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全球財富管理論壇
作者邢自強為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4月10日出席全球財富管理論壇2020年第三次研討會併發言，圍繞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中國經濟恢復中遇到的瓶頸及如何應對，以及產業鏈搬遷趨勢等問題發表觀點。
疫情進入第二階段：公司分化、國別分化
目前全球新冠大衰退進入了第二階段，從金融海嘯到實體衰退。第一階段，即對全球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擔心階段已經過去，這主要跟主要央行及時出手有關。現在進入第二階段，大封鎖大停擺，各國要去迎接實體經濟本身的衰退。這當中，財政政策作用只是緩解在衰退期間個人和企業的痛苦，但並不能夠避免衰退。與第一階段的全球金融市場恐慌拋售比起來，第二階段應該是一個公司分化、國別分化的階段。認同之前幾位嘉賓講到的，現在不是不分國別、恐慌性拋售所有資產的時候，而是大家要去分辨，哪些資產負債表比較脆弱的公司和國家在受到考驗時成為多米諾的骨牌。這個過程中，儘管美國央行大幅擴表，其財政赤字也陡增，但是好在它有鑄幣稅，所以並不擔心未來還貸的壓力。相反，沒有儲備貨幣地位的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拉美、中東歐和東南亞的一些經濟體，反而有可能在這次危機中面臨“三殺”局面：既受到疫情的經濟衝擊，原有資產負債表的弱點暴露，再加上匯率貶值。
本輪因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更甚於08年全球金融危機。突出的特點是衝擊來得快，下跌時呈現深V型。大摩預計，美國經濟在2季度年化萎縮近40%，歐洲經濟的萎縮幅度也超過30%。僅僅在單個季度所造成的全球經濟總損失，已經相當於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四個季度累計造成的總損失。並且，由於三季度之前疫情能否受控並無把握，下半年的復甦力度也高度不確定，難以是V型。從經濟總量上看，則是U型恢復，歐美可能需要接近兩年才回到疫情之前的生產總值水平。
中國外需受到重大沖擊，內需恢復遇阻
由於全球市場受到疫情的巨大沖擊，外需持續疲軟，將給中國出口和就業帶來二次衝擊。依據歷史上出口對全球經濟的彈性估計，今年中國出口增速可能被下拉20個百分點，加上對於就業和收入的傳導效應，拖累GDP增速3個百分點。出口在2季度的衝擊將尤為明顯，因海外各國的隔離措施在三月中下旬先後依次升級，中國對其出口增速將依次顯著放緩。
國內方面，經濟復甦的瓶頸逐漸從初期的供給側轉移至需求側。過去一個半月的工業復工進展斐然，工業產能從2月底僅僅相當於正常時期的40%，恢復到3月底的90%以上。大多數服務行業的供給復甦較快，部分服務場所的開店運營率已達正常水平的80%，4月底有望達到90%，6月將大致恢復至常態。然而，新冠疫情的衝擊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挑戰從生產端轉向了需求端。過去兩週，電煤消耗量停滯在春節前的80%左右，繼續改善的步伐似乎受阻，原因很可能是海外疫情持續惡化導致的外需走弱，製造業丟失出口訂單的報道近來頻現報端。服務業的需求側復甦更舉步維艱，至3月底，可選消費類服務僅恢復到正常水平的不到60%，而完全恢復正常或許要延遲至三季度。
穩就業和紓困應是當前政策重點
中國的政策迴旋空間比較大，但到目前為止，政策出臺較為剋制謹慎，似乎數目字的量級上不及歐美國家。其中的原因包括：第一，前期疫情的影響主要是一個供給衝擊，在沒有復工的情況下，刺激需求是隔山打牛。第二，此前疫情尚未全球大蔓延，而目前成為一個全球經濟大危機，所以對經濟政策的量級也要有不同的認識。我認為，接下來中國會顯著加大紓困政策的力度。當前各位嘉賓提出的包括要素的改革、城市化土地供給的改革、城市群戶籍落地等，這些改革的方向非常正確，但是它們是中長期的改革，很難代替應對危機亟需的紓困政策。
目前的當務之急是穩就業並出臺針對個人和企業的紓困政策。根據我們的分析判斷，現在的摩擦性失業人口可能已經達到勞動者的10%，這是根據工廠開工、服務業開業的水平判斷，工廠大概9成左右開工率，服務業7-8成左右開工率。還有亞失業人口，規模也與摩擦性失業旗鼓相當，亞失業指的是由於目前需求不足，工作時長可能有所減少，計件工資也會下降。這意味著就業壓力是自1990年代末國企改制以來，最為嚴峻。儘管當前失業主要是短期摩擦性失業，但能否避免這些人群轉變為結構性失業，取決於紓困政策能否保持中小企業和個人在衰退期間不產生“滾雪球”的影響而引發斷供、徹底失業。
