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農民工”
“農民工”，這個帶有歧視性的詞語，不知道從哪一天起成為了那些進城尋找工作機會的農民的標籤。按照人大教授陳享光的話來說，或許把他們稱為進城務工人員更加合適。
他們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而出現，他們的存在是中國特有的，立足於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之上，或許多年以後，在戶籍制度逐漸放開時，“農民工”這個詞語便會消逝。
“農民工”所指代的並非是一代人或是一個地域的人群，而是超越代際的，全國範圍內的進入城市務工人員的統稱，但如今這個群體正在逐漸減少。
正在減少的群體
國家統計局29日發佈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報告顯示，2018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8836萬人，比上年增加184萬人，增長0.6%。農民工增量比上年減少297萬人，總量增速比上年回落1.1個百分點。
從“農民工”從事的產業結構來看，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50.5%從事第二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49.1%，比上年下降2.4個百分點。
其中，從事製造業的農民工比重為27.9%，比上年下降2.0個百分點；從事建築業的農民工比重為18.6%，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
即使農民工從事第三產業佔據的比例最大，但實際上他們所在的崗位以傳統餐飲服務等為主，並沒有太多的技術含量，不需要多少的知識儲備，這導致他們的可替代性很強。
幾乎以純體力勞動為主的農民工的平均工資並不高。農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比上年增加236元，增長6.8%，增速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
以這樣的工資想要在大城市裡生存下來，並養家餬口，他們面臨的壓力相當大。
老齡化與年輕化
農民工平均年齡為40.2歲，比上年提高0.5歲。從年齡結構看，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佔比重為52.1%，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50歲以上農民工所佔比重為22.4%，比上年提高1.1個百分點，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趨勢。
農民工群體的老齡化意味著能夠承受他們所從事的高強度的工作的人越來越少，加上國人本來落葉歸根的想法，在年邁之際回家也是理所當然的。第一批農民工他們所出生的年代正處於整個中國生育的高峰期，他們的老邁和離去，帶來的便是群體總數的減少。
舊人去便有新人來。
據統計，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佔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1.5%，比上年提高1.0個百分點；老一代農民工佔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8.5%。在新生代農民工中，“80後”佔50.4%；“90後”佔43.2%；“00後”佔6.4%。
新人與舊人的交替並不意味著職業崗位的延續，實際上，在大眾口中，新生代農民工吃苦耐勞的精神並沒有老一輩那麼足，他們在新時代思想的灌輸下，更多的是享受當下。
加上新時代經濟的發展，新的工作崗位不斷出現，他們也不斷被分流。
近年互聯網新經濟拓寬了就業邊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傾向於工作時間更自由、且待遇並不比傳統制造業低的新經濟行業。有這麼一組數據：根據艾媒諮詢統計，自2013年到2018年六年間，東莞市蜂鳥騎手數量增長了31倍。
外賣行業興起對就業人口的分流，只是一個縮影。毫不誇張地說，外賣、快遞、直播、網約車等新業態，正在加速搶奪傳統工種的的工人。
他們去哪兒了？
自2011年以來，全國春運客運量增速逐年遞減，從14.1%降至0.33%（2019春運旅客運送量29.8億人次），其中公路客運自2018年以來已經連續兩年維持負增長。
東南沿海從來都是人口流入的區域，但是從前幾年起，人口流入不再只是東南沿海的專利。
