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清
2020年11月，信用違約潮出現，華晨、永煤、紫光接連“暴雷”。2014年3月“超日債”實質性違約以來，債券市場違約已經屢見不鮮。此次債券違約潮之所以引起高度關注，是因為此次違約的是真國企、真校企。
我們在2014年提出中國債券市場違約路徑：“從民企到國企，從中小企業到大企業，從產業到城投”，目前信用債市場中，僅剩城投債尚無實質性違約。
預期“子債母償”本質仍是剛性兌付思維
2019年中民投、北大方正債券違約引起廣泛關注，當時市場總結的一個重要經驗是：要審慎識別股東背景，對於打著國企、校企背景幌子的企業要非常謹慎，要投資真國企、真校企。
今年這次違約潮則再一次顛覆市場認知：真國企、真校企同樣可以違約。
我們認為，區分是否真國企、真校企，本質上還是在“剛性兌付”的怪圈打轉——不是放棄剛性兌付，而是尋找剛性兌付的邊界。
母公司一直是市場衡量債券違約可能性的重要參考，而此次事件表明，母公司和子公司確實是兩個不同的法律主體，指望“子債母償”實際仍然是剛性兌付的思維方式。
評價違約可能性，一方面要看償債能力，一方面要看償債意願。本次違約潮，普遍認為是償債意願的問題，因此導致信用評級無效，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實並不嚴謹。
事實上，無論是華晨、永煤，還是紫光，發債主體資質都很明顯是不好的，也就是償債能力本來就存在問題，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償債意願其實是母公司的償債意願，也就是期望能夠“子債母償”。
期望“子債母償”本質上還是剛性兌付的思維方式。從法律層面講，子公司和母公司是兩個法律主體，除非債券發行由母公司擔保，否則本來就不應當指望母公司償還子公司債務。
子公司經營不善，母公司放棄子公司，子公司違約乃至破產，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問題出在，市場認為，如果母公司是國資、高校，那麼就一定會兜底，這很難說不是市場自身的問題。
此次違約潮之後，市場的反思是什麼呢？部分機構一刀切不投河南國企，部分機構一刀切不投產能過剩國企，甚至還有不投曾在某特定省份任職的官員管轄的國企。這種一刀切，本質上還是剛性兌付的思維，即只要不是河南、不是產能過剩、沒在某特定省份任職，就仍然會剛性兌付。
這與上一輪中民投、北大方正違約潮總結的不投假國企、假校企相比，實際沒有任何的根本性變化，只是在繼續尋找剛性兌付的邊界，本質上仍然是“信仰投資”。
債券投資應當由“信仰投資”轉變為“專業投資”
剛兌信仰投資是讓投資者曾經著迷的戀人“綠蒂”，現在要失去了，到底投資人是該“自殺”還是“自救”？
“自殺”就是沿著剛兌老路走下去，越走越窄，最後走到絕路。另一種就是“自救”，真正按照大資管新規的精神，走專業投資人新路。當然，這意味著巨大的辛苦和投入，不再是閉著眼睛都能做投資的時代。
第一，要徹底拋棄剛性兌付思維方式，信用債之所以被稱為信用債，是因為信用分析是其中的關鍵，違約是一定可能出現的，不違約的是利率債。一方面吃著信用債的高票息，一方面指望其像利率債一樣永不違約，不想承擔高風險，只想獲得高收益，哪裡有這種好事可以長期存在？
第二，要回歸判斷髮債主體的違約風險和債項違約風險。當前的信評中，總有一項是分析股東背景，並給予相當的權重，而按照法律合同關係，股東背景實際跟債券是否違約沒有必然關係。事實上，擔保都是可能違約的，更何況沒有擔保的股東。未來應當更關注發債主體的償債資質，這意味著國企分化將顯著加劇。
第三，對於惡意逃廢債、財務造假等應當堅決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在打破剛兌的大背景中，不排除部分發行人利用這一大環境，故意逃脫償債責任，甚至使用財務造假等方式，虛假抬高自身財務資質，投資者應當利用法律武器，堅決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信用違約潮下的政策建議
第一，應當堅持市場化的原則。市場化必然要求打破剛性兌付，因此監管可以組織協調債券違約後的相關事項，以維護市場秩序、避免市場情緒失控，但是不應要求違約企業特別是母公司剛性兌付，不能以保護投資者損失為第一原則，否則無疑將進一步強化剛性兌付信仰，對於打破剛性兌付的大方向不利。
第二，應當從信息披露的角度加強監管和處罰力度。監管的重心應當是確保發行方和投資方的公平交易，其核心就是要求發行方充分披露真實信息，同時對財務造假等行為作出嚴厲處罰，這種處罰不僅針對發行主體，還應當針對具體的責任人。
第三，應當尊重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客觀現實，避免出現惡性循環。國企分化已成必然，未來城投平臺分化也將加劇，甚至地方政府分化也難以避免，地方財力弱的地區無疑將承擔更高的融資成本。地方財力弱是由於很多歷史和國家發展戰略原因導致的，如果由於市場化導致地方財力弱的地區發展更困難，並不符合公平原則，與共同富裕目標相悖。
（作者為中航基金首席經濟學家）