可以參考歐美和東亞企業經濟體出臺的針對個人和企業的紓困政策，用國家的錢和準財政的錢，為個人和企業在經濟停擺時期的損失買單。我把它總結為“三免一退一發”，“三免”即免租金、免利息、免社保繳費；“一退”即退回去年的所得稅；“發”是發放現金補貼或者消費券。
根據今年全球衰退衝擊的幅度、和社交疏離的新常態來判斷，如果想要今年經濟增速保持在1%-2%，穩住就業，可能接下來需要的國債增髮量（特別國債加上地方專項債），比去年要增加4萬億以上。如果把4萬多億增發的國債大部分用在對個人和企業紓困方面，出手“快、準、狠”，可能我們就可以渡過這場“暴風雪”，而這一過程伴隨著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做深做大本幣國債市場，真正地讓人民幣成為避險資產，發揮中國在全球負利率時代的穩健性。
跟過去幾輪經濟週期比較，當前中國坐擁全球最發達的數字支付體系和完善的稅收徵繳系統。無論是進行企業退稅或者對個人精準發補貼的具體執行能力，都比其他國家強，可藉助這一優勢，紓困反哺企業和個人，共渡難關。宏觀經濟政策可以考慮明確今年主要目標是“穩就業和紓困”，而非設置較高的GDP增速目標，從而引導好預期。
產業鏈搬遷或放慢而非加快 中國優勢與韌性仍存
當前擔心疫情引發外商直接投資撤離、產業鏈搬遷之聲不絕於耳。 但從商業角度看，這次全球大衰退，實際上在短期內可能會放慢企業界自貿易摩擦以來產業鏈的搬遷趨勢，而非加快。原因有二：一是搬遷意味著新投資，但全球衰退陰霾下，企業在海外投資設新廠的意向紛紛被延期；二是以TMT產業鏈為例，不少在多國都有佈局的龍頭企業，經歷了本輪疫情“中國先進先出”，但海外工廠則正身處蔓延的第二波，何時受控則仍難料。中國復工復產的效率，進一步驗證了其製造業產業優勢。
中國產業鏈存在優勢與韌性，將使得全球跨國企業產業鏈搬遷成為一部慢動作電影，而非一蹴而就。首先，全球產業鏈當前的分工複雜程度遠甚於本世紀初，供應鏈調整勢必耗時長、難度大、成本高。 其次，中國充足的勞動力供給、發達的基礎設施和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促使跨國企業產業鏈聚集，其規模效應難以被迅速替代。當前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出口的份額大概為18%，相當於中國以外整個亞洲新興市場的總和。產業鏈要搬往別處，可以接納這個體量的經濟體選擇少之又少；如果四散在各國，則徒增物流成本和削弱聚集效應，反而有悖於搬遷的初衷。第三，中國研發能力也日益提升。一些歐美企業選擇在中國佈局，主要看重中國的研發能力。
對內加快改革 對外加大開放 吸引跨國企業“在中國，為中國”
至於長期來看，所謂“逆全球化”趨勢，其實無論海外風雲變幻，中國要做好自己的事，這就是通過城市化改革和數字基建，發掘內部潛力；同時加大對外開放，吸引跨國企業“在中國，為中國”。首先，國內消費市場潛力依然較大，下一階段的城市化2.0有助於進一步推動這種潛力釋放。如能落實戶籍土地制度改革，輔以數字化基建，推動城市群集聚效應，未來5-10年中國有望形成5個人均人口1.2億的超級都市群，規模相當於五個日本，本地市場的吸引力將推動對華FDI有進有出，而非一邊倒。其次，大摩的調查顯示，企業認為下一階段的產業更依賴數字基建，而當前中國恰巧正在5G、數據中心、IoT等新基建上加速。倘若數字基建成為疫情後世界的必備，未來中國的商業基礎設施或許優勢得到加強而非削弱。
但是，供應鏈的剛性和上述諸多優勢並不意味著中國可以高枕無憂。相反，亟需居安思危，落實改革開放措施來夯實對於全球產業鏈和高水平外資的吸引力。第一，加大開放力度，按照已宣佈的路線圖，在諸多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放寬市場準入和股權比例要求，實施公平透明的競爭性政策，產業政策對中外企業一視同仁。第二，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顯著提高侵權的懲罰力度。這樣不僅能增強對高水平外資的吸引力，同時考慮到中國民營企業如今逐步積累了可觀的知識產權和專利，加大保護力度也符合中國自身產業升級的需要。
（本文根據嘉賓發言和近期觀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