傳統的人口流出大省，如安徽、四川、湖南、湖北等，已連續多年告別常住人口負增長的局面。比如，四川在2000年至2010年累計減少193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9.3萬人。但自2011年起，四川常住人口總量開始逐年遞增，並保持較大增長幅度。
其中安徽在中西部省市中一枝獨秀。在2017年，安徽人口淨流入59.3萬人，僅次於廣東與浙江。
來源：國家統計局
安徽人口的迴流除了有農民工返鄉因素外，還與安徽各城市的人才引進優惠政策有關，如合肥、蕪湖、馬鞍山、滁州、亳州、池州、阜陽、宣城等城市都出臺了人才優惠政策。因此，在安徽經濟增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部分製造業向安徽轉移的背景下，也帶來農民工更多的就業機會。
安徽人口的迴流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縮影，這裡有兩個大案例。
一個是富士康的重心從深圳北移到鄭州，鄭州富士康從2010年開始建設，2012年形成規模，人數維持在20萬人以上，到2018年已經是全球最大的iphone生產基地，生產了全球一半的蘋果手機。
一個是重慶，黃奇帆主政重慶期間，大規模的促成了沿海消費電子製造業轉移到重慶，重慶一舉成為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製造基地。
別開生面的搶人大戰
人才對於城市的發展至關重要，但想要人才首先你得要有人才行。
去年在各大省市紛紛開啟搶人大戰，各種吸引人才的優惠政策層出不窮，其中不乏一些中部發展的較好的省會城市，他們甚至把落戶條件放寬到中專層面。
瀋陽則早在去年就宣佈，中專生及以上學歷人員都可零門檻落戶。這是一種必然趨勢。在人口紅利式微、勞動力數量減少的整體變化下，“人口”比“人才”的價值更加突出。
隨著經濟發展，大城市由於種種優勢，其發展速度遠非其他二三線城市可比，由此馬太效應逐漸凸顯，大城市的虹吸效應也在增強。二三線城市跟著跑在大城市前頭或許還可以吃口肉，但要是落在大城市後面可能湯都喝不到。
如今消費對於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但消費的前提是人，人口基數對市場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三線也想將自己的人才引進政策只對準中高端優秀人才，但是現實並不允許。
與其跟風追求“人才”，不如率先取消落戶限制，優先做大城市的人口總量。
在今年就已經出現了好幾起城市放寬政策吸引人才和人口的例子，比如呼和浩特的半價買房，寧波的60萬購房補貼，以及身處大灣區的廣州進一步放寬落戶條件，只需要連繳半年社保即可落戶。
如今高段位的玩家都開始放下身段加入戰局，可見人的重要性。
生活困局
東部地區農民工工資水平的優勢難以彌補一線城市高房租。
自2013年以來，農民工工資增速開始逐步下滑，東部相較於中西部工資水平的優勢在逐漸減弱。同時，37%的外出農民工通過租房解決住宿問題，一線城市不斷上漲的房租以及較高的消費水平，對沖了東部地區的工資優勢，這也是驅使農民工返鄉就業的重要原因。
在進城農民工中，38%認為自己是所居住城鎮的“本地人”，與上年持平。城市規模越大，農民工的歸屬感越低。在500萬人以上大城市中，該比例僅為16.8 %，比上年下降1.9個百分點。
在隨遷兒童教育方面，報告顯示，3至5歲隨遷兒童入園率提高，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兒童在政府支持的民辦學校就讀比例提高，但本地升學入園難、費用高問題尚未解決。
相對較高的工資，相對更高的消費，加上大城市需要經濟轉型，適合他們的公種在將來勢必會逐漸消失，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出擊。負擔著養家餬口重擔的農民面對自己所處的局勢很清醒。
結語
農民工的逐漸減少對於東南沿海的大城市來說意味著經濟轉型正處於進行時，而對於中西部的二三線城市來說確實發展的好機會，如果能夠抓住這一批人口流量將會迎來一波比新的增長期。
對於農民工來說，大城市從來都不是他們心目中理想的逗留地，在他們心裡這只是一個賺取養家錢的好地方，但是這無礙他們“城市的建設者”的美稱。他們將青春和血汗奉獻給了城市，理應受到尊重，但事實上，他們卻是社會的最底層。
對於農民工來說，他們會不會被奮鬥過的城市記住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是否承擔起了養家的重擔，但多少農民工的孩子因此成了留守兒童。
這是經濟發展必須承擔的。或許留守兒童會越來越少，農民工也將越來越少。
如果對一個200年前的人說，有90%的農業崗位將被消滅，對方會覺得糟糕透頂。
可是時代總在變化，世界終究向前發展，農民工在消失可是更多的職業在生長，我們終究都要適應這個新的偉大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