孔中不停流出膿水，被病痛折磨的鄒韜奮，最後只能依靠注射杜冷丁度日。
眼見著父親一天比一天衰弱，傷心的鄒嘉驪與沈粹縝一起去寺廟求籤算命，算命先生給了她們一句話：“等石榴紅的時候，就見分曉了。”鄒韜奮的病房外正好有一小排石榴，鄒嘉驪想，等到石榴紅了，父親的病應該就好了吧。然而，當屋外的綠叢中綻放出點點緋紅時，鄒韜奮卻永遠離開了人世。
“屢勸勿聽”的小妹，成了編書匠
鄒韜奮去世後，留下了口述的《遺言紀要》，其中，他這樣對鄒嘉驪說：“小妹愛好文學，尤喜戲劇，曾屢勸勿再走此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聽，只得注意教育培養，倘有成就，聊為後繼人以自慰耳。”
受到父親的耳濡目染，鄒嘉驪從小就特別愛讀書。鄒韜奮臨終前，希望建立一個圖書館，後來，戰友徐伯昕遵照鄒韜奮的遺願，建立了圖書館籌備組，組員由沈粹縝、鄒嘉驪和徐伯昕的太太胡耐秋組成，他們將徵集來的圖書放在小小的居室裡。
1948年4月，胡愈之與沈鈞儒在香港會見時合影，右起：胡愈之、沈鈞儒，鄒嘉驪
新中國成立之前，這些圖書跟隨著鄒嘉驪一家遷徙到了香港。家裡的大統間裡，隔出了一小間住人，其餘的空間都做成高高的書架。那時的鄒嘉驪正值十六七歲的豆蔻年華，兵荒馬亂沒有辦法去學校唸書，她就在家中登記圖書卡片，然後把書一本一本讀過來。雖然圖書館最終沒能建成，但徜徉書海後的鄒嘉驪卻開闊了眼界，也為她日後從事文字工作打下了基礎。
20世紀50年代，鄒嘉驪在北京
儘管父親勸鄒嘉驪不要步自己的後塵，但倔強的鄒嘉驪一生都在與文字打交道。鄒嘉驪的學歷不高，但她從不自暴自棄，總在暗暗較勁。她當過圖書登記員、門市營業員、校對員、編輯，每換一個崗位，都能學會一點技巧、一點知識。
20世紀50年代，鄒嘉驪在北京
雖然與鄒韜奮相處的時間不長，但在鄒嘉驪的心中，父親是偉大的、勇敢的，父親曾經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影響著她。而對於鄒韜奮的重新“認識”，是從鄒嘉驪的晚年開始，這位“屢勸勿聽”的小妹在文字中一步一步地走近了父親，她更深刻地理解了韜奮精神，也讀懂了父親的畢生追求。
成年後的三兄妹合影，左起：嘉騮、嘉驪、嘉驊
1984年，鄒嘉驪開始著手編輯《韜奮著譯系年目錄》。為了這本書，她四處蒐集資料，一趟趟地跑書店、圖書館，一次次地拜訪鄒韜奮的老友。那個年代還沒有電腦，所有的東西都靠手寫，為了整理素材，鄒嘉驪做了無數張卡片。去徐家彙藏書樓時，工作人員從庫房中取出了散發著濃重黴味的資料，犯著氣管炎的鄒嘉驪不停咳嗽，可她沒有退縮，捂著口鼻堅持翻閱。
1987年，中國韜奮基金會成立，出版《韜奮全集》成為當務之急，鄒嘉驪非常高興地成為了負責人。為了查找更多資料，她需要閱讀和父親關係十分密切的黃炎培所寫的日記，只是，日記的手稿不知所蹤。四處打聽之後，鄒嘉驪得知，黃炎培日記收藏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不外借。經過多方聯繫，研究所同意了鄒嘉驪查閱的請求，於是，她和二嫂朱中英立即趕往北京。十多天時間裡，鄒嘉驪找到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內容，兩個人一個讀、一個抄，雖然勞累，但那份收穫的喜悅，卻讓鄒嘉驪格外開心。
編輯書籍的過程中，鄒嘉驪想到了鄒韜奮過去的稿子經常在送審過程中遭遇扣留，為了找到這些遺落的稿件，她馬不停蹄地來到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在國民黨的檔案中，鄒嘉驪欣喜地發現了11篇父親被查禁、扣留的稿子，一看到父親的筆跡，她便有了溫暖的感覺。
某日，一位女士來到了鄒嘉驪的辦公室，自我介紹是重慶出版社的同行唐慎翔。由於鄒韜奮曾經在重慶生活過，在那裡留下過彌足珍貴的足跡，所以，唐慎翔希望能幫助鄒嘉驪一起蒐集資料。鄒嘉驪拜託她尋找20世紀40年代生活書店在重慶出版過的讀者信箱集《激流中的水花》，唐慎翔回去後不久，便寄來了鄒韜奮為此書寫的《弁言》複印件。對於這份特別的“禮物”，鄒嘉驪感動不已。這些失落了60多年的文稿，都被收錄進了《韜奮全集》中。
1994年鄒韜奮逝世50週年之際，《韜奮全集》問世，14卷，800萬字，鄒嘉驪傾注了近十年的心血，幾十年後，她用文字與父親隔空“相見”。
鄒嘉驪的工作照
完成了《韜奮全集》後，鄒嘉驪又開始編撰《韜奮年譜》。雖然做了30多年的編輯，但此前鄒嘉驪從來沒有編過年譜，到底應該怎麼弄，她心裡一點都沒底。鄒嘉驪參閱了多本已經出版的年譜，然而，這些都無法照搬。難道要停下來不幹嗎？鄒嘉驪的腦海中浮現出了父親在臨終前留下的“不要怕”，正是這三個字，激勵著鄒嘉驪硬著頭皮將一切扛了下來。
由於父親生前沒有留下日記，因此鄒嘉驪必須通過各種渠道，蒐集與父親有關的點滴資料，然後去偽存真，去蕪存菁，由此，比起上一本書，《韜奮年譜》編撰的過程更為艱難。
在《韜奮年譜》中，鄒嘉驪大量摘錄了鄒韜奮著作的精華，真實再現了父親生活和工作中的經歷以及偉大人格，循著父親的足跡，鄒嘉驪走訪了許多地方，她與鄒韜奮的心靠得更近了。
《韜奮年譜》編完之後，鄒嘉驪心臟病與高血壓急性發作，被送進了醫院，醫生甚至還下發了病危通知。鄒嘉驪靜靜地躺在病床上，臉色蒼白，無力說話，朋友們都說，她太勞累了。而那一刻，鄒嘉驪又想起了父親在病榻前離世的情景。
鄒嘉驪用父親留下的“不要怕”與自己的“害怕”較量了一輩子，在無數次的跌跌撞撞中，那個曾經黑黑瘦瘦的小女孩，成為了與文字為伴的“編書匠”。
年逾80的鄒嘉驪在上海的家中
這幾年，她編完了《別樣的家書——宋慶齡、沈粹縝往來書信》後，又出版了《我的文字生涯——循著父親韜奮的足跡》，在編撰過程中，鄒嘉驪克服了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不要怕”成為了她受用終身